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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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1967年有过一次真正的文字狱,即因为文字受审判刑的案子,又称为“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事件”。两位作家用笔名在国外发表作品,作品内容并没有攻击苏联,审判他们就因为他们用笔名和在国外发表作品。这次审判激怒了许多作家,他们联名发表抗议,要求旁听,不能旁听的就坐在法院门口抗议。在苏联,作家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勇气还是第一次。判决后,仍向最高法院、最高苏维埃甚至苏共中央抗议。作家懂得了如何保护自己。经过这次抗争,苏联政权才没对索尔仁尼琴采取激烈措施,1974年把他一家送出了国。
李:最近我看到有篇翻译,大概是另外一个作家写文章批评索尔仁尼琴,说他写了那么多反映劳改营的东西,但在作品中对犹太人的死却表现得很淡漠。
蓝: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中,有许多人是蔑视犹太人的,尽管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犹太人。卫国战争时,为了向美国寻求支援,成立了一个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莫洛托夫的妻子也在委员会里。他们工作得很好,争取到大批援助。胜利后,苏联支持建立以色列国,希望它成为苏联在中东的反美堡垒。谁知道以色列成立后倒向美国,斯大林把气都撒在这个委员会上,把这些人都关了起来,对其他犹太人也很不好。战后斯大林发动的反对世界主义运动,就是针对犹太人的。俄国人对犹太人一向不好,沙俄时期发生过多次屠犹事件。索尔仁尼琴是个大俄罗斯主义者,想必也看不起犹太人,所以对他们的命运不关心。直到今天,我在俄国时还常听到俄国朋友说某某是犹太人,却没人说某某是俄国人。其实俄国的所谓犹太人同俄国人毫无区别,这样说便流露出对犹太人的轻视。
李:爱伦堡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只是看过他的一部分回忆录。对他您怎么看?
蓝:爱伦堡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没有怎么捧过斯大林,但是他在国外发表文章宣传苏联的建设成就,影响很大,威信也很高。卫国战争的时候,写过许多政论影响极大,但是斯大林看不上他,因为他是犹太人,斯大林仇视犹太人。爱伦堡认识很多人,比如布哈林,还有符拉索夫,曾任二十军军长,他跟德国人打仗,由于斯大林的战略错误,军部被德国人占领。被俘虏后,他在被俘的苏联军人中组织了一支解放军,在德国人统帅下打苏联。后来又调过头打德国,并把占领的城市交给苏军。他的功过可以评说,可是后来整个二十军的官兵全被关了起来,其中很多人并未被俘,转到苏联其他军去同德军作战。爱伦堡写过符拉索夫,并且写得很客观。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写得好极了,写了许许多多同他有过交往的俄国和欧洲的文化名人。我们今天知道的很多东西都是从爱伦堡的回忆录中知道的。他的很多朋友是犹太人,被抓起来打成特务,问是谁招募的,都说是爱伦堡,结果这些人都被杀了,爱伦堡却没有事,斯大林就是不动他。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早该掉脑袋了,没掉是命大。斯大林死前想搞一次排犹运动,逼所有犹太学者、科学家、作家在一封诽谤犹太人的公开信上签名,也逼爱伦堡签名。爱伦堡找出各种理由拒绝签名,他亲自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说明无法签名的理由。写信时他已作了死的准备。但信发出两三天斯大林便死了。
五、两种传统中的知识分子
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文化界对历史是如何反思的?知识分子是侧重总结个人的教训,还是回避?
