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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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云“南兼梁、荆”。其后化广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纣命也。於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扬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正义曰：既引《论语》三分有二，故据《禹贡》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扬归文王，其馀冀、青、兖属纣，九州而有其六，是为三分有其二也。《禹贡》九州，夏时之制，於周则《夏官·职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贡》，无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监二代而损益之，改《禹贡》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并”，是其事也。《尔雅·释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扬、兖、徐、幽、营。孙炎曰：“此盖殷制。《禹贡》有梁、青无幽、营，《周礼》有幽、并无徐、营。”然则此说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远指禹世者，孙炎以《尔雅》之文与《禹贡》不同，於《周礼》又异，故疑为殷制耳，亦无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无所变改”，班固不以《尔雅》为世法。又《周礼》冀、幽、并，於《禹贡》唯一州耳，相率三分无一，故从岐而横分之。据《禹贡》正经之文，取六州以为三分之二，准《禹贡》之境，论施化之处，不言当时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则於岐东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　
　　文王受命，作邑於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姡е�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职之国。○正义曰：“文王受命，作邑於丰”，《文王有声》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县，丰水出其东南。”皇甫谧云：“丰在京兆鄠县东，丰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须，徙於鲜原，从鲜原徙丰。而谧云自程，非也。丰在岐山东南三百馀里，文王既迁於丰，而岐邦地空，故分赐二公以为采邑也。言分采地，当是中半，不知孰为东西。或以为东谓之周，西谓之召，事无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丰之后赐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纣时事，已言周公曰。《乐记》说《大武》之乐，象伐纣之事，云“五成而分陕，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并在文王时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丰，则岐邦自为都邑，不得分以赐人，明知分赐二公在作丰之后。且二《南》，文王之诗，而分系二公，若文王不赐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诗系之？故知此时赐之采邑也。既以此诗系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职之国”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贤人，文王承其业，文王自有圣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当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为辞耳。犹自兼行圣化，故有圣人之风。此独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己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后。於此言之者，明诗系二公之意也。言“己所职”者，指谓六州之人服从於己者。○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故独录之，属之大师，分而国之。○正义曰：宣十二年《左传》引《时迈》之诗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时迈序》云“巡守”，则武王巡守矣。《王制》说巡守之礼，曰“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诗也。《谱》云“天子纳变雅，诸侯纳变风，其礼同”，则文王亦采诗。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诸侯之纳变风，直欲观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别贤圣之异风，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犹为诸侯，王业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据武王言之耳。武王遍陈诸国之诗，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风，独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风化尤最纯絜，故独取其诗，付属之於大师之官，使分而国之，为二国之风。以大师掌六诗之歌，达声乐之本，故知属之使分系也。○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国也。○正义曰：文王将建王业，以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贤之行，己之圣化未可尽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与己圣化，使二公杂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圣人之化，或得贤人之化，由受教有精粗，故歌咏有等级。大师晓达声乐，妙识本源，分别所感，以为二国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解大师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以圣人宜为天子，贤人宜作诸侯，言王者之风是得圣人之化也，言诸侯之风是得贤人之化也。以周公圣人，故以圣人之风系之，以召公贤人，故以贤人之风系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风义，一圣一贤，事尤相类，故系之二公。既分系二公，以优劣为次，先圣后贤，故先周后召也。不直称“周”、“召”，而连言“南”者，欲见行化之地。且作诗之处，若不言“南”，无以见斯义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实文王之诗而系之二公，故周、召二国并皆云“南”，见所化之处，明其与诸国有异故也。此诗既继二公，即二公为其诗主，若有美二公，则各从其国，《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无美周公，或时不作，或录不得也。乃弃其馀，谓此为风之正经。○正义曰：武王遍陈诸国之诗，今唯二《南》在矣，明是弃其馀也。　
