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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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2月25日演出他的《欧那尼》。剧本叙述16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欧那尼为父复仇、同国王抗争的故事，但是其中的反封建思想很不彻底。剧中国王卡尔洛先是一个暴君，后来又成为开明皇帝；强盗欧那尼原来和国王势不两立，当面斥责他暴虐无道，后来又和他妥协，感恩戴德。主要人物具有骑士精神，封建社会的荣誉观念在这里受到赞扬。作者一方面对封建暴君，又一方面又赞扬封建道德，歌颂开明皇帝，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乱。正是这个时期雨果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反映。不过尽管如此，剧本所包含的反封建暴君的主题，仍然反映了1830年七月革命前夕反对复辟王朝斗争的迫切性和尖锐性，因而剧本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同时在表现形式方面，雨果一反古典主义戏剧的惯例，大量采用奇情剧的手法，如乔装、密室、毒药、宝剑等，以加强舞台效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欧那尼》都体现了《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的艺术必须从古典主义“解放”出来这一原则。
雨果热情地迎接七月革命。他在《致年轻的法兰西》（1830）中赞扬革命的胜利，又在《赞美诗》（1831）中歌颂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战士。
1831年发表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的巴黎。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追逐吉卜赛卖技女子爱斯梅拉达，他的“爱”实际上是在道貌岸然的外表掩盖下的罪恶的情欲。圣母院撞钟人驼背的伽西莫多也爱慕爱斯梅拉达，他虽然外形丑陋，他的爱却是“全心全意”的，雨果把伽西莫多写成一个“忠诚”、“勇敢”、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雨果在这里宣扬了“爱情”和“仁慈”可以创造奇迹、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人道主义思想，但同时也对中古教会的黑暗和罪恶进行揭露。孚罗洛一面宣扬禁欲主义，一面对爱斯梅拉达产生邪念，并因劫持未遂而加以陷害，将她置于死地。
既体现中古艺术成就、又体现中古基督教偏见的巴黎圣母院，在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十五世纪巴黎的心脏，同时也是小说情节线索的集结点。书中对教堂钟声所作的淋漓尽致的描绘，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钟声使全城活跃，使遭人唾弃的撞钟人伽西莫多暂时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
在小说中，作者还描写了巴黎无产者的武装暴动。雨果看到，这一群被封建社会唾弃的人不仅是反对法官和领主、而且是反对国王路易十一本人的一支力量。国王为法国的统一而同法官、领主作斗争，但又敌视人民群众。小说虽然充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但较之剧本《欧那尼》，具有更为明确的反封建倾向。讽刺的锋芒不只是指向封建贵族，也指向作为封建势力的重要支柱的天主教教会。
1831年，雨果发表《秋叶集》。在这本描写家庭生活和个人心情的诗集里，作者仍然写出了像《朋友，最后一言》这样的诗篇，肯定诗歌的战斗任务，宣称要用刚毅雄健的音调代替柔和平静的歌唱。1832年演出剧本《逍遥王》，演完头一场即被禁止，因为剧本揭露了十六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及其宫廷的荒淫无耻。中篇小说《穷汉克罗德》（1834）是60年代完成的长篇社会小说《悲惨世界》的前奏，雨果在这里提出工人因贫困而犯罪的问题，幻想通过道德教育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从1835到1840年，雨果出版《黄昏之歌》、《心声集》和《光与影》三部诗集，描写社会政治主题的诗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剧本《吕伊·布拉斯》（1838）通过历史题材，对七月王朝统治集团进行抨击。三、四十年代雨果作品中的揭露性和抗议性不断增强，这是和七月革命后法国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有密切联系的。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雨果这时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幻想调和各敌对阶级，寻找君主制和民主制合作的可能，这就导致他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和七月王朝的妥协。他在1841年发表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的演说，1845年被接纳为贵族院议员；同时，他作品中的某些神秘思想和悲观情绪，显然也是和他的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分不开的。1843年《卫戍官》上演失败以后，作为一个作家，雨果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848年革命后，特别是1851年拿破仑三世政变后，他的创作才又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阿勒弗莱德·缪塞（1810…1857）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早年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顽皮孩子”，中年以后对人生和社会问题表示关怀。他的第一部诗集《西班牙和意大利故事》（1830）着力鼓吹狂暴的热情，描写荒唐的事迹和奇异的地方色彩，但同时也对这些时髦题材持一种讽刺态度。诗集《坐着扶手椅观剧》（1832）对异国情调和感伤主义的讽刺更为突出。
1835年，在和女作家乔治·桑的感情破裂后，缪塞写了《四夜组诗》，诗中充满颓废思想。
1836年发表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是一部自传性小说。作者在主人公沃达夫的形象中描写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个感染“世纪病”的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按照作者的解释，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和对拿破仑英雄主义的幻灭，是产生沃达夫的怀疑和忧郁的社会根源。在分析这种根源时，缪塞表达了二十年代法国知识青年对拿破仑的怀念和对僧侣当道的复辟王朝的不满。
缪塞还写过一些剧本（《喜剧与格言》），其中有的取材于历史，有的取材于民间故事和日常生活，一般都以恋爱心理描写为主要内容。
积极浪漫主义小说家乔治·桑（1804…1876）原名露西·奥朱尔·杜邦，是拿破仑时代一个军官的女儿。乔治·桑从中学毕业，就对政治、文学和舞台艺术发生浓厚的兴趣，尤其崇拜卢梭的学说。她18岁时和杜德芳男爵结婚，因婚姻不幸，九年后离家出走，到巴黎从事文艺创作。1832年发表《印第安娜》，获得很大的成功。接着她又写成《华伦蒂纳》（1832）、《莱莉亚》（1833）、《杰克》（1834）等小说。这些小说的中心内容，都是写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妇女命运问题。作者从人道主义出发，反对阻碍妇女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揭发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乔治·桑在争取妇女婚姻自由和社会会地位的同时，也歌颂爱情至上的思想。
