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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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最早、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流浪汉小说是《小癞子》（1553），全名为《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作者不详。小说由主人公小癞子自述他的经历。他从小就离开贫困的家庭，供人驱使，最初给一个刻薄的瞎子领路。后来他侍候一个吝啬的教士，因为偷吃面包，被赶了出来。第三个主人是绅士，此人穿着漂亮，气派华贵，可是身无分文，靠小癞子每天乞食供养。以后小癞子的主人有教士、出卖赦罪符的僧侣、驻堂神父、公差等。这些人大都贪婪吝啬，靠欺诈为生。他也学会了欺诈，中求发迹，不顾廉耻。最后，他当了叫喊消息的报子，靠不义之财，靠妻子和神父私通，过着富裕的日子。
这部小说通过小癞子的流浪史，写出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物，以幽默俏皮的手法，大胆地讽刺了僧侣的欺骗、吝啬、贪婪、伪善，贵族的傲慢和空虚，揭露了西班牙社会的腐朽和衰落。作者善于刻画形象，语言简洁流畅，叙述生动自然，笔调辛辣有力，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体裁，受到广泛的欢迎。
大约半个世纪以后，西班牙出现另一部重要的流浪汉小说：马提欧·阿列曼（1547…1614）的《阿尔法拉契人的古斯曼》上下两部（1599，1604）。他模仿《小癞子》的写法，以更大的规模反映西班牙社会生活。此后，这种小说大量出现，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初期。
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一般采用自传体的形式，以主人公的流浪为线索，人物性格比较突出，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广阔的社会环境描写交织在一起，已初具近代小说的规模。但是主人公的性格没有发展，情节和情节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对于以后欧洲小说的发展，特别在长篇小说的人物描写和结构方法上，有过深远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在小说方面的最高成就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1616）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生于西班牙中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医生。1569年他到意大利，后来参加西班牙驻意军队。在对土耳其的海战中他带病上阵，负了重伤，左手残废。1575年回国途中，他被土耳其海盗掳去，在阿尔及利亚服苦役五年，1580年由亲友赎回。他以一个英雄的身分回国，但是后半生却贫困潦倒。他曾任军需官、税吏，接触到农村生活；他一度因不能上缴公款而入狱。这种种经历使他逐渐看清了西班牙的现实和人民的被压迫地位。
塞万提斯曾采用当时流行的各种体裁进行创作，他写抒情诗、讽刺诗，也模仿田园传奇和骑士传奇写了《伽拉苔亚》（1585）和《佩尔希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1617），他写过长诗《巴尔那斯游记》（1614），也写过许多剧本，出版的有《喜剧和幕间短剧各八种》（1615）和悲剧《奴曼西亚》（1584）；小说方面有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1613）、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其中以悲剧和长短篇小说较为重要。
悲剧《奴曼西亚》以古代西班牙奴曼西亚军民反抗罗马侵略者的历史为题材，写法类似中古道德剧，剧中出现许多寓意性的人物。奴曼西亚人在罗马军队围困下坚持抗战十四年，他们的遭遇惨绝人寰，但始终英勇不屈。最后，罗马军破城而入，全体居民自杀殉国。塞万提斯这部悲壮动人的历史悲剧歌颂了西班牙人民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性格，深受人民喜爱。
