欧洲文学史-第6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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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她为了自己和女儿的生存，被迫沦为娼妓。当马德兰知道这一情况时，芳汀已经病入膏盲。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马德兰答应负责抚养她的女儿。
在蒙特猗城，唯一敌视市长的是警官沙威，他一直怀疑马德兰就是他当年看管过的犯人冉阿让。有一次官方抓到一个窃贼，狱中两个老犯人错误地咬定这个窃贼就是失踪已久的冉阿让，法庭就要给他判定终身流刑。马德兰不愿嫁祸于人，毅然前去自首。当时法官不敢给他定罪，警官沙威却不肯放过，于是冉阿让又被投进监狱，但不久他又越狱逃跑。
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冉阿让路过孟费郿村镇，认出了在德纳第家备受虐待的珂赛特，便把她赎买下来，当作自己的女儿来抚养，住在巴黎郊外一所古老的修道院里。
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反对路易—菲力浦政权，冉阿让参加了起义的巷战，并极其英勇地从阴沟中救出在战斗中受伤的共和主义者马吕斯（珂赛特的爱友）。这时沙威也混进街垒。他被起义者抓住，而冉阿让却把他放了。沙威深受感动，他思想里发生矛盾，不能继续执行逮捕冉阿让的司法职务，遂投河自杀。
不久，马吕斯和珂赛特结了婚。冉阿让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实，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了马吕斯。马吕斯不能理解他，反而认为他是一个一贯犯法的坏人，对他日渐疏远。后来马吕斯间接了解到冉阿让一生行事的难能可贵，痛悔自己态度粗暴，马上和珂赛特一起去探望他。这时他已病重垂危。但是在临终前能得到一对青年人的谅解，使他感到莫大的欣慰。整个故事是以冉阿让对米里哀主教的回忆而结束的。
《悲惨世界》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苦阶层的不幸，也集中表达了雨果在过去许多作品里已经提出的“仁慈”、“博爱”可以杜绝邪恶，改革社会的人道主义思想。冉阿让因饥饿而犯罪，资产阶级法律对他的不公平的惩罚，使他变得凶狠粗暴，敌视社会；可是当主教用道德感化他时，他却变成了一个乐善好施、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沙威是统治阶级的忠实鹰犬，后来也为冉阿让的“宽大”、“仁慈”所感动，“天良”发现，投河自杀。雨果力图通过这些事例，说明作为“仁慈”化身的米里哀主教精神的伟大以及企图用刑罚来消除社会罪恶的资产阶级法律之无用。雨果宣扬“仁慈”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是提高个人道德、化罪恶为善良和医治社会灾难的根本途径，而资产阶级的严刑峻法，依他看来，非但不能杜绝邪恶，反而使“人性”愈益败坏。
尽管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也歌颂战斗，赞扬革命，用许多篇幅去描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和共和主义英雄形象（如八十岁的老翁马白夫，十一岁的流浪儿伽弗洛什等），但在雨果思想中，革命斗争只占次要地位，主要的仍然是人道主义原则。这个原则的实质是阶级调和论，它能麻痹和瓦解被压迫人民的斗志，使他们照旧处于被怜悯的地位，而无损于资产阶级的统治。
雨果在流放期间还写过长篇小说《海上劳工》（1866）和《笑面人》（1869）。前者歌颂海上渔人战胜自然的顽强斗争，后者描绘十八世纪初英国贵族的腐化残暴。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政权崩溃，雨果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回到法国。在反对普鲁士默武主义的斗争中，雨果一方面呼吁法国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另一方面也大力呼吁德国人民起来反对普军的侵略罪行。1871年发生了巴黎公社起义。雨果最初反对起义，认为国难当前，不应发生内战，对凡尔赛分子和巴黎公社双方均有所谴责。公社失败后，他却毫无畏惧地站出来为遭受残酷迫害的公社社员辩护，呼吁赦免公社全体社员，并让流亡的公社社员在比利时首都他的住宅里避难，但是雨果并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他只不过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受迫害的人们表达他的同情心和正义感罢了。1872年发表的《凶年集》，反映了雨果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全部思想感情（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其中最好的作品，是那些谴责普军暴行、激励爱国热情的诗篇。
