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第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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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通译卢卡奇，注文中说的这些，都没有错，但为了和正文相衔接，却至少应该补上两点：一、他在1923年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独特的评价，但被指责为偏离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他是积极参与者，事件期间任文化部长，失败后被捕，后来被驱逐到罗马尼亚，1957年获准回国。
再如注（4），马尔库塞，通译马库泽，原注也没有错，只是没有提到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
此书重印的时候，以上意见或者可供参考吧。
说起译者的误注，还可以举另一例。这不是我发现的，是听蓝英年先生说的，那是在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斯大林秘闻》的第576页上。书上有这样一句：“希特勒在1944年底联合了三巨头”，译者对“三巨头”加注：“指德、意、日。”这就使读者难以理解了。第一，“三巨头”通常是指三个人，怎么会是三个国家呢？至于说，第二，德意日三国的联合，并不是“1944年底”的事，早在1941年9月27日，就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了。再说，第三，到了“1944年底”，哪里还有这三国的联合呢？早在这年的9月9日，意大利就向盟国投降，退出战争了。
原来这是因为没有看懂原文而弄出来的误译和误注。这一句的原意是：“希特勒在1943年底促成了三巨头的联合”，指的是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的德黑兰会议！正文把1943年误为1944年，只是不知道是原本就弄错了，还是译本弄错的。听蓝英年先生说，这书中的问题还不止这一处，就看这一处，也就够吓人了。
（原载2002年7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
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
1989年9月，我应苏联教委邀请，到苏联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汉学系教授汉语。我乍到异邦，很多地方不习惯。吃饭就是难关。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商品匮乏，尤其是食品，副食店货架空空如也，海参崴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教研室主任博洛京娜对我说：“您现在就像瞿秋白当年那样，经历《饿乡纪程》。”
1989年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当然不能同1920年相比，但比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差得多。进学校饭厅先得排队。我到苏联新学的第一句话就是：“哪位排在最后？”拿着塑料托盘依次排到放食品的台前，金发碧眼的女服务员，给我一份一份地往托盘上放菜，面包自己取。然后再到收款处算账付钱。饭厅里虽有座位，但早被学生占满，只得站着吃。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吃不到蔬菜。买水果吧，都是从中国运来的，不是不熟的便是半烂的，都是我在国内不吃的。没有办法，只好去买，可等我下课去买时，早被俄国人抢光了。
