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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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剧本的修改意见，实际上是指示西蒙诺夫如何写。斯大林宽恕了特鲁布尼科夫，正合西蒙诺夫的心意，但在当时那种反对崇洋媚外的气氛中，他决不敢宽恕特鲁布尼科夫。作协书记处在讨论推荐斯大林奖作品时，不少人批评剧本的结尾，痛斥斯大林的自由主义，西蒙诺夫一旁暗暗发笑。他怕不说出结尾是按斯大林指示改的，可能让法捷耶夫闯祸，便悄悄地告诉他了。法捷耶夫听了哈哈大笑，称赞西蒙诺夫还算有良心，没让他陷入尴尬处境。剧本发表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同时上演。斯大林特别重视《俄罗斯问题》和《异邦暗影》这两个剧本，为他策划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做舆论准备。二战期间，上百万苏联军人到过国外，看到外国人的生活。他们不禁同自己的生活对比，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不像他们所听惯的宣传那样坏，本国的生活并不像从小灌输的那样好。一股渴望自由和民主的思潮悄然兴起，这是斯大林决不允许的，必须扑灭。斯大林的手段是镇压，揪出“人民的敌人”。他提倡告密，大肆宣传告密少年帕夫利克·马罗佐夫，弄得人人自危，互相提防。斯大林的深远谋略西蒙诺夫未必料到，但他对国内的恐怖气氛却深有感受，他自己便是受害者。十六岁那年继父被捕入狱，他和母亲被从军校宿舍赶到街上。母亲患病，他不得不独自寻找住所。他在文学所学习时，亲眼见到同班同学被捕，自己也差点倒霉。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谈到作协书记斯塔夫斯基找他谈话：“讲一讲你在文学所是如何散布反苏维埃言论的。还想写奥尔仲尼启则呢，却赞扬白匪。”西蒙诺夫一下子吓懵了，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时候赞扬过白匪。“我突然想起最后一次同课堂讨论指导教师的谈话。他先问我为什么喜欢英国作家吉卜林，接着问我如何看待古米廖夫。我对古米廖夫没有兴趣，在阿克梅派诗人中我只喜欢曼德尔施塔姆。指导教师说：‘您不喜欢古米廖夫，对他不感兴趣，是没有道理的。他虽然是反革命分子，却是诗人。作为诗人，您不能不喜欢他。’接着便朗诵起古米廖夫的诗来，这些诗他记得很熟。有的我读过，有的没读过。有的喜欢，如《迷途的电车》和《雪豹》。于是我说，当然喜欢古米廖夫这些诗，但我仍然更喜欢吉卜林。”这已经是陷阱了，西蒙诺夫掉了进去，幸亏没受到惩处。西蒙诺夫吓破了胆，以后做事常常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另外，西蒙诺夫三十岁便达到荣誉顶峰，不想失去所获得的一切。他的成功同斯大林的直接关注相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老实说，我是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在他的时代，我中学毕业，并上了职工技校，当了工人，进了文学所。在他的时代，我开始写作，成为专业作家，战争前夕吸收为预备党员，后来转正。在他的时代，我当了战地记者，六次获得斯大林奖，其中一次受之有愧，其余五次当之无愧。在他的时代，我先后担任过《新世界》和《文学报》主编，作协副总书记，中央候补委员，我多次获得过他的信任…”西蒙诺夫的性格被扭曲了。一旦环境宽松，他便显露出本性，做过一些好事。但他不得不按斯大林旨意办事，不能不适应当时的环境，也干过不少坏事。现在俄国有人说西蒙诺夫是斯大林的帮凶，便与事实不符了。说他是斯大林的宠儿，意思并不错，斯大林确实喜欢他，但不如说他是时代的弄潮儿。
我知道西蒙诺夫是从读他的小说《日日夜夜》开始的。1947年，有三本书在我们同学中间流传：《恐惧与无畏》、《虹》和《日日夜夜》，都是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对《日日夜夜》的兴趣不如前两本书大。小说的情节发生在斯大林格勒的一条街上，红军奋力夺取被德军占领的楼房。战斗极为惨烈，红军官兵个个英勇非凡，这便是我少年时代留下的印象。其次，便是营长萨布罗夫和女护士阿尼娅的恋爱。小说没有曲折的情节，人物没有鲜明的性格。另外，译文疙里疙瘩，也影响阅读兴趣。
西蒙诺夫1952年至1957年写了四部战争题材的小说：《战友》、《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和《最后一个夏天》。《战友》讲述的是蒙古境内的哈勒欣战役。后三部小说的题材都是苏联卫国战争，由主人公谢尔皮林和辛佐夫贯穿全书。谢尔皮林是高级指挥官，担任过集团军司令，牺牲前被授予上将军衔。辛佐夫原是军报编辑，后任谢尔皮林的副官，获少校军衔。《生者与死者》写于1955年至1959年，苏共二十大召开的前后。书中写到战争初期的失利，苏联飞机还未起飞便在机场上被炸毁。德军闪电般地占领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红军溃散，陷入包围，谢尔皮林率领一个师突出重围。他在军事学院执教时，因主张研究德军的战术并充分估计德军的军事实力，1937年被清洗，1941年才被斯大林从科雷马召回并派往前线。红军将士并非个个英勇，也有贪生怕死的人，如巴拉诺夫上校。方面军政委利沃夫将军对被清洗过的谢尔皮林一直心存疑虑，多次请求斯大林解除他的职务，但斯大林没有接受他的请求。在《生者与死者》中，已经提到斯大林是否了解真实情况的问题了。谢尔皮林对妻子说：“我不懂，为什么敞开胸口等着挨打我不懂，像斯大林这样的人竟预见不到即将发生的事？我不相信他们没向他报告。”在《军人不是天生的》一书中，谢尔皮林对斯大林的批评变得激烈起来：“是的，是斯大林！这就说明一切了，尽管你比别人更了解他，你知道战前发生的事，知道战争初期发生的事，还知道怎么也无法解释的事。