蓝:苏联解体后,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后的七十年历史反思得相当深刻。几乎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进行了反思。对十月革命本身也有不少反思。不少人认为俄国陷入今天的困境是革命的后果。他们说俄国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是1914年。“一战”、革命和内战严重毁坏了俄国经济。农业集体化彻底摧毁了俄国农业,征粮队是抢粮队,把农民赖以活命的粮食通通征走,农民不是逃亡便是饿死。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谈到,一列火车从波尔塔瓦到基辅沿途收集尸体,竟收集了一列车。1990年我到堪察加半岛旅行,听说过一件怪事:一位农民开枪打熊,打伤了,但没打死,逃脱了。一年后,熊来复仇。它进村直奔那个农民家,将他弄死,还弄坏房屋,但没伤害其他农民。我便去了这个村,被熊弄坏的农舍还在,周围农户确实安然无恙。我同他们交谈后才知道,他们祖辈都是从波尔塔瓦逃出的农民。那时这里荒无人烟,又远离俄国中心,苏维埃政权无力捉拿他们,所以活了下来。当年的打手和告密者反思自己罪行的很少,也许他们的良心已经泯灭。其实告密并非个人品质的问题,是体制的产物。从小就向儿童灌输揭发敌人的思想,揭发老子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被斯大林树为榜样,到处为他树碑立传。当时苏联人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告密,告密形成风气,不认为不好。当然,在很多人内心深处仍鄙视告密。
李: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作家是不是还有相当一些人保持了清醒头脑?像您前面说的高尔基也好,索尔仁尼琴、爱伦堡,包括法捷耶夫,都可以看作不同类型的人。潜流文学中的作家情况可能好一些,主流作家呢?
蓝:主流文学的一些作家也有清醒认识。特瓦尔多夫斯基以后就再也不提《春草国》了。这部作品是歌颂农业集体化的,如果他不写,就会像他哥哥一样,被打成富农,送到西伯利亚去了。但他后来很后悔,他是农民出身的,知道什么是集体化。他以后的作品一篇比一篇厉害,后来发表《山外青山天外天》,记述他到远东的访问,已经开始了对斯大林的批判。包括西蒙诺夫,思想也很活跃,反映了不少问题。他曾经写过一个电影脚本《一百个日日夜夜》(不是小说《日日夜夜》),一直就发表不了。他写朱可夫,写朱怎么英勇打仗,战争是朱指挥的,而不是斯大林。当然那个时代作家也有时代特点,他们没有不捧斯大林的,连曼德尔施塔姆也写过赞美斯大林的诗,想不到吧?他不属于主流文学,对当时的情形看得也很清醒。这样的作家很多,他们已经开始反思斯大林给国家造成的灾害了。有的作品甚至是在“大清洗”后写的。我记得女作家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的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写于1939年。小说情节简单,但把“大清洗”的惨状、人人自危的气氛都表现出来了。如你能介绍发表,我就把它译出来。只可惜篇幅太短,成不了一本书。作家对斯大林看法的变化不完全一样。大多数从崇拜到否定,也有矢志忠诚的,如潘菲洛夫。也有一贯敌视的,如布宁。也有跑出去又回来的,如库普林。
李: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非常了不起,比中国人深刻,个性更强,能够坚持自己的东西。
蓝:中国传统是东方式的管治,动辄得咎,并尽量侮辱你人格。苏联动不动就枪决,倒也干脆利落,不搞大批判。不斗你。我们的思想改造太厉害了,你没经历过,大家集中攻击一个人。我第一次在中国人民大学受批判是1951年,那时还是团干部,非常进步。中国人民大学上《联共(布)党史》,老师拿着讲义念,念一句学生记一句,一堂课下来手都累酸了。不少同学有意见,我就向系里反映,与其这样,还不如印出来发给大家看呢!就被批判了,我真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人只要稍有些个性,就一定被磨平。稍有点自己的看法,就一定挨批判。怎么谈得上坚持自己的看法。
李:由此,我就想到了两个国家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省意识上与苏联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巴金的觉醒那是在“文革”之后,而苏联在那样的高压下,还产生了索尔仁尼琴等人,产生了所谓的“潜流文学”。就是法捷耶夫,他一方面是传声筒,是总管,另一方面也对斯大林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大部分中国作家思想认识并不清楚,这是不是两国知识分子在认识问题的深度上有差别?
