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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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辈。她当过渔业人民委员、轻工业部纺织与日用品总局局长，战前还是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她在委员会里级别最高。委员会名义上属苏联情报局领导，实际上听命于安全部。情报局副局长是老布尔什维克洛佐夫斯基，担任过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他虽然并不管事，但名义上是委员会的领导，后来也和其他委员一起被处决。1948年以后，安全部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定为“犹太复国主义反苏地下组织”，为首的仍是洛佐夫斯基。
委员会成立的首要任务是向国外有钱的犹太人弄钱。但在莫斯科守株待兔是办不到的。斯大林非常恼火，莫洛托夫一再训斥洛佐夫斯基。于是产生了到国外募捐的想法，募捐的人选很快便确定了：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费费尔仍肩负监视米霍埃尔斯的使命。斯大林还指示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监视他们两人在美国的活动。米霍埃尔斯在美国用犹太语演讲，热情洋溢，富于表情，很快便赢得美国犹太人的好感。他即兴表演《李尔王》片段，美国犹太人大为倾倒，感叹苏联演员对莎土比亚理解得如此深刻。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同美国各种政治倾向的犹太人打交道，向他们介绍犹太人在苏联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苏联工农业的成就，丰富的资源。当然都是根据莫斯科拟定的提纲讲的。在世界反法西斯浪潮中，不少美国人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对苏联产生空前好感，所以许多犹太人慷慨解囊，对苏联大力支援。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满载而归，不辱使命。他们觉得自己对国家作出贡献，有些飘飘然了。战后胆子越来越大，把委员会变成团结苏联境内犹太人、寻找失踪的犹太人、处理各地犹太人事务的类似政府机构的中心了。费费尔更不知天高地厚。“费费尔从美国带回两件贵重礼物”，戏剧评论家博尔夏戈夫斯基在《命运宠儿的札记》一书中写道，“两件纽约犹太毛皮工匠缝制的价值连城的皮袄，一件给自己，另一件给…斯大林！可以想象斯大林如何恼怒，永远恶狠狠地记住这件礼物。竟然把美国犹太人按照他的身材缝制的犹太长老穿的皮袄…献给他，只穿军大衣和皮靴的半个世界的主宰！同样的颜色，同样贵重的皮袄献给斯大林和费费尔！这只能出现在幻影中，噩梦中，卓别林的闹剧中。费费尔还不如从美国给自己带回一件殓衣呢！”费费尔如果知道斯大林从骨子里蔑视，仇恨犹太人，决不会干出这种蠢事。斯大林仇恨犹太人由来已久，大约受过他先前的老战友后来的死对头的气。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当中有大批犹太人，如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捷尔任斯基、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越飞等人。他们在文化修养、演说才能和人际交往上都超过斯大林。列宁对他们的重视也远远超过对斯大林的重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举了一个斯大林仇恨犹太人的例子：“我记得在莫斯科工作时，第三十飞机制造厂发生某些骚动，通过党的渠道和国家保安机关向斯大林报告了。在斯大林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正当我们坐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时候，斯大林转身对我说：‘工厂里正派工人应该发给棍棒，让他们在下班时把这些犹太人打个臭死。’他说这些话时不单是我一个人在场，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也在场。”布尔什维克老一辈领导人（包括犹太人）不是被斯大林消灭，便是被他打入冷宫。
委员会还负责向美国报刊提供苏联人写的歌颂祖国成就的报道。美国犹太人办的报刊乐意刊登这些文章，如美国共产党办的《自由晨报》。这些文章经过层层审查转到委员会，再由委员会提供给美国报刊，文章在政治上决不会有问题，但后来成为委员会的罪状之一。