到远东大学后，在我结交的第一批俄国朋友中，便有图书馆管理员拉利萨。我每天到图书馆看报，同管理报刊阅览室的拉利萨渐渐熟了。拉利萨毕业于远东大学英语系，人逾中年，风韵犹存。她对我非常热情，甚至允许我把报纸带回宿舍看。有一次我对拉利萨抱怨没蔬菜吃，她同情地望着我，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我去看报的时候，她在空罐头瓶里装了半瓶蔬菜送给我。此后她每天都给我带半瓶蔬菜。她不值班的时候，我去看报时，蔬菜瓶压在刚到的报纸上。一连几个月都如此。一个外国人这样关心我，我着实感激。菜不断变化，有胡萝卜、西红柿、茄子还有蕨菜。我原想他们吃什么就分给我一点，但蕨菜并不是俄国人常吃的菜，副食店里虽有，但由于价钱高，无人问津。她家如何吃得起蕨菜？她家的生活状况如何呢？我很想知道。冬去春来，半年过去了，我只知道她有一儿一女，丈夫在列宁格勒美术学院读研究生。
这时已经有俄国朋友请我做客了。我初次走进俄国知识分子的家庭。他们住房条件都很差。多半是两室一厅，但面积很小，约三十多平方米。卧室兼客厅，靠墙摆着一张宽大的沙发床。白天推进去坐人，晚上拉出来睡觉。连远东大学副校长的住宅也如此。副校长是汉学家，她要到中国曲阜参加孔子讨论会，叫我帮她准备发言稿，所以我到她家去过几次。与其说帮她“准备”，不如说代她捉刀。我把她的一点肤浅的意思用汉语写出来，然后我们俩就坐在沙发上，我一句一句教她念，还替她录了音，她自己跟着录音练。她丈夫是海员，商船上的大副，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我的学生。他们生活水平比普通教师好一些，因为她丈夫像所有海员一样，从日本贩运汽车。她丈夫喝了酒话多，得意地对我说，他们的船每次从日本回来，都运回十几辆日本人报废的汽车。日本人要报废汽车还得交钱，他看得出哪个日本人要把汽车开往报废站，便在路上把他截住，请他把汽车开到苏联船上。日本人免了交钱，何乐而不为，而他们得到报废的汽车。由于他有这种本事，船长看重他，船员爱戴他，船员把报废汽车中最好的两辆一辆给船长，一辆给他。他这些话让当妻子的副校长感到难堪，生气了，让他住嘴，可这个二百五不但不听，反而朝她喊起来：“不靠我的汽车，就靠你那点工资，让全家喝西北风呀！”弄得我很尴尬，装作听不懂他们的话，可副校长知道我全能听懂，更加生丈夫的气。
海参崴（包括纳霍德卡港）是苏联远东最大的港口，海员非常多，所以从日本运回来的报废汽车也非常多。说来奇怪，汽车在日本报废了，可在苏联还能跑上几年。满街跑的都是日本汽车。偶尔有一辆苏联产的“莫斯科人”或“拉达”夹在当中，像天鹅群中的丑小鸭。海员家庭的生活水平比一般家庭好，这从衣着上也能看出来。我的穿戴漂亮的女学生，家里必定有海员。
我每天都见到拉利萨，也把从中国带来的茶和其他小礼品送给她，她每次接受的时候脸上都现出惊喜。可她从不请我到家里做客。有一个星期天我不请自去。她住在阿克萨科夫大街，得爬一段山路。我前面忘记交代了，海参崴是座山城，很像青岛。原来是中国领土，1860年被沙俄侵占了。阿克萨科夫大街紧挨着果戈理大街，对面是杰尔查文大街和莱蒙托夫大街。我心里想，俄国大作家怎么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想着他们的作品，想起阿克萨科夫对果戈理的崇拜，不觉来到拉利萨住的地方。门牌没错，就是找不到她的住所。问小孩，他让我往前走，走到围墙尽头就是。我走到尽头，才发现一间地下室。我按电铃，拉利萨穿着旧连衣裙出来开门，见到我有点惊讶，但马上客气地把我让进家里，我随着她走下铁扶梯。这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大概曾经是仓库吧。看来他们一家四口都住在这里。拉利萨一人在家。她身边有一堆刚采摘回来的蕨菜嫩芽。蕨菜在中国和日本算名贵菜，苏联菜市场上也不便宜。但海参崴得天独厚，周围的树林里有的是。春天采摘它的嫩芽，腌起来，冬天可以吃。拉利萨告诉我，她在別墅（实际上是自留地，每个居民都有）里种的菜，不够一家人吃，还得采些野菜。原来她每天送我的菜不是种的便是采的，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头。她告诉我，她每月工资160卢布，丈夫读研究生，只领不多的助学金。儿子读中学，下课后在远东大学做木工，挣几十卢布，女儿到纳霍德卡半工半读。日子过得很紧。我的工资500卢布，比她高得多。我知道她这点钱不够用，想帮助她，但不知如何开口。我请她下班后教我俄语，每小时10卢布，每周三次。她听后笑了，说道：“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您的俄语水平我教不了。我还有別的工作。”我好奇地问她还做什么工作。她说每天打扫四个教室，一月80卢布，加起来就240卢布了。我后来见过她打扫教室。她拎着一桶水，一遍遍拖地板，累得满头大汗。她的心愿很是希望一家温饱，丈夫回来能找到工作，最好在远东大学任教。