《训诫小说》包括十三篇作品，其中有曲折的爱情故事，有世态风俗写照，也有哲学议论。这些小说受到意大利小说的影响，但充满着西班牙生活的特色，表现了作者反对封建偏见，反对压迫奴役，肯定个性自由，同情人民遭遇的人文主义思想。
《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小说的全名为《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共两部。第一部出版于1605年，立刻受到读者欢迎，反动集团在1614年出版了一部伪造的续篇，歪曲塞万提斯的作品。塞万提斯为了抵制伪作的恶劣影响，立即写完第二部，1615年出版。
当时西班牙王权用骑士的荣誉和骄傲去鼓动贵族建立世界霸权，而美化封建关系、情节离奇虚幻的骑士传奇正适合他们的需要。塞万提斯痛恨这种文学，他在全书的自序中公开宣布他要“攻击骑士小说”，“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
《堂吉诃德》故意模拟骑士传奇的写法，描述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沙的“游侠史”。堂吉诃德是拉·曼却地方一个穷乡绅，本姓吉哈达，他读骑士传奇入了迷，想当游侠骑士。他拼凑了一副破烂不全的盔甲，自称为堂吉诃德，骑上一匹瘦马，取名“驽骍难得”，而且仿照骑士的作法，物色了邻村一个养猪女郎为自己的意中人，给她取个贵族名字叫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决心终身为她效劳。一切齐备，他就离家出走，从事游侠，前后共三次。最初一次，他单枪匹马出游，受伤而后。后来，他找了邻居桑丘·潘沙作侍丛一同出去。堂吉诃德满脑子都是骑士传奇中的古怪念头，以为处处是妖魔鬼怪，是他冒险的机会。他把风车当巨人，把旅店当城堡，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把羊群当军队，把苦役犯当作受迫害的骑士，把皮酒囊当作巨人头，不顾一切地提矛杀去，结果闹出无数荒唐可笑的事情。这些行动不但害了别人，也使自己挨打受苦，弄得头破血流。但是他执迷不悟，直到几乎丧命，才被人抬回家中。临终时他醒悟过来，立下遗嘱，不许他的唯一的亲人侄女嫁给骑士，否则她就得不到遗产。
《堂吉诃德》揭露了骑士传奇的荒唐和危害（如第1部第6章、第48章），尽情嘲笑了骑士理想和骑士制度。从这部小说出版以后，西班牙再也没有出现过骑士传奇。
作者通过堂吉诃德主仆的游侠经历，反映了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西班牙的广阔的社会现实。小说中出现将近七百个属于各阶层的人物，如贵族、僧侣、地主、市民、兵士、农民、演员、商人、理发师、骡夫、牧羊人、强盗等等。所写的生活面从公爵的城堡到外省的小客店，从贫穷的农村到杂乱的城镇，从平原到深山，从大路到森林，构成一幅完整的社会画卷。小说第二部关于公爵城堡的描写，集中揭露了贵族的腐朽实质。贵族们虽然态度傲慢，生活奢华，实际上借了债无力偿还，精神上更是空虚无聊，以捉弄堂吉诃德主仆来排解愁闷。书中有许多地方描写旅店的情况，广泛暴露了当时社会上庸俗自私的市侩习气。又写到人民的贫困和受压迫的情形，如小农奴安德列斯受地主虐待等。小说还接触到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风俗习尚等方面，充分揭示了这个威震世界的西班牙王国已经破绽百出和它必然衰落的趋势。
主人公堂吉诃德是欧洲文学中一个著名的典型。他是个矛盾复杂的人物。他按骑士传奇行事，疯疯癫癫，滑稽可笑。但是他的荒唐行为往往出于善良的动机。他攻打风车，是自以为要清除万恶的巨魔。他释放苦役犯，是为了反对奴役，给人自由。堂吉诃德痛恨专横残暴，反对压迫，同情被压迫者，向往自由。他把维护正义，锄强扶弱，消除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天职，而且见义勇为，从不怯懦，为了主持正义，个人生死可以置之度外，具有英勇无畏、忘我斗争的精神。堂吉诃德也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渊博学识的人，只要不触及骑士这个题目，他的思想和谈吐都很清醒而深刻。他谈到不分你我、人人和谐相处的古代理想社会，谈到自由的可贵、奴役的可恨，谈到清廉公正、爱护百姓的政治理想，还谈到文治武功、贵贱等级、教育文艺等，广泛地涉及了人文主义者所关心的各种问题。但是他脱离实际，完全生活在幻觉之中，他对着臆造的敌人不顾一切地横冲直撞，只能闯祸坏事。同时，他想恢复的是过时的骑士制度，把游侠骑士单枪匹马打抱不平的方式当作主持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结果自己碰得头破血流，他的善良动机总是得到相反的结果。这个形象反映了塞万提斯的人文主义理想和西班牙现实的矛盾，也反映了西班牙人文主义者的弱点。塞万提斯看到现实的黑暗，也看到骑士游侠的方式不能解救社会，但是看不到在反动统治下决不可能实现人文主义理想。于是他在嘲笑骑士制度的同时，又回过头来，以理想化的骑士精神来反对没落的封建阶级和市民阶层的庸碌自私。他揭露了西班牙现实，然而他的理想却是回复到古代社会。