1874年，他发表了充分体现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九三年》，其中描写的是1793年共和国军队镇压旺岱地区反革命叛乱的故事。雨果在这里热情地歌颂共和国军队的英勇战斗，但又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错误观点。司令官郭文私自放走了反革命头子朗特纳克侯爵，因为后者是在逃跑时为了从火中救出三个小孩而被捕的。郭文这一行为违反革命的利益，因而被送上断头台。但是执行死刑的政务委员西穆尔登，由于思想里发生矛盾，也在郭文被处决的同一瞬间开枪自杀了。
在无产阶级已经显示了自己的伟大力量的年代，雨果宣扬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日益失去它的进步性。
欧仁·苏（1804…1857）是法国十九世纪中叶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揭露了这个时期法国社会的种种弊端，描绘了下层人民的贫困状况。1842年发表的《巴黎的秘密》曾引起强烈的反应。这部小说写德国封建王公的儿子鲁道夫同一个英国没落贵族女子相爱，生下一个女儿。后来女方改嫁，把女孩托给公证人抚养，以后这女孩就下落不明了。鲁道夫为寻访女儿，周游世界，在巴黎下层社会乔装巡行，进行拯救“堕落灵魂”的道德感化事业。最后他发现妓女玛丽花就是他的亲生女儿，他把她救出火坑，带回德国。在鲁道夫的感化下，玛丽花终于皈依上帝，进了修道院并死在那里。
这部作品写了巴黎的监狱、病院、酒吧间和强盗窝等等下层社会。作者以同情态度描绘的穷人生活，具有很强的揭露性。恩格斯在《大陆上的运动》一文中肯定它说：“这本书以显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但在如何拯救这个世界的问题上，作者却开出了“慈善家”的药方，因而受到傅立叶主义者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推崇。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巴黎的秘密》作了精辟的分析批判。他一方面肯定这部小说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也指责欧仁·苏所宣扬的以阶级调和、道德感化等来改良社会的措施，以及对人民革命力量的鄙视。这些正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哲学”具有同样反动的实质。
除了《巴黎的秘密》以外，欧仁·苏的重要作品还有《流浪的犹太人》和《人民的秘密》。
普罗斯贝尔·梅里美（1803…1870）出生于一个画家家庭，曾在大学攻读法律。1822年他认识了司汤达，把司汤达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1825年，他发表《克拉拉·伽索尔戏剧集》，共收短剧八种，假托为一个西班牙女演员的著作。这部作品谴责教会僧侣的狂热和伪善，揭露查理十世的腐败无能，反对复辟王朝压迫西班牙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宣扬了个人自由。1828年出版历史剧《雅克团》，描写十四世纪法国农民起义，用来影射二十年代末法国的反封建斗争。作者虽然指出农民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认为农民是反封建主力，但又把他们看成乌合之众。在结构方面，他吸收了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些特点，如社会各个阶层人物的出场，场景的变换和多样化。在司各特影响下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1829）以十六世纪法国天主教迫害和屠杀新教徒为题材，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但和《雅克团》一样，也反映了不相信人民群众和害怕人民革命的情绪。
从1829年起，梅里美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铁奥·法尔哥尼》、《费德里哥》、《一场赌博》（以上均收入《镶嵌画集》，1833）、《嘉尔曼》（1845）和《高龙巴》（1840）。这些作品有的取材于历史，有的取材于当代社会，有的取材于异域远方，并常用寓言形式，歌颂“尊严”、“荣誉”、“自由”、“良心”、“善良”、“义务”，用来对照和批判法国当时现实社会中的自私、虚伪等现象。正面人物被赋予一些“原始的”特点如残酷、横暴、报复心理、纵情等，作者认为这些比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下的“文明”要好些。他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美化了远方异域的“朴实”、“善良”的宗法关系，例如法尔尼因为独子贪利出卖了一个逃亡者而亲手把他杀死，以维护宗族的荣誉。赌徒费德里哥看到另外十二个赌徒由于输在他手下，以致铤而走险，被官军钉害，他为此忏悔，拯救了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最后进入天堂。嘉尔曼放荡成性，凶残狡黠，因为她爱上了另一个男子，决心抛弃她的情夫，宁可被情夫杀死，也不改变她的意志。作者却把这样一个女子美化成为追求自由的正面形象。梅里美这些小说都是用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或理想化了的宗法社会道德为武器，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批判的。