蓝:苏联作家接触西方的东西还是多,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接触得就极少。尽管苏联很专制,可是渴望自由民主的愿望没有完全熄灭。中国从来没有自由民主的传统,“五四”传统也没继承下来。中国人脑子里装得最多的是封建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习惯于盲从,不习惯于思考。
李: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俄国知识分子有个好的传统,对自己的地位有优越感。而中国“五四”时还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后来就是接受改造了,这里的区别就很大。苏俄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蓝:苏联也有一批打棍子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柯切托夫、索夫罗诺夫和格里巴乔夫,赫鲁晓夫称他们三个为冲锋枪手,专门打人。柯切托夫就是写《叶尔绍夫兄弟》的那一位。索夫罗诺夫的剧本《莫斯科性格》曾在北京、哈尔滨等城市上演。谁触犯了他们的同伙,他们就在《文学报》上发表严厉的抨击文章。当时以《十月》为一伙,以《新世界》为另一伙,两伙人斗争得非常激烈。当代中国还没有出现过针锋相对的杂志和围绕杂志形成的作家群,所有杂志都乖乖地听上级的话,面貌也都大同小异(现已不同)。恐怕没有一家杂志的编辑敢同主管部门争论、吵架,坚持发表自己看中的作品,而这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成了《新世界》的家常便饭。
李:斯大林时代还允许这样,一群正统的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冲突?
蓝:斯大林时代没有,是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他们的思想倾向区别很大,如《不仅是为了面包》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是在《新世界》上发表的,《十月》上发表的都是拥护现行政策的粉饰现实的作品。当然《新世界》也发表吹斯大林的文章,不过发表暴露现实作品更多,这两派对立得很厉害,见面不打招呼。有一个作家,见到特瓦尔多夫斯基说,别老说我是《十月》的人,我不是,我跟他们已经一刀两断了。特瓦尔多夫斯基说,那好,欢迎到我家去做客。
李:看来,在高压年代,苏联的一些作家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中国的作家组织形式基本上是参照苏联模式,您认为在苏联历史上这样的方式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蓝:协会形式有利于斯大林亲自控制文化界。换句话说,斯大林为控制文化界才成立各种协会,其中作协最大。作协不仅掌握的创作命运,还有生杀予夺之权。《文学报》一篇文章可以让作家永远沉默,作协总书记一个条子便可把作家送进劳改营。苏联作协不是一个创作群体,而是执行斯大林等人指令的衙门。日丹诺夫看上小说《金星英雄》,作协便给巴巴耶夫斯基颁发斯大林奖。斯大林指定他当最高苏维埃代表,法捷耶夫赶紧补报名单。巴巴耶夫斯基俨然成了与肖洛霍夫、爱伦堡和法捷耶夫平起平坐的大作家。
李:回过头来看,20世纪70年代苏联文学真正有价值的,是不是还是潜流文学?
蓝:一些主流作家,像伊萨科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是有价值的。潜流文学当然有价值,很多书写十月革命,写得非常真实。有两本书值得注意:一本是布宁写的《可诅咒的日子》,另一本是吉皮乌斯写的《黑色笔记》,这两个人当时都在国内,还没走呢,他们记录了十月革命后最初日子的实情。
六、走出阴影
李:现在人们对苏联文学有了重新认识。随着苏联解体,人们对斯大林的认识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蓝:这种变化发生在斯大林死后,甚至在死前就有了。不光是对斯大林本人,而且对暴力革命、十月革命、共产主义认识都更为深刻了。作家索洛乌欣把马克思的著作重新与现实对照,反思暴力革命到底好不好。如果二月革命后,实行多党派的联合政府,俄国会成什么样子。“一战”之后,接着又打内战,俄国已经精疲力竭了,人民生活跟野人一样。比如布尔什维克式的公共宿舍,就是一套住宅里住几家,全楼层共用厨房、浴室和厕所,一个屋子拉个门帘住一家。战争将俄国的经济完全破坏了。如果立宪会议召开,成立多党政府,俄国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也就不会出现专制局面了。但是,如果俄国没有列宁这样的铁腕人物,也镇不住当时的局面。那个时候,枪毙人是非常随便的。1918年库普林还在俄罗斯给白军办报纸,反对十月革命,后来白军失败了,他同他们一起逃往国外。到1936年,应布哈林邀请回国,第二年就死了。他回国便说明他对斯大林看法有了变化。布宁一直不回来。1945年,爱伦堡和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