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批判-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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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学家苏鲁根氏,亦谓人类以往之努力,轰轰烈烈之革命改造运动,从未实现他们向往的理想社会。盖人类一切社会制度,均无绝对尽善之价值,祗有仰遵主耶稣两千年前的教训,“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人类庶能脱离其颠沛苦难,战乱相寻之厄运。理想社会的建设,不能枝枝节节,仅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作浮表的粉饰;而当先从根本上求价值观念的更张,纯化与提高,以上帝代替物质,以心灵代替物欲,庶能神人和好,奠定社会国家和平康乐的根基。控社会之病根,乃在低级的人文的官感文化之发展,脱离了崇高的神圣的天国的理想;挽救之道,惟在求一切文化道德价值与天国的大道相合一。(参看氏著:⑴TheReconstructionofHumanity⑵TheCrisisofOurAge诸书)人文教主妄想建地上的天国,开万世的太平,其志固可嘉,其道实虚妄。盖此种自我陶醉的幻想,不仅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验,且尤昧于人类病根之所在;苟乃讳疾忌医,势必加重病势,卒至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是整个人类,将陷于万劫不复之绝境;则其结果,非但不足救世,实反贻误苍生。尤有进者,“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六12)魔鬼一天在这世界,掌管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我们一切世俗的改造革新的企图与努力,非仅无益,且反有害。诚如苏鲁根氏之言,“适足为魔鬼利用,成为人类惨遭毁灭之厉阶。”(参阅氏著ManandSocietyinCalamity及拙著‘圣道通诠’──‘基督教之社会观’诸书)此种属灵的奥秘,人文教主,实尤茫然,故其对文化,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不能有属灵的悟性与异象,仅凭“血气争战”,不用属灵武器,自不能攻破魔鬼“坚固的营垒”(参阅林后十3~5),而反为魔鬼所乘而不自知。他们祗是迷信人文,而不知‘道化人文’;粉饰承平,不图其本;扬扬止沸,不抽其薪;无怪此败坏邪恶的世界,变本加厉,人类既倒之狂澜,终无挽救之望也。
〖二、人文教之逆流〗
以往的人文主义者,大都主乐观进化论。他们崇拜‘理性’,把‘理性’拥登‘上帝’的宝座,以为格物穷理,人类可探索宇宙人生之奥秘,解答人类一切的问题。同时又以为读书便可明理,理性愈发展,教育愈发达,道德便愈高尚,文明便愈进步。尤其如英国哲学家罗素之流,更迷信科学万能,以为由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进步,已发现生理可以影响心理,故人类的本性,亦必随科学进步而改善。质言之,人类可藉科学方法,使其更有智慧,更为仁慈,更形良善;从而可有优美的人生及优良的社会。(详见氏著:⑴WhyIAmNotAChristian⑵WhatIBelieve诸书)但事实证明,人类的理性,并不一定能为善,甚且适足以济恶,助长许多不合理性的事;理性的发展,并不能保证道德的进步,且罗氏自己的哲学,诲淫诲盗,实乃自证其妄!降及今日,人类道德的堤防已经溃决,酿成泛滥之局。人文教主,既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亦势必陷于人海的洪流怒潮之中,与一般世人,同遭灭顶之祸。
