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批判-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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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类的本质，以及人性的善恶问题，孔子仅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和‘有教无类’的说法；初未绝对主张性善。一般人都以为儒家主张性善之说，其实未必尽然。儒家的荀子，且曾力倡‘性恶’之论。他认为刑政礼法之兴，乃所以防微杜渐，正足以证明人性之为恶。特孟子强调：“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复由于孟子在儒家地位之重要，及其辩才之无凝，以是都奉孟子为正宗，而视荀子为异端。
儒家人生之大道，乃“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而明明德，止至善的层次，则在“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当尽其在我，以生为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子虽亦言‘天命’，他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但是他对于最根本的“性与天道”，却存而不谕，“不可得闻”，堪称舍本逐末。所以儒家学者，大都认为“天道远，人道近；”“未知生，焉知死。”他们的人生态度，祗是乐天知命，注意现实。他们的工夫，乃在存心养性，明德修身。他们虽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顶天立地的宏愿；却终不知天国的奥秘，永生的大道。他们虽也有一套‘浩气长存’，‘精神不死’的道理，用以自慰；却因孔子自承“未知生，焉知死”，终不能解决人类生死的大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儒教的缺陷。
〖二、释家的人生观〗
释迦根是一位无神论者；他以为“上天下地，惟我独尊”。佛家以人生乃是三界流转，六道轮回的产品，尤为因缘和合的幻相。所谓“法我俱无，五蕴皆空。”譬如一张椅子，乃是各种质料和合的形相，一俟破旧解体，便根本没有椅子的存在；而人生亦复如此。这岂非是一种否认灵魂存在的强烈的唯物论！
关于人类的本性，一般而论，虽曰众生皆有佛性；其实乃有
两种说法。他们一方面说：“众生皆有佛性；”（涅磐经）“众生心性本净”（大集经）；“心性之净，如水中月”；（宝积经）“心性本净”（文殊大师利品经）。但另一方面，又说：“心是恶缘”
（八大觉经）；“心为五根之主，较毒蛇猛兽，更为可怕。”（遗教经）而小乘诸经，也指无明惑业，乃为万恶之根。由此可知，佛家主张，心有二门，一直一妄；前者虚净，后者邪恶。
佛教的基要信仰，有所谓三大‘法印’：㈠诸行无常；㈡诸法无我；㈢涅磐静寂。他们以宇宙万象，乃是虚幻无常，人生又为宇宙幻相之一种；我之为我，无非幻觉。人类虽曰人人都具佛性，人人俱足光明；却由于先天的孽缘，又复由于后天六尘的障蔽，有情众生，由于无明不灭，终是不离生死烦恼的痛苦。故佛教认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务在转迷开悟，解脱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之迷情，转开大悟之心眼；得大菩提，证大涅磐。
佛教既属无神，根本不信他力，乃是重在自觉。故严格言之，佛法非宗教，乃哲理，此可以他自己的话为证。天台智者大师解‘六即’，开宗明义，便说：“理即是佛。”太虚法师尝谓“人成即佛成”。即释迦菩提树下所大彻大悟者，亦祗“窥见人生之隐，生死轮回之秘；”质言之，乃是一种人生哲学。佛教的人生哲学，认为“迷界之果报皆苦！如吾人之身，苦多乐少；生老病死，时时刻刻，无不为无常所变迁，是为苦谛。迷之因，由于烦恼，此烦恼恶业，能集起未来之苦果，是为集谛。灭此苦果，归于涅磐，是为灭谛。入此灭谛，必先修佛道，是为道谛。”（参看蒋维乔：佛教浅说）所谓涅磐之道，共有三十七品，不外是一种行者制御内心之法；其中如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尤为富于伦理色彩的修行法。