委员会管的事越来越多，竟对各州市发生的排斥犹太人的事件直接发函干预，这已超出它的权限，引起各地官僚的不满。费费尔还提出远东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地域狭小，环境恶劣，不适合犹太人居住。他提议向政府要求把克里米亚定为犹太自治州，代替比罗比詹。费费尔的提议在委员会里引起激烈争论。有人赞成，认为苏联有五百万犹太人，比罗比詹容纳不下，再加上气候寒冷，没人愿意到那种地方去。克里米亚地域辽阔，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不但吸引苏联的犹太人，还吸引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可以成立一个在苏联管辖下的犹太自治共和国。外国的犹太人来了，还会带来资金，对经济发展大有好处。反对费费尔提议的人指出，克里米亚是鞑靼人的祖居地，以通敌罪名把整个鞑靼民族赶出克里米亚并不公正，个别鞑靼人通敌不能牵连整个民族，所以鞑靼人也是受害者，应返回故土。犹太人是受害民族，但不能强占同样受害民族的土地。米霍埃尔斯摇摆在两种意见之间。他知道比罗比詹不能吸引犹太人，但占据别的民族的祖居地良心不安。
于是，米霍埃尔斯便找著名犹太作家和政治家征求意见。他派几个委员找爱伦堡商量，爱伦堡认为占据别人领土违背道德：“你们干吗要设立犹太人区呢，谁也没有把你们往那里赶。你们大概闲得没事干了吧？”米霍埃尔斯亲自去找卡冈诺维奇。《命运宠儿的札记》的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米霍埃尔斯和卡冈诺维奇交谈的场景：
米霍埃尔斯请求卡冈诺维奇接见他。只有卡冈诺维奇能消除疑惑并提出忠告。
卡冈诺维奇立即把话题转到他喜爱的轻歌剧《婚礼舞》上去。
“卡冈诺维奇同志，我来同您商量。”米霍埃尔斯等卡冈诺维奇夸奖过《婚礼舞》后，怯生生地说，“我们委员会里产生了向克里米亚移民的想法…”
卡冈诺维奇没听见对方说的话，说话的声音更响了，洪亮的声音充满办公室。
“每个演出季节都能演出《婚礼舞》那样的节目就好了！决不仅犹太人爱看。那舞蹈，那歌曲，谁看了都愉快，都快活。”
“您说得对，我们在探索，但并不容易。像俗话所说的，婚礼一辈子只举行一次。他们议论克里米亚，可这是别人的祖居地呀。”
“犹太剧院办不办学员班？”卡冈诺维奇问道，声音震耳，“学员也参加《婚礼舞》的演出吗？那就对了，增添青春活力嘛。”
“我们委员会里有分歧，我想同您商量…”
“没有青年演员剧院就没前途。”变“聋”的卡冈诺维奇愉快地说，“你们剧院办学员班真太好了。”卡冈诺维奇挽起米霍埃尔斯胳膊，把他送出办公室，并答应剧院有困难他帮助解决，把怅然若失的来访者送出门外。
卡冈诺维奇什么都听见了，这一点米霍埃尔斯看得很清楚，但他不会想到他们所说的一切窃听器都会录下来。卡冈诺维奇却再清楚不过了。委员会内争论不休，无法决定要不要向斯大林请求以克里米亚代替比罗比詹。他们的活动斯大林当然都知道，但没有任何表示。斯大林不表态，没人敢吭声。
“这时，大约在1947年底”，马尔基什的遗孀在《如此漫长的回忆》中写道，“以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为首的犹太社会活动家应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邀请去参加座谈会。马尔基什不在被邀请之列，这次座谈会的情况他是在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听到的，他是主席团成员。座谈会上谈到‘高层’讨论过比罗比詹的未来。在那里建立犹太自治州的计划流产了，最高领导层准备重新考虑建立犹太自治州的问题。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建议委员会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信已拟好，叫马尔基什签名。马尔基什断然拒绝签名，理由是鞑靼人有权返回克里米亚，并认为这种请求是露骨的挑衅。就在这时，马尔基什得知，成千上万在战争中活下来的犹太人给委员会写信，要求帮助他们到巴勒斯坦去。这些信自然很快便到了安全部。马尔基什断定这都是费费尔的主意。”