四十年代，乔治·桑认识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拉曼奈（1782…1854）和彼埃尔·勒鲁（1797…1871）等人，并积极参加他们的宣传活动。从这里起，乔治·桑在创作上便从“个人问题小说”转入“社会问题小说”，写了《周游法国的旅伴》（1840）、《安吉堡的磨工》（1845）、《安多亚纳先生的犯罪》（1847）等作品，其中的正面人物全是一些主动放弃特权的善良仁慈的贵族。作者力图证明“仁慈”、“博爱”可以导致阶级合作，幻想实现所谓社会主义的理想生活。
1848年革命以后，由于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对革命前途感到失望，乔治·桑放弃巴黎的政治生活，隐居到故乡的庄园中，写她在1846年即已开始写作的田园小说。这类小说如《魔沼》（1846）、《小法岱特》（1849）、《弃儿法朗莎》（1850）等，虽然对农村资产者的自私自利和重利盘剥提出谴责，却也大大美化了小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村生活：宁静的大自然，淳厚的习俗，友爱的爱情；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满足于现状，不要求摆脱个人的不幸命运，对社会重大问题更是漠不关心，一切都沉浸在牧歌气氛之中。1848年以后，乔治·桑的小说和戏剧大力维护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 ，表现出严重的保守倾向。她晚年还写过一些关于十七世纪上流社会生活的小说，这表明她离开她当时的现实斗争越来越远了。
乔治·桑总共写过百卷以上的文艺作品、二十卷回忆录、大量的书简和有关政治社会问题的论文，在法国拥有广大的读者，也受到欧洲先进作家和理论家的推崇。她的作品虽然有很多缺陷，但毕竟反映了1830到1848年这一时代的民主思想和进步要求，描绘了“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她属于恩格斯在1844年所说的“作家当中的新流派”，而这一流派正是那个“时代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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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
十八世纪末叶，意大利处于奥地利、西班牙的奴役和各邦封建君主以及罗马教廷的统治下，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资产阶级力量弱小。法国大革命推动了意大利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1805年拿破仑取得意大利王位，实施某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贵族、教会特权，打击了封建势力，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拿破仑失败和维也纳会议后，意大利重新遭受奥地利的蹂躏，封建王朝和教皇政权实行复辟，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但黑暗统治促使人民的民族意识和革命觉悟不断提高，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也在逐渐增长，民族复兴运动蓬勃兴起。贵族自由派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在1820、1821年先后起义，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不依靠群众，起义遭到失败。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意大利资产阶级对于统一和民主的要求愈益迫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取代贵族自由派成为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力量。1831年，马志尼领导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青年意大利”成立，明确提出建立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口号。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不断爆发，特别是1848至1849年巴勒莫、米兰、威尼斯、罗马等地的起义，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猛烈冲击了奥地利侵略者和国内世俗封建主的统治，为未来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民族复兴运动对意大利文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意大利浪漫主义是这一运动在文学上的产物和反映。浪漫主义者强调文学同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联系，采用诗歌、历史剧、历史小说等体裁，讴歌爱国主义，维护民族尊严，抒发人民渴望独立和自由的崇高理想，诅咒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同时，浪漫主义文学也反映出民族复兴运动的弱点和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不少作家脱离和轻视人民群众，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较深，他们在作品中大都只是提出民族问题，而回避社会问题；一些作家在革命低潮时期陷于悲观动摇，有的甚至公开反对革命。
乌哥·福斯科罗（1778…1827）是意大利最早的浪漫主义作家，曾参加反抗奥地利侵略者的斗争。他的作品反映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这一代先进青年目睹祖国的不幸，渴望自由解放，但是找不到出路的情绪。著名长篇小说《雅科波·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1802）鲜明地表达了意大利爱国者对拿破仑法国的痛苦的失望。另一个早期浪漫主义作家西尔维奥·佩利科（1789…1854）最初是烧炭党运动的支持者，后来投奔反动阵营。他的第一部悲剧《利米尼的弗朗西斯科》（1815）取材于但丁的《神曲》，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但流露出宗教情绪。1818年，他主办第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刊物《调解人》，传播民族复兴的思想。1820年因参加烧炭党活动被奥地利当局逮捕，长期监禁。他出狱后所写的《我的囚徒生活》对暴力革命表示畏惧和厌恶，鼓吹基督教的温顺、宽容。这种错误说教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乔万尼·白尔谢（1783…1851）是意大利浪漫主义的理论家、诗人。他出身于商人家庭，是烧炭党的成员。1821年参加皮埃蒙特起义，起义失败后被迫长期流亡国外；1848年回国参加著名的米兰起义。
他的《格利佐斯多莫给儿子的亦庄亦谐的信》（1816），被称为意大利浪漫主义的宣言。他在信中提出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原则：诗歌应该描写自然，反映现实，表达同时代人的思想和激情，成为“活人的诗”和心灵的镜子；反对盲目崇尚和模仿古人，脱离时代；诗歌应该跳出上层社会的狭窄天地，“面向人民”；诗歌的形式要突破传统的框框，生动活泼，不受拘束，直接、鲜明地抒发作者的情感。白尔谢所说的“人民”，有时又称“中等阶级”，实际是指资产阶级。他的观点反映了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的要求。
长诗《帕尔加的逃亡者》（1821）通过巴尔干半岛帕尔加共和国一个流亡者的叙述，描写土耳其的野蛮侵略给他的祖国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