佛教认为宇宙本性，是一个真如法界：祗以有情众生，无明不灭；业力发动，便生出‘情器世间’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六大（地，水，风，火，空，识）。宇宙万象，不外便是这些‘情器世间’种种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交织相感的因果作用。他们认为，人天福乘，不离因果，三界流转，六道轮回；人类有八万四千烦恼，生老病死，俱不离苦。佛教这种看破人生的空苦哲学，姑足唤醒世人的迷梦；但是他们所向往的，只是一个迷离扑朔的‘真如’，而不是‘真神’；他们所归趋的，只是一个诸趣圆寂的‘涅磐’，而不是‘永生’，殊不能令人遗憾！
〖三、道家的人生观〗
道家对于造物主，也没有确切的认识，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本源，祗是说：“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一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四十二章）
道家对于人类的本性，以及善恶的认识，乃是超过了一般世俗的见解。他们认为善恶的标准，非由人为；而认为天下之至善，端在归真返璞。故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道德经第二章）又曰：“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同上第十八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廿五章）又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云云，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第十六章）人生的目的，厥在复归天命，始能合乎常道。一切人为的礼法刑政，都是虚伪险恶，故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狗；”（第五章）从而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又谓：“道常无为，而无不焉；”（第三十七章）“为学日增，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种‘无为’‘复命’的道理，自较庸俗的人文主义者的境界为高明；可惜空谈‘无为’，却未必能‘无不为’。人类只有信奉‘无所不能的上帝’，才能逾越神人间“隔断的墙”，只有凭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及其救赎的大功，始能“拆毁”此墙，“将两下合而为一”，使神人复和，方能真正“复命”（参看弗二12～19）。
道家既以人生真正的幸福，乃在清净无为，归真返璞，契合自然，回复自然的本性；所以他们认为人类只有归顺天真，才能臻于至善；而人之为善，只是作伪。道家“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的主张，就其反对人在自负自义一点而言，固此儒家的哲学远为高超；而与基督教的道理若有暗合之处。但是基督一面警告世人：“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
国；”（太五20）一面却批示一条明确的道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要世人法天父，要和“天父一样的完全”（太五48）。而道家却只教人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他们对于自然的认识，乃是一种块然混然，不可明状的境界。质言之，他们的意境，虽是高超；但他们的认识，却是模糊，这样便使人失去了崇高的目的和价值；而流为一种委天任命的放浪形骸的浪漫主义和虚无主义。