居斯达夫·福楼拜（1821…1880）生于法国北部诺曼第省的卢昂。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1845年父亲去世后，福楼拜在卢昂附近居住，在那里写出了他所有的重要作品。
福楼拜青年时期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1856年发表的《包法利夫人》是他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体现了巴尔扎克提出的小说家必须面向当代生活的创作原则。女主人公爱玛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专门训练青年女子进入贵族社会的修道院寄宿学校受到 教育，在那里受到脱离实际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头脑里充满了无名的感伤，幻想过浪漫主义小说中所描写的恋爱生活。结婚后，由于对丈夫包法制医生的平庸和整个外省的庸俗、狭隘、丑恶的市民生活不满，她向往浮华的上流社会，和当地一个小地主私通，既而又和一个律师的秘书发生关系，终至负债累累，服毒自尽。
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福楼拜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法国外省贵族、地主、市侩、高利贷者的丑恶面貌，同时也尖刻地讽刺了包法利夫人的浪漫主义幻想。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包法利夫人的堕落应由社会负责。正是修道院寄宿学校中的贵族教育、当时风靡法国的消极浪漫主义小说、贵族地主社会的纨绔子弟以及庸俗卑劣的小市民，使包法利夫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药剂师郝麦，是法国外省市民阶层的代表。他自私自利，庸俗虚伪，但他却被称为社会先进分子，志满意得，荣获了十字勋章。这部小说发表后触怒了当时的统治阶级，他们曾经以有伤风化的罪名对福楼拜提出控告。
《萨朗波》（1862）是一部历史考古小说，描述公元前三世纪迦太基雇佣军起义所引起的战争。为了写这部作品，作者除了到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去游历以外，还阅读过数以千计的有关书籍。小说中的写景场面非常出色，而且是和情节相结合的。福楼拜在这里严格地采用他所一再强调的“冷静的、客观的”创作方法，力求避免作者的主观热情渗透到作品中去。
《情感教育》（1869）是福楼拜第二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一个青年的感情生活，广泛地反映了1840到1851年的法国社会。主人公弗雷德利克·莫罗是一个意志薄弱、耽于梦想、对万事都缺乏进取心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在政治上同在爱情上一样，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在革命动荡的年代，灰溜溜地过了一生。莫罗是时代的产物，福楼拜通过他的命运，谴责了资产阶级社会对青年人的不良影响，它使他们意志瘫痪，成为废物。但这部小说在叙述1848年革命的那些章节里，也反映出作者对人民群众的鄙视，对革命运动的恐惧和对人类前途缺乏信心，这说明在福楼拜的思想中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
1874年，福楼拜发表《圣安东的诱惑》最后的定稿。在他这部从青年时期就动笔的以宗教传说为题材的小说里，也充满着对人类命运的怀疑和悲观情绪。福楼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布华尔和贝居舍》，在他死后发表于1881年，写两个小职员从事科学试验终于失败的故事。作者一方面讽刺资产阶级的病态文化，另一方面又坚持他那认为真理是不可能获得的宿命论观点。除了上述几部长篇小说以外，福楼拜还写过短篇小说《淳朴的心》、《希罗迪娅》和《圣朱利安传奇》，1877年用《三故事》的名称出版。
福楼拜非常重视艺术形式，在小说的结构、意境、词句和文章节奏等方面都反复推敲。他还特别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