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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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原则的冷酷无情。在莎士比亚看来，人类社会或人性中存在着善与恶两个因素，大自然同人性一样，也有善与恶两个方面。在暴风雨一场中，大自然的恶更进一步衬托出人类社会的恶。莎士比亚设计了一个远古时代、荒无人烟、又没有地名的原野这样一个时间空间背景，借以使李尔的经历具有更普遍而广阔的意义，暗示人文主义原则是亘古常青的原则。而其所以为悲剧则是因为他在错误的道路上栖迟不悟，盲目冲撞，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待他悔悟过来说：“阿谀我的人对我说，我是一切；这是谎话，”但为时已晚了。给悲剧带来一线希望的则是代表真正的“爱”这一人文主义理想的考狄利娅。
在暴风雨之夜的几个场面，李尔开始对受苦的人表示普遍同情：“可怜的衣不蔽体的穷人，不论你们在哪里，都在忍受无情风雨的袭击，你们头上没有屋顶遮盖，腹内饥饿，衣衫褴褛像凿着窗洞，你们把自己保护起来吧！我过去照顾你们太不够了！豪华的人应受些教训，暴露你自己一下，感受一下穷人所感受的。”这固然反映作者对穷苦人的同情，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细节来肯定仁爱原则。
考狄利娅代表的是“真诚”的爱。她说她不能把全部爱交给父亲，只能按照她的本分爱他，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要保留一部分给未来的丈夫，因而激怒了李尔。这一观点既批判了封建权威所要求的绝对服从，也肯定了新兴资产阶级对个人幸福的要求。
葛罗斯特父子的情节是莎士比亚添加的，用以烘托主题的普遍性。
《麦克白》（1606）是根据苏格兰历史编写的一出悲剧。苏格兰大将麦克白和班柯征服叛乱班师回来，遇见三个女巫，预言麦克白本人和班柯的后代将做苏格兰国王。女巫的预言、自己的野心和麦克白夫人的怂恿，促使他杀死在他堡垒里作客的苏格兰国王邓肯，篡夺了王位。为保证王位巩固，他杀死班柯，但班柯之子逃逸。班柯鬼魂的出现和贵族们的猜疑使他感到不安，他又去询问女巫，女巫要他注意贵族麦克德夫，但又告诉他“凡是女人生的人都不能伤害他”，“除非柏嫩森林移动，他也不会被人消灭”。他企图杀害麦克德夫，但麦克德夫逃走，麦克白便杀死了麦克德夫的妻子和孩子。麦克白众叛亲离，他的妻子也发了疯，最后麦克德夫和邓肯的儿子从英国进军，把麦克白消灭。
莎士比亚把麦克白写成一个拯救了国家、立过功勋、有所作为的英雄。他从人性论出发，指出麦克白的性格中有想干一番伟大事业的雄心或野心，但同时也有善良的一面，“充满了太多的仁慈的奶汁”，想通过“圣洁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两个侧面在他内心发生矛盾。女巫的预言，特别是麦克白扶人的挑唆，影响着他，腐蚀着他，最后他被野心所征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麦克白夫人从一开始就毫无犹豫，她是个奶汁里都流着毒液的狠毒人物。甚至对于她自己喂奶的婴儿，当他对她微笑的时候，她都可以狠心把奶头从他娇嫩的嘴里拔出来，把他摔得脑浆迸裂。她像踢马刺一样刺激着麦克白性格中的恶。
麦克白的悲剧在于野心战胜了善良的天性，这场善与恶的搏斗在他内心引起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他“杀害了睡眠”，不仅杀死了睡眠中的邓肯王，也杀死了他自己内心的宁静。干了不义之事，只能用更多的不义之事来使自己地位巩固；罪恶是一种恶性循环。这样的人一旦在血泊中趟了一段路程，就无法回头了，心肠只能愈来愈狠毒。犯罪行为使他陷入愈来愈深的绝望和痛苦之中，以至疯狂，把希望寄托在占卜迷信之上，最终为反暴的力量所消灭。对麦克白来说，死亡和毁灭是解除个人精神痛苦的唯一途径。
莎士比亚在这部作品中批判了现实世界存在的野心的腐蚀作用，肯定了人文主义者的“仁爱”原则，肯定了“良知”，指出野心同仁爱是势不两立的；仁爱是人的“天性”，残暴是违反“人性”的。就连麦克白夫人后来也感到她所犯的罪行像梦魇一样压在她的良心上，以致她得了梦游病，疯癫而死。
《麦克白》的直接政治意义，在于说明一个有所作为的英雄一旦抱有野心，不仅个人毁灭，而且祸国殃民，引起反抗。自己弑君，别人也可依法炮制；结果是身败名裂，反悔无及。这出戏同莎士比亚一系列历史剧一样都批判了统治者的个人野心，但不同之处在于这出戏突出了内心斗争，突出了犯罪者的矛盾心理，虽然在有些君主如亨利四世身上，这种内心矛盾已略见端倪。莎士比亚刻画人物心理，主要是通过独白。女巫和鬼魂也反映了主人公内心的愿望和恐惧。