道家对于生死的看法，也和儒家不同。庄子丧妻，鼓盆而歌；其门徒死，孔子遣子贡前往慰问，见其吹笛而歌，归告其师，孔子叹曰：道家乃求世外之乐，非求今世之乐，乃为造物主的门徒，以生为大患，而死为解脱。道家以天地自然为父母，死乃应父母之呼召而回家；生则劳，死则息；生为奴役，死则自主。世人囿于小我，不见其大；故于生死寿夭，戚戚顾虑；以生为乐，以死为悲；因寿而庆，因夭而伤；而在道家则以为都是无关宏旨；“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相传彭祖为上古颛顼之玄孙；老而不衰；寿至八百）人生的盼望归宿，乃在与万物合一，与天地并生。道家生死达观，意境超迈，自是不同凡响。（参看庄子：逍遥游）可惜他们对‘道’的认识，只是一种不可言说的观念，水底捞月的空想：弃其量，乃是一种虚幻的泛神主义，而没有认识有位格的三一真神，故不能予世人以永恒不朽的泛神主义，而没有认识有位格的三一真神，故不能予世人以永恒不朽的生命。降及后世，遂流为一种修性炼丹的邪术和方士的迷信。
〖四、西洋哲人的人生观〗
关于西洋哲人的人生观，详细论述，须待专书；兹仅略举一二，以概馀。
其一是乐观派──例如古希腊赫拉克利图（Herakleitos）以道为宇宙人生常住不变的法则，万有均由其统御指导，以是人生必能臻于协和，止于至善。氏又以善恶乃是对立的，相对的，而且乃是相反相成的。无恶则不见其善，无善则不见其恶；二者相反成成，以是人类生活可以达到协和美满之境。又如斯多噶派哲学家克理安德氏（Cleanthes）和克利斯普氏（Chrysppos）以为世界乃是神的肉体，故乃尽善尽美，毫无瑕庇；人类的恶行，适足促成善的实现。正如一幅图画，其阴影乃所以烘托光辉的显现。复如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认为道德之目的，厥为自得其乐；哲人的天职，当择善求乐。求乐之道：一为欲望之满足，一为不羁于外物；前者为物质之享乐，后者为内心之安和；人类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乃在后者而不在前者。伊氏安贫乐道，尝谓“吾苟得水与与面包，其乐已无殊于神矣！”复次，如德国哲人赖布尼兹氏（Leibnitz）所谓世界乃为神按其无上的理性而创造，以是必为至善；所谓恶的存在，乃仅对善恶的比较而言，其实适足以增益善的光辉。这些学者，虽有乐观的人生，惟于人生的善恶，却是没有绝对的标准。从而流为一种‘道德相对论’（MoralRelativism），此乃今日‘新道德’（NewMorality）运动之厉阶；而所谓‘新道德’，实即为‘不道德’之别名！
其二为悲观派──首倡此说者，为赫祺西亚氏（Hegesias），氏本属居仁尼学派（CyrenaicSchool），居氏原为乐观派，谓“善即幸福，即是快乐；人之修德，惟在求乐。”惟赫氏过趋极端，乃反其说，谓欲求乐，当先避苦；但快乐与痛苦，终相为伴；以是世间终无极乐，人生自无常乐。欲求真乐，惟有自杀！此种自杀哲学，后由辛尼加（Seneca）之阐发，益趋变本加厉；竟谓“自杀乃人生最善之发明”。当时罗马人，风气所趋，竟视“自杀为人类的特权”。又如叔本华（Schopenhauer），谓芸芸众生，无明不灭，均被盲目意旨所支配，终为痛苦烦恼所困扰；欲求解脱，厥宜灭身息命，绝灭生活意旨，进入一种绝对空无的境界。叔氏对印度哲学，佛教思想，推崇备至，视为无上崇高之妙理，故其人生观，实乃不脱佛教涅磐论的窠臼。
其三为改良派──此乃是一种天真的进化论。他们认为自然的灾祸，人间的邪恶，均不难藉人的努力，如科学的进步，教育的发展，加以消除。人生的境界，由于人类创造的空运，不断追求，不断推进可以日趋改善，而臻于至善。人类之痛苦烦恼，并非无法消除，人类祗须抵制罪恶，向上迈进，自可谋社会之安宁，人类之乐利。倡此说者，实繁有徒，限于篇幅，无由列举。例如美国的詹姆士氏（WilliamJames）谓宇宙不是定命的，恶之存在，所以予人类道德意志一种除恶为善的推动的因素。绝对的完善的世界，只是一种呆板的，不进步的，无生气的世界。从而诋毁基督圣道，谓人类倘使相信有一位全能的神作其主宰，实在无啻毁灭人类自由的意志，和道德的责任，则所谓人生，将毫无意义，质言之，詹氏认为人类社会改进推动的因素，乃是人间的罪恶，而不是完知全能，至圣至善万福之源，万善之因的上帝。循其说而演绎之，则人类不应信奉崇拜上帝，而反当歌颂赞美罪恶了！这诚为千古之怪论。而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首领胡竟引狼入室，请他的路人杜威（JohnDoway）来华公开讲演贻害国家民族！实属不幸。（见下文）
〖五、中国学者的人生观〗
中国学人的思想，一方面承袭了中国儒释道各教的窠臼；一方面深中了西洋近代思想的流毒，所以他们的人生观，都不足为人遵奉的主臬。前者，可以现在所谓‘人文教’的宗师钱穆（宾四）先生和唐君毅先生为代表，可称为中国型；后者，可以吴稚晖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