所以,自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的人文主义,遂发生一个逆流,使许多学者,对于人文教,发生怀疑失望。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学者史宾格勒(OswaldSpengler)著‘西方没落’一书,洛阳纸贵,传诵一时。他认为这个世界,已无真正生命;近代文明,必倒在它自铸的刀锋之上。可惜史氏虽有正确的诊断,却未具救治的良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国人文主义学者,如唐君毅先生,亦认为“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西方二十世纪的人文主义,均祗能在现代文明之偏弊之压抑下,在种挣扎之状态下来求生存,因为东西两方的人文主义,都同样遭受许多文化上的重大威协。这些重大威协的本原,本来是人类造出来福利社会的。但今天人类已无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于是那些创造出来本来是为福利社会之东西,遂变成了人类社会的重压。”
(参看唐氏‘世界人文主义与中国人文主义’──‘人生’二一七期)唐氏所论,其实与西方学者所说的‘文化失调’,乃属异曲同工,并无创见;故其虽自称他所号召的人文主义不同西方的人文主义,但终无法自拔于人文的窠臼。因此,唐氏仍不能根本了悟人类何以“没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以及现代人何以“遭受到许多文化上重大威协”之厉阶。质言之,他不知人类之祸根,乃在人类悖弃了宇宙万物的主宰,自绝其生命福乐之根源;而复不自度德量力,妄想喧宾夺主,自作‘主宰’,当然要感‘蚁力难负’,“变成了重压”。殊不知人类之救法,固不在西方,亦不在东方,而乃在知所自返,皈依救主,敬畏天地万物,文化历史的主宰,回复其生命福乐之本源。人文教主,昧于此中大义,仅见世界祸乱之浮表,偏弊之外形,不知探本穷源,废然而返,为罪自责,皈依救主,“尊主为大”;却反变本加厉,在恢复“人的主体性”,“使人自己变大”,以为这样不但可“主宰人所创造的东西”,而且“可以通于天心,接于上帝;”更妄以为“天心上帝,也不能超越而外于大人圣人之心。”(见同上唐文)这种自比主宰,自我神化的‘大人哲学’,实乃是一种变本加厉的,更强烈的人文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也发生一个逆流。例如丹麦哲学家寇克迦氏(SorenA。Kierkegaard),他不但反对西洋传统的人文哲学,且复反对有规律的庸俗生活,斥为束缚个人,绞杀自由,捆绑人类之‘死墙’(DeadeningWall)。氏又反对理性主义,谓理智乃为一个捆绑之根源;人贵自省,自作主宰;人生首要原则,乃在‘转化’,舍弃有限之‘老我’,成为无量之新我,以期达到无穷的‘绝对我’(Absoluteself)的境界,此乃人类永远得救之盼望。寇氏这种天真的自我‘转化’论,要从‘有限’转成‘无限’,变成‘超绝’和上文所述唐氏的‘自己变大’的幻想,也正不谋而合。考始祖亚当,所以落入魔鬼彀中,受其试诱,反抗神旨,擅食禁果,亦正由于这一念之差,要想“转化”,“变大”,以为这样,便能“如神”。孰知这便一失足成千古恨,从此便“躲避耶和华的面”;(参阅创三1~8)反而失去原有神的形像(创一27),永远不能“如神”。以是中西古今的人文哲学,无论其如何演变,却都一脉相承,不能改变始祖亚当,‘魔鬼哲学’之本质。(另详拙著‘圣道通诠’──‘基督教的哲学观’)
寇氏原被讥为‘丹麦疯子’;但是现在他几成为‘天子骄子’,他的思想,几已形成一种主流。这种思潮,虽系对近代西方人文主义失望反抗的逆流,但是寇氏本人及其信徒,毕竟都是‘自然人’,不能脱离亚当的老根,所以不能真切悔悟,尤其无由领会上帝属灵之事(林前二14)。他们思想的出发点,仍是以‘人’为本位,抑且变本加厉,以人为至上,不仅落入他们所反抗的人文主义的窠臼陷阱,而且变成一种最激烈的,自求解脱,自我神化,以及反社会,反国家,反组织,反纪律,反权威,反道德,反教会,乃至反上帝的思想。
现代人文教之逆流,概可以‘实存主义’为代表。他们看到传统的理性主义的失败,尤复凛乎现代文化的危机,一方面把他们向所崇拜的理性的偶像,从宝座上打下来;一方面又发出紧急的信号,呼?世人要振起‘信心之翼’,飞腾起来(ExistentialLeap),超越自我,把他们的新信仰,完全寄托在绝对主观的直觉上面,不要理性,不论善恶,不问信仰的对象,不求上帝的启示,(且复否认上帝的位格或存在,认为是得救的障碍)全凭一种主观的经验,以求发展无穷的‘绝对我’,超越的‘主体性’,以为这样便能脱离世界纷争的旋涡,人类动乱之灾,从而摆脱一切的烦恼。他们认为这样乃是在此烽火连天,紧张烦恼,恐怖危险的苦难世界中,惟一无二的‘太平梯’,慈航普渡的‘救生艇’,以及绝处逢生,永远得救之‘真法门’。殊不知这乃是一种逃避现实,遁入空门,把头藏在沙土之中,不看四周危险的‘鸵鸟政策’,绝对不能解决问题,丝毫不足救苦济难。此与佛法脱却三界迷情,归入静寂涅磐之旨趣,完全相同,是一种自我陶醉的‘禅道’,虚空神秘的哲学。(详见英文拙著TheSpiritualDeclineoftheWest;Zen…Existentialism;并参阅前引Dr。ClarkH。Pinnock〃IsHumanismPossible?〃一九六六年二月在哈佛大学讲稿)