除上述四大悲剧外，莎士比亚还根据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写了《雅典的泰门》（1606？）、《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1607）和《科利奥兰纳斯》（1607）。
《雅典的泰门》写雅典富有的贵族泰门由于好客而倾家荡产，他向朋友们求援，遭到拒绝，成为厌世者。一次，他装了许多碗温水，请朋友们来“赴宴”，他用温水泼他们，咒骂他们的不冷不热的交情。他离开城市住在海滨洞中，在挖野菜根时挖到藏金，他把金子散发给过路人或找他的人，同时诅咒黄金和人类。最后他死在海滨，留下一篇表示厌世思想的墓志。这部悲剧标志着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低潮。它沉痛而忿怒的控诉了金钱对人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腐蚀作用：
金子！黄色、闪光、宝贵的金子……
这么一点点就足够颠倒黑白、
美丑、是非、尊卑、老少、勇懦……
这黄色的奴才
能制造或破坏宗教；祝福罪人；
麻风病人被当做情郎；有了它，
在元老会议上，强盗可以封官获爵，
受人们的跪拜、颂扬；有了它，
老朽的寡妇也能再作新娘。
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曾引这段话来说明货币的本质以及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灭一切差别的作用。
莎士比亚的悲剧都是写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同封建、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其中以《哈姆莱特》和《李尔王》的概括性为最强。人文主义原则虽然遭到现实的挫折，但莎士比亚始终未予放弃，一直把它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
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三时期（1608…1613），封建王朝更加暴露其专制的本来面目，清教徒力量壮大，他们和王权的冲突也相应地愈趋尖锐。人文主义者所抱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更难弥合。专横的专权和清教徒控制的议会都极力压制言论自由。詹姆斯一世提倡迷信，生活奢华，影响到舞台，贵族流派风行一时。流行的、描写市民生活的风俗喜剧又缺乏深刻内容。戏剧界以及整个文坛甚至出现一股颓废潮流。
莎士比亚这一时期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转向神话剧的创作，主要作品有《辛白林》（1609）、《冬天的故事》（1610）和《暴风雨》（1611）。这些作品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而更多以宽恕和解为主题，把希望寄托于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和未来的青年一代。他保持了人文主义者的信念，相信人类有前途，始终表现乐观精神。这种信念由于缺乏社会基础，不免带有空想性质。在艺术上，晚期作品也带有传奇和浪漫色彩。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暴风雨》写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弟弟安东尼奥夺去爵位，携带魔术书籍和襁褓中的女儿米兰达流亡到荒岛。后来他制造一场风暴，把安东尼奥、那不勒斯国王和王子腓迪南所乘的船摄到荒岛，饶恕了安东尼奥，恢复了爵位，腓迪南和米兰达结了婚，大家一同回意大利去。
在作品中，莎士比亚明确提出自己的理想国的主张。剧中大臣贡柴罗表述理想国时说，在这里没有私有土地、继承权、税收，没有富裕、贫困和奴役，没有贸易、官吏甚至文字，没有叛变、刀兵，大地自然产生一切，人人安适，妇女纯洁。达到理想的手段是魔术，主人公用魔术惩罚了自然界的恶势力和社会上的恶人，也用魔术创造了幸福生活。魔术的实质是思想，主人公用思想驱使岛上的精灵爱丽儿，他可以用思想把爱丽儿“想”来，精灵就是主人公思想的化身。在作者看来，更可靠的手段是道德改善、宽恕与悔悟。人文主义者相信人是美好的，人有改善的可能。米兰达第一次见到许多人的时候惊叹道：“真是奇迹！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妙的生物！人类真美！美好的新世界啊！”她又说人像一座美好的庙堂，“恶不可能居住在内，恶的精灵如果有这样一所美仑美奂的房屋，善也一定争着要住进去的 。”