他的钢铁意志何时消失，他的顽固自负何时开始。他的顽固导致千百万人丧生，无数军事仓库被毁，这都不是一下子能明白的。”这部小说写于1960年至1964年，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时期，也是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的年代。到1970年出版的《最后一个夏天》，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改变了，斯大林又是指挥若定的最高统帅，对谢尔皮林深信不疑，谢尔皮林牺牲后，还命令将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在新圣母公墓。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的评价又发生了变化。总之，西蒙诺夫对战争的描写，对斯大林的评价，都符合各个时期官方的评价，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四本小说的艺术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拙劣的，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只有枝节的堆积和重叠，比《日日夜夜》有过之而无不及。俄罗斯评论家伊万诺娃说西蒙诺夫根本不是小说家，是符合实际的。1954年12月在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指出西蒙诺夫创作草率，追求速度，并以大作家自居：“西蒙诺夫每年只管写出一个剧本、一首长诗、一部长篇小说，还不算其他小作品，例如诗歌、随笔等，也就是说他保证一年可以得三枚奖章。今天，西蒙诺夫在代表大会的大厅里还可以作为文学的年轻主人迈着矫健的步伐，再过十五年，他享有盛誉，人们将不是搀着他走，而是用车子拉着他走。”接着，肖洛霍夫批评西蒙诺夫的小说没有艺术性。那时，肖洛霍夫还只读过《战友》，没读过《生者与死者》三部曲。肖洛霍夫毫不留情面地说：“年轻的作家能从西蒙诺夫身上学到什么呢？难道只是写得快，以及对一个作家来说并非必须的外交家的举止吗？对于一个大作家来说，说实话，这些才能是很不够的。他的最后一本书（《战友》）让人特别担忧。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圆润光滑、秩序井然，而掩卷之后，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好像你很饿，有人请你赴宴，但请你喝的是一盘面包渣做的汤，而且不让你喝够。于是你懊丧，你饥饿，你在心里咒骂主人的吝啬。
“西蒙诺夫同志不是头一年写作。他应该回头看一看他所走过的作家之路，应该想一想，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聪明的人，或一个有眼力的孩子，指着西蒙诺夫说：‘皇帝光着身子呢！’西蒙诺夫同志，我们不愿意看到你赤身裸体，因此请你不要生气，请接受我们的善意劝告，快点穿得厚实些，而且要选一件一辈子也穿不坏的衣裳。”
1946年，西蒙诺夫被任命为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的第一助手，进入作协领导核心。他还担任大型文学刊物《新世界》的主编。他一接手便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伊万诺夫的家庭》，叶尔米洛夫马上在《文学报》上发表抨击文章《普拉东诺夫的诽谤小说》，给了西蒙诺夫当头一棒。文章未必是根据斯大林的旨意写的，因为没有下文，是法捷耶夫给自己新助手的一个下马威。西蒙诺夫顶住了，发表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对这位屡遭打击的作家重返文坛是一种鼓励。1947年，西蒙诺夫又发表了一年前遭到日丹诺夫猛烈抨击的左琴科的小说。他问斯大林可以不可以发表左琴科的作品，斯大林回答道：“您是主编，认为应当发表就发表。发表后我们看了再说。”话里暗含杀机，但西蒙诺夫还是大胆发表了，向左琴科伸出援助之手。1948年，西蒙诺夫发表了多布罗沃利斯基的小说《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写的是复员军人融入和平生活上大学的故事，与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齐名。这两本书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学生中间风靡一时，我们都读过。《三个穿灰大衣的人》一发表，《真理报》马上刊出了批评文章，吓得连连向《新世界》编辑部道歉，把没用完的稿费退了回来。西蒙诺夫再次顶住了压力。1956年，西蒙诺夫发表了杜金采夫的小说《不单是靠面包》。小说轻描淡写地揭露了官僚主义，没想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作家中间也引起激烈争论。柯切托夫写的《叶尔绍夫兄弟》就是对《不单是靠面包》的反击。西蒙诺夫不仅发表了有影响的作品，也支持和鼓励有才华的作家，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的维·涅克拉索夫。这些都是他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西蒙诺夫也不得不做坏事，伤害过不少作家。
1954年，一群英国大学生到列宁格勒旅游，请求会见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确认他们是否健在。官方满足了他们的请求，安排了会面。大学生问左琴科同意不同意《决议》对他的批评，左琴科回答不同意，大学生们为他鼓掌。左琴科的回答惹恼了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