没有斯大林的指示或暗示，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决不敢向委员会提出这种建议。这是计划中消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第一步，也是全面解决犹太人的问题的前奏。犹太人竟敢要克里米亚，然后出卖给美国人。这就是斯大林衰老头脑中荒谬的逻辑。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乌克兰一解放，洛佐夫斯基的委员会（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就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给斯大林的，其中包含一项建议：鞑靼人被逐出克里米亚后，克里米亚应成为在苏联管辖范围内的一个犹太苏维埃共和国。斯大林认为在这项建议背后有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苏联情报局插手。他宣布，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他们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国，以便从苏联手里夺走克里米亚，并在我们海岸上建立一个直接威胁苏联安全的美帝国主义的前哨据点。斯大林让他的想象朝这方向胡乱发展。他突然产生了疯狂的报复念头。洛佐夫斯基和米霍埃尔斯被捕了。不久，热姆丘任娜（波林娜，莫洛托夫的妻子）也被捕了。对这个小集团的调查花了很多时间，但结果，几乎他们所有人都落到悲惨的下场。洛佐夫斯基被处决，热姆丘任娜被放逐，最初我以为她被处决了，因为除斯大林外，任何人都得不到情况报告，而斯大林本人则决定处决谁，赦免谁。”
赫鲁晓夫这段话大体上是对的，但有记忆上的错误，有的地方并未说出现象背后的隐秘。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叫委员会给斯大林写信（即赫鲁晓夫所说的文件），要求把克里米亚作为犹太人繁衍生息之地，并让大批犹太知名人士签名，便是暗中设下的圈套。写了信，签了名，便是“从苏联手中夺走克里米亚”的证据。然而在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劝说下，甚至在洛佐夫斯基的直接指示下，仍有人未签名，其中就有米霍埃尔斯。安全部的秘密情报员佐林，即费费尔，一再劝说米霍埃尔斯，但他仍不签名。倒不是他识破了斯大林的圈套，他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智慧，只是不愿乘人之危，占据他人的祖居地。没有委员会主席的签字，无法形成正式文件，所以米霍埃尔斯的命运已经注定，非除掉不可。斯大林不允许在莫斯科干掉他，只能在外地下手，地点选在明斯克。米霍埃尔斯被派往明斯克评定女演员亚历山德罗娃的艺术成就，应否给她颁发斯大林奖。可她这时并不在明斯克，而在莫斯科。陪同米霍埃尔斯去的是剧评家戈鲁博夫，因为他是明斯克人，毕业于明斯克铁道工程学院。他们在明斯克受到热烈欢迎。晚上看完节目，导演把他们送回宾馆。此时“房间里电话铃响了，找戈鲁博夫。戈鲁博夫说了几句话便捂住听筒对米霍埃尔斯说，老同学打来电话，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一定请米霍埃尔斯去，哪怕呆半小时，他们也会记住一辈子！”（《命运宠儿的札记》）一向爱凑热闹的米霍埃尔斯便同戈鲁博夫一起去了。他们一去便没回来。次日清晨发现他们躺在一条偏僻的胡同里，脑袋被打破，已经冻僵了。谋杀被定为车祸，因为这是斯大林随口说出的。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在她写的《仅仅一年》中写道：“莫斯科那时（1948年）的气氛异常沉重，大逮捕再度开始。莫斯科犹太剧院查封了。当时该院的院长是米霍埃尔斯。宣布这个剧院为‘世界主义的温床’。米霍埃尔斯是位著名演员、知名社会活动家…那时我极少同父亲见面。偶然一次在别墅同父亲会面时，我走进他的房间，正好听见他在和一个人通电话。我等在一旁。是别人向他汇报，他听着。后来，他像下结论似的说了一句：‘好吧，一起车祸。’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话的语气：不是询问，而是肯定，是回答…打完电话，他就同我打招呼，过了一会他说：‘米霍埃尔斯被汽车撞死了。’第二天我到大学上课的时候，一位女同学她父亲在犹太剧院工作了很长时间哭着告诉我，昨天米霍埃尔斯在明斯克乘汽车的时候惨遭杀害。各报写的都是车祸。他是被人杀害的，根本没发生车祸。‘车祸’是我父亲听人汇报时随口说出的…我的头轰的一声。我太知道父亲了，他觉得到处都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
赫鲁晓夫也谈到米霍埃尔斯之死：“更独特的是对那个有教养的、犹太语戏剧最伟大的演员米霍埃尔斯的残酷惩罚。他们像野兽般地杀害了他。他们把他秘密处死。然后，谋杀者们得到了奖赏，他们的被害者则得到了厚葬。这真令人思想混乱！据宣布，米霍埃尔斯是被一辆卡车撞死的。实际上，他是被抛到卡车前面去的。这件事干得很巧妙，很有办法。是谁干的？斯大林干的，至少是根据他的指示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