西方学者,现被这种神秘主义所迷惑的,实繁有徒。例如阿尔杜赫黎氏(AldousHuxley;氏乃进化论者老赫胥黎之孙),他抛弃了祖传的自然主义的信仰,乞灵于各种麻醉药品,沉溺于神秘哲学,转而皈向‘禅道’,自鸣已获‘顿悟’。(参看上篇)他的弟兄友良赫胥黎氏(JulianHuxley),虽亦对传统的自然主义,表示失望,主为不足解决人类问题,但是他的思想,仍是不能摆脱人文主义的窠臼,乃至自然主义的本质,以是把它套上一件神圣的宗教外衣,对于一位天主教学者戴廷氏(TeilharddeChardin)所倡的异端,特感兴趣,以为人类的将来,可以进化到一种属灵的境界(Noussphere),届时便能与神交契,得享天国的福乐。此与上文所述唐君毅先生“通于天心,接于上帝”的‘大人哲学’,正是异曲同工。这不仅是痴人说梦,且尤为离经叛道,抵触圣经的教训。圣经明明指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三23;六23)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本为可怒之子;”(弗二1;3)祗有接待耶稣,“信他的名的人”,才有“权柄作上帝的儿女,”(约一12)“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三3)“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林前十五50)义和不义,光明与黑暗,既不能相通(参阅林后六14~18),凡不肯悔改,不肯相信的,都要受地狱的永刑,何能与神交契,享天国福乐。这不仅是千古的奇谈,空前的异端,而又为世界人类在其面临文化解体,绝望无路,垂死挣扎之时,魔鬼迷惑世人所施的毒计。这乃是人类离道反教,藐视救恩,自我挣扎,误尽苍生,使其永远沉沦的假宗教。
〖三、人文教之厄运〗
──世界末日之徵兆
宗教的真谛,乃是真神特殊的启示,不是人文的哲学的思辩;乃是上帝伟大的救恩,完备的救法,不是世人虚妄的自救的空想。就启示的内容说,概有三点:其一,乃为对‘神’──使人认识真神之三位一体,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圣洁公义及其无比的荣威。其二,对‘人’──使人认识人类原罪之深重,已完全败坏,绝对无法自救。其三,对‘道’──使人认识上帝救恩之伟大奇妙,与绝对可靠,完全有效。就救恩之计划言,概分四部:其一,为旧约──主要的乃为圣父上帝预备救法。其二,为四福音──主要的乃为圣子上帝作成救法。其三,为使徒行传和书信──主要的乃为圣灵上帝推行救法。其四,为启示录──则综论救法之最后归趋。(参看拙著‘圣道通诠’第六章──‘基督教的宗教观’)
故真正的宗教,乃是神找人,神救人;乃是上帝道成肉身,自天降世;乃是属天的,属灵的。凡俗的宗教,乃是人找神,人救人;乃是自我神化,人想变神;乃是属地的,属世的,自然的,人文的。神学家史脱郎氏(A。A。Strong)说,一切外邦宗教的著作,乃莫衷一是,无一贯系统;独有基督圣道,则一脉相承,前后贯通,一幕一幕,引人入胜。(见氏著:SystematicTheologyP。
Makhazan…Masihi‘永生之道’;Nov。15;1950)
但是,由于人文主义的逆流,人类心灵的没落,现代宗教哲学以及‘新派神学’的思想,正在朝这个谬误的虚妄的方向发展,力求高抬‘人’的地位,亵慢上帝,甚至还要宣判上帝的死刑。此诚为人类妄想‘自救’,结果乃反‘自杀’的悲剧,尤为世界末日的徵兆。兹略述之:
其一,为德国哥丁根大学神学教授,戈迦登氏(FriedrichGogarten),他说人类统治的领域,将日形扩大;而上帝权力的范围,则将日见缩小。将来的上帝,并非全能,此乃历史发展必然的趋势云。
其二,为前哈佛各大学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