　　初，古公亶父聿来胥宇，爰及姜女。其后，大任思媚周姜，大似嗣徽音，历世有贤妃之助，以致其治。○正义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郑言此者，以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召南》夫人虽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诗文以历言。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义曰：此《思齐》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国。此明二国之诗先以后妃夫人为首之意。是故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终以《麟趾》、《驺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兴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获嘉瑞。○正义曰：此论二国之诗次比之意。“是故”者，缘上事生下势之称。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随其事立称。礼，天子之妃曰后，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称后妃；《召南》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为名，非为先后之别。有陈圣化，虽受命前事，犹称后妃。有说贤化，虽受命后事，尚称夫人。二国别称，而文王不异文者，《召南》夫人为首，后妃变称夫人，足知贤圣异化，於文王不假复异其辞，故《鹊巢》之序言国君以著义於后，皆以常称言之。圣王之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驺虞》於末，欲见致嘉瑞也。时实不致，设以为法，故言耳。以诗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关雎》、《驺虞》之与《鹊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驺虞》叹国君之仁心，自取兽名，别为兴喻，非叹瑞应，与前篇共相终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宪后昆，大师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关雎》之应，《鹊巢》之应耳。其实作者本意不在於应，而使诗有龙凤之文，亦将以之为应，非独麒麟、白虎也。郑答张逸云：“文王承先公之业，积脩其德，以致风化。述其美以为之法。能行其本，则致末应，既致其应，设以为法，是其不实致也。”此《谱》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风大意，皆自近及远，《周南·关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罝》、《疲к印泛箦�化之所及，《汉广》、《汝坟》变言文王之化，见其化之又远也。《召南·鹊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虫》、《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与夫人同为阴类，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国，江、沱之閒，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远也。篇之大率，自以远近为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汉广》、《汝坟》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摽有梅》、《江有氾》、《驺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论后妃夫人详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则《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详，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者有别，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后妃之所致”，《召南·羔羊》云“《鹊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文与后妃接连，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独夫人身事，文与夫人不相连接，故变言《鹊巢》之功所致也。又《桃夭》致后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后无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详，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己，自已致人。《草虫》以下，非复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为《鹊巢》之功所致，则《汉广》文王之道被于南国，亦是《关雎》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风皆是文王之化，太姒所赞。《周南》以《桃夭》至《疲к印啡�篇为后妃所致，《汉广》以下，其事差远，为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虫》至《行露》四篇为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远，为文王之致。各举其事，互相发明。此二《南》之诗，文王时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时，已四十馀年，诸侯从之盖亦早矣。郑答张逸云：“文王以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巳行王德。当此之时，诗巳作也。何则？化被於下则民述其志，何须待布王号然后作歌。武王采得之时，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系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诗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与《何彼襛矣》二篇乃是武王时作。武王伐纣，乃封太公为齐侯，令周、召为二伯。而《何彼襛矣》经云“齐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齐，《甘棠》经云“召伯”，召公为伯之后，故知二篇皆武王时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时，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时也。《行露》虽述召伯事，与《甘棠》异时。赵商谓其同时，疑而发问，故《志》“赵商问：‘《甘棠》、《行露》之诗，美召伯之功，笺以为当文王与纣之时，不审召公何得为伯？’答曰：‘《甘棠》之诗，召伯自明，谁云文王与纣之时乎？’至《行露》篇，笺义云‘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若当武王时，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乱之俗已销，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时也。序义云‘召伯听讼’者，从后录其意，是以云然”。而郑此答，明《甘棠》笺之所云美其为伯之功，谓武王时也。此二篇武王时事，得入《召南》风者，以诗系於召，召为诗主，以其主美召伯，因即录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妇道，《召南》多陈人伦，事与相类。又王姬贤女，《召南》贤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圣化之风，故录之於《召南》也。　
　　风之始，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焉，故周公作乐，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或谓之房中之乐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节义序故耳。○正义曰：云言“或”者，道异说也。郑之前世有为此说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风言后妃乐得淑女，无嫉妒之心，夫人德如鸣鸠，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妇有义，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风切后夫人，以节此义序，故用之耳。《王风》云“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谓路寝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乐，则后夫人亦有房中之乐。以后夫人房中之乐歌《周南》、《召南》，则人君房中之乐亦歌《周南》、《召南》，故《谱》下文云路寝之常乐，“风之正经”也。天子歌《周南》，诸侯歌《召南》，用此“或”说为义也。后夫人用之亦当然也。王肃云：“自《关雎》至《疲к印罚�后妃房中之乐。”肃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为后妃之乐。然则夫人房中之乐，当用《鹊巢》、《采蘩》。郑无所说，义亦或然。　
　　射礼，天子以《驺虞》，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为节。○正义曰：在《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乐，故言之。《礼记·射义》有此。又彼注亦以为《驺虞》取其“一发五豝”，喻得贤者多；《貍首》取“小大莫处，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涧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义以为戒也。“为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