桑丘·潘沙是小说的另一主人公。他和堂吉诃德的关系，既是对立的，又是相辅相成，他们两人的外表和性格都形成鲜明的对比。桑丘具有西班牙农民的特点，作者在他身上也注入了自己的理想。他是一个帮工，家里穷得无以为生，才听信堂吉诃德的劝诱，出来游侠。他希望得到一次意外的成功，做个海岛总督，改变他一家的窘况。他的处境说明了西班牙农民的贫困。桑丘贪图小利，胆小怕事，时时为自己打算，也反映了农民狭隘自私、目光短浅的一面。但是桑丘头脑清醒，随时都提醒堂吉诃德从幻想回到现实中来。他的语言诙谐生动，一出口就是连串的谚语，表现了他的健康乐观的性格。桑丘当总督的情节最突出地体现了他的智慧和才能，他毫无自私的念头，断事英明，办事公正，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堂吉诃德用骑士方式不能实现的理想，在桑丘的行动中却实现了。
《堂吉诃德》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者注意塑造人物，着力刻画了两个典型。人物性格复杂多面，不是静止的，是有发展的。作者往往把堂吉诃德主仆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加以夸张，反复强调他们的某些特点，并通过他们之间的对比和他们彼此推心置腹的谈话，来突出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塞万提斯虽然模仿骑士传奇，但是主人公的游侠不在离奇虚构的环境中进行。《堂吉诃德》虽也近似流浪汉小说，但情节更为丰富、复杂，环境都经过一番选择和安排。例如书中常常以旅店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因为这里可以出现各种人物，看到各种社会关系，更便于描写广阔的生活。小说在主要情节之外，还穿插一些独立的故事，更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第二部中，这类故事经过作者的有意改进，融合到主要情节中去了。《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它对于欧洲近代长篇小说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戏剧相当繁荣。十六世纪初期的戏剧家还大都是模仿古希腊、罗马和意大利的戏剧，后来有些作家努力摆脱古代戏剧的法则，创造适合本国人民需要的作品。五十年代后，西班牙戏剧进入繁荣时期，优秀的剧本大量涌现，固定的公众剧场建立起来，面向广大群众的民族戏剧逐渐形成。这种繁荣景象，一直继续到十七世纪初期。
费力克斯·洛卜·德·维加·卡尔皮奥（1562…1635）是西班牙民族戏剧的主要代表。他出身于马德里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曾在许多贵族手下供职，参加过1588年“无敌舰队”对英战争，1614年接受教职，成为僧侣。他写过各种体裁的作品，主要成就是戏剧。据说他写了1800多部剧本，现在还留下400多部（其中有些作品是否为维加所写，尚有争论），另有宗教剧四十多部。
维加在论文《当代写作喜剧的新艺术》（1609）里，主张戏剧创作应该以满足当代观众的要求为准则，不必拘泥于古代的陈规。他说自己创作时要用三重锁把一切规则锁住，并把普劳图斯和泰伦斯抛出书房。他谈到戏剧应该逼真地反映现实，可以“和自然一样”，悲剧和喜剧因素应掺杂在一起。他主张写三幕剧，而且特别重视情节安排的技巧。这些看法实际上也就是西班牙民族戏剧基本原则的总结。
维加取材极为广泛。其作品表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也受到贵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的影响。从内容来看，他的剧本主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写爱情和家庭问题，其中一大部分被称为“斗篷加剑”的喜剧，因为主人公多半是以斗篷与剑为服饰的贵族。维加把爱情看作一种可以冲破封建道德和等级偏见的力量，他歌颂青年追求爱情自由的斗争，如《园丁之犬》（1618）、《带罐的姑娘》（1627），有些剧本还描述了人民怎样为维护自己的爱情与权利而向专横的贵族展开斗争，如《最好的法官是国王》（1620…1622）。但是也有些“斗篷加剑”的喜剧只写贵族家庭纠纷和维护贵族荣誉的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