我喜欢钓鱼，常常同朋友们乘快艇到海里钓鱼。鱼群在水下，鱼线要放到25米以下。随着季节的变化鱼群也变化。春天是一种鱼，夏天又是一种鱼。但每次出海都能钓到十几条甚至几十条鱼。我在快艇上认识了谢尔盖，后来成了好朋友。谢尔盖原是军医，列宁格勒医学院毕业，不知为什么复员了。复员后没有工作，只领250卢布的退休金。他妻子原是音乐学院教师，因耳疾失去工作，在他们住的楼里管理电梯（电梯坏了打电话找人修理），也能挣几十卢布。他们有两个上学的儿子。谢尔盖要养活一家人，一心想挣钱。他同几个同事成立了一家公司，同中国七台河市某公司做生意。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合同：七台河用苹果换他们的鱼。七台河按照合同把苹果运到海参崴，但他们始终没向七台河供应鱼，把七台河坑害苦了。那时中俄边贸互相欺骗是家常便饭。一天我到谢尔盖公司去，看见里面堆满苹果，每人都在吃苹果。谢尔盖见我来马上请我吃苹果，并送了我一箱苹果。他们公司每个人都分了一箱苹果，仿佛苹果是中国人慰问的。除谢尔盖之外，从经理到职员谁也没想过履行合同。只有谢尔盖想以此为起点，慢慢做大。但他不是经理，做不了主，只好同流合污。以后再没有中国公司同他们公司做生意，公司也就消失了，谢尔盖只得另谋生路。谢尔盖是犹太族，犹太男人比俄国男人顾家，谋生办法多。他又做木材生意，向日本出口木材。但苏联政府禁止出口木材，他们便把原木做成俄式木屋，卖给日本。这宗生意也没做下去，但谢尔盖赚了一点钱。总之，谢尔盖为了养家糊口，什么都干。
我在远东大学交的朋友都不是汉学系的，而是俄国语言文学系和历史系的教师。这与我在中国大学外语系任教，可交的朋友都在中文系和历史系相似。我同这两个系的教师更谈得来。远大语言文学系的老谢尔盖（与军医同名，故加“老”字，以示区別）教授便是我时常拜访的朋友。他比我稍长几岁，是远东大学的著名教授。莫斯科出版过他的书。他住在百年大街，离学校很远，也是两室一厅的小单元。他的书多，本来就狭窄的走廊摆上书架更狭窄了，穿过时小心翼翼。在国内我只在漫画家丁聪先生家里见过这样狭窄的走廊。老谢尔盖的工资同我的一样，老伴已退休，领取不多的养老金。按照苏联当时的生活标准，老两口不愁吃喝。可老谢尔盖仍在別的学校兼课、替报社审稿、在市作协任职，这些都是有偿劳动。有一次我们对酌，我望着他满头杂乱的白发，觉得他有点像贝多芬。他忽然长叹了一声，对我说：“还得为儿孙做马牛啊。”他有一儿一女，都已婚配，女儿离异，成了单身母亲。苏联有不少单身母亲。她们宁肯做单身母亲，也不愿堕胎。老谢尔盖不得不帮助女儿。
我回国那年，苏联正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行私有化，每个公民都领到一张私有化证券。卢布疯狂贬值。从1美元兑4卢布，到20卢布，到40卢布，到200百卢布，到2000卢布…今天俄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等金融寡头正是那时候发迹的。我在国内为俄国朋友们发愁，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拉利萨，她是朋友当中最弱的，她丈夫取得副博士学位后找到工作了吗？
五年后，1996年，我再度到远东大学执教。苏联已经变成俄罗斯。我先去看拉利萨，她丈夫瓦列里已学成归来，但找不到工作。他原是远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又学了艺术专业，可远东大学不聘请他。不聘请他是有道理的。他的俄国文史知识很肤浅，还爱吹牛。他忽然提出要讲中国文化，拉利萨恳求我跟汉学系系主任说说。系主任同意他讲一次。他讲中国当代作家，在课堂胡说八道，把李先念、薄一波说成高玉宝那样的作家。我给他指出错误，他不但不感谢，反而说：“就您听得出来。”我很恼火，讽刺他是“活着的经典作家。”没想到这家伙听了乐坏了，大声叫拉利萨：“你听听教授说我是经典作家呢。”拉利萨脸色阴沉，对我说：“教授，您何苦挖苦一个酒鬼呢？”瓦列里曾经是酒鬼，后来戒了。他回来后，家庭担子仍压在拉利萨身上。我想帮她一把，把瓦列里介绍给中国商人开车，从海参崴到绥芬河接送中国人。有一次他接送的是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的胞弟孔德墉。孔先生大概很有钱，给了他五百元，他大喜过望，给拉利萨买了衣服，还把饭店里吃剩的菜带回来，一家欢天喜地。然而好景不长，不少中国商人呆不下去了，对我说：“跟俄国人没法做生意。”撤回国了。雇瓦列里开车的中国商人也准备回国了，我请他把旧汽车留给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