莎士比亚的理想只是对现实的否定，他把人类的前途寄托在道德改善上，这和当时许多先进的人文主义者是一致的。
莎士比亚是欧洲文学史上少数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从人文主义观点出发，对封建势力衰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一历史过渡时期的英国社会作了广泛而深刻的分析和描绘，予以痛切的批判，间接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情绪和愿望。他创造过一系列欧洲文学中的著名形象。他塑造的人物丰富多样，他们不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是活生生的、从生活中概括出来的、有个性、有发展的人物。在许多人物特别是正面人物中，他注入了自己的理想。莎士比亚的戏剧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从古代到当代，从宫廷到战场，从市肆到乡村，从英国到意大利，把文艺复兴时期五光十色的社会都收罗眼底，而主要的则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英国现实。莎士比亚除了少数作品外都是沿用旧情节，他善于推陈出新，利用民间戏剧传统和古典戏剧传统；他经常在一出戏里安排平行交错的情节，悲剧中插入喜剧的因素，抒情性和戏剧性场面相互交叉，场景随剧情需要而更迭，时间随剧情的需要而压缩或伸延，因此莎士比亚的戏剧情节总是生动的。最后，莎士比亚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吸收了人民语言、古代和当代文学语言的精华，在他的成熟作品中能做到得心应手，与人物当时当地的心情吻合，按人物性格和剧情需要，时而诗体，时而散文。早期语言流于华丽，后期日趋成熟，但始终生动而富于形象性。他的许多词句脍炙人口，成为英国全民语言的一部分。
与莎士比亚同时或稍后还有一大批剧作家在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不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不及莎士比亚。他们仍可以按照倾向大致分为两派：民主倾向和贵族倾向的作家。
本·琼生（1572…1637）是其中最主要的作家。他崇尚古希腊、罗马文学，他的喜剧和悲剧都接近后来的古典主义戏剧。他的悲剧《希杰那斯》（1603）以罗马历史为题材，借罗马皇帝的形象批判专制暴政，借大臣希杰那斯的形象批判马基雅维里式的野心家。他的悲剧虽然力图忠实于历史文献，但情节的开展仍具有一定的生动性。琼生更重要的成就是他的喜剧。他的有关喜剧创作的“气质论”要求人物具有主导的情欲或“气质”，如贪婪、好静、嫉妒等。他的著名喜剧《伏尔蓬涅》（1606）就写威尼斯一富翁的狡猾。伏尔蓬涅虽然有钱，但仍贪得无厌，和食客莫斯卡（苍蝇）串通一气，伪装将死，遗产无人继承，骗取一批贪利之徒的钱财和妻子。这出喜剧和另一出《炼金术士》（1610）都揭露了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追逐金钱的风气，喜剧性很强。
另一较有成就的剧作家是托玛斯·戴克（1572？…1632）。他曾和莎士比亚合作写戏。他继承格林的戏剧、纳施和锹罗尼的小说的传统，写市民生活，歌颂市民上层的勤劳发家和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愿望。他的代表作《鞋匠的节日》（1599）写十五世纪伦敦鞋匠西蒙·艾尔变成伦敦市长的故事，同时也写贵族青年扮成鞋匠追求前任伦敦市长的女儿，最后结了婚。
代表贵族倾向的剧作家有弗兰西斯·波门（1584？…1616）和约翰·弗莱彻（1579…1625）。后者也曾和莎士比亚合作。波门和弗莱彻合写过很多剧本，悲喜剧《菲拉斯特》（1611）写被篡夺王位的王子菲拉斯特以仁爱感化了僭主。作者不仅通过菲拉斯特的形象美化贵族，而且对剧中另一些贵族的荒淫无耻采取默许的态度。
这一时期无论是批判封建专制或为王朝服务的许多剧本，都充满了流血、恐怖的因素。这一从基德和莎士比亚开始的特点到了莎士比亚后继者的手里，更是变本加厉。这一方面反映了封建王朝的恐怖统治更趋黑暗，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家的颓废倾向。具有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