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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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司令，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任总参谋长。7月16日、18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边电中革军委，称“浩甚望指挥统一”，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总参谋长。“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
①《彭德怀自述》第200—202页。
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26页。
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张国焘这些争权活动，都是背着徐向前进行的。徐向前说：“我当时被蒙在鼓里，对这些事情一概不知。”①
当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北进时，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他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为此，毛泽东与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问题，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周恩来过夹金山后就病了，发高烧，病中仍为两军的团结操心。在与张闻天商量时，毛泽东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张闻天说：“我这个总书记（总负责人）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泽东认为不妥，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这样革命的政治方向都会改变了。”朱德也提出把自己的职位让出。毛泽东经反复思考，认为应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说：“让他当总政委吧。”于是同周恩来商量，周恩来主动表示愿把总政委的职务让出。这样，中革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此后，张国焘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对于这次解决组织问题，彭德怀评价说：“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会议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①
7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四方面军汇报。张国焘报告了四方面军工作情况，徐向前、陈昌浩作了补充发言。会议对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的历史进行了审查，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总结了经验教训，井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议要求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迅速北进。
为了统一指挥，7月21日，中革军委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总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将红一方面军之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
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后，立即收缴了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互相通报的密电本及一、三军团和军委、毛泽东通报的密电本，从此一、三军团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一、三军团之间的联络隔断了，与中央也不能直接通报了。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27—428页。
①《彭德怀自述》第204页。
毛儿盖会议
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迟迟未能北上，耽误了一个多月时间，给了蒋介石以充分的调兵遣将堵截红军东出北上的机会，使红军丧失了松潘战役的有利时机。
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毛儿盖后，蒋介后7月中旬在成都召开了薛岳部师长以上将领的军事会议，部署新的围堵计划。蒋介石在会上说，根据胡宗南纵队情报，红军先头部队已抵毛儿盖。他判断当前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移动，但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能是两条：一条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在甘陕边之风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有进军甘南接应红军主力北上之企图。根据这一判断，他决定：命薛岳率部于8月上旬将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布置堵截，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防；以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樟腊营、黄胜关，并以胡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8月，上述各部先后到达指定战略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就很困难了。
7月底，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8月初，军委召开会议，朱德、毛泽东、洛甫、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叶剑英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了敌情，认为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我军屡攻难克，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为实行夏洮战役计划，即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争取在洮河流域歼灭敌主力，达到在甘南创造根据地为作战目的。会议决定分左、右两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道阿坝前进。以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正当部队准备过草地的重要时刻，周恩来病倒了，这使毛泽东非常着急。
自从长征以来，周恩来一直非常忙碌，白天与战士一道行军，到宿营地后，要工作到深夜才能休息。他太累了，身体日益消瘦，本来就不短的胡子，显得更长了。到毛儿盖后，他每天照常工作到很晚。一天，他突发高烧，一量体温，39。5℃，第二天烧得更高，全天昏迷不醒。邓颖超一直在他的身边精心照护，毛泽东、刘伯承、叶剑英等都来看望。毛泽东非常关心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问题，他问总卫生部的同志：“傅连瞳能不能回来？”卫生部同志说，太远了，回不来，但是，一支队那里还有个姓戴的医生。毛泽东要卫生部立即发电报叫那位戴医生马上到毛儿盖来。戴医生很快来了，王斌、李治两位医生也来了。经过他们的精心治疗，周恩来的体温逐渐恢复正常，神智也清醒了。他们的诊断是，周恩来患的是肝脓疡。这种病治好的机会是很少的，尤其在长征极艰苦的条件下。但是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周恩来竟奇迹般地痊愈了。在周恩来重病的那些里，毛泽东关怀备至，每天都来看他，每次部队来了同志，毛泽东都嘱咐他们去看看周副主席，使周恩来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毛泽东还要彭德怀负责照顾周恩来的行动，凡部队行军，都用担架抬着行进。
然而周恩来这次肝脓疡痊愈的疤痕，40年后却生出了肿瘤。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自已的病情时写道：“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空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①正是这个肿瘤与膀胱癌一道夺去了周恩来的生命。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后，部队忙着做北上准备，派人侦察行进道路，但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又节外生枝，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为了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毛泽东、张闻天等多次去找张国焘、陈昌浩做工作。有一次，毛泽东去找张国焘谈话，把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女）带去了。毛泽东与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二人早就相识，但并不投机。毛泽东想把谈话气氛搞得轻松亲切此，所以与张国焘一见面，他就开玩笑说：“你看，我给你带‘水’（指刘英，女）来了。”张国焘一下子没转过来，问：“什么水呀？”毛泽东笑着说：“咦，《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不是讲男人是泥巴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恍然大悟，也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胸怀宽广，讲话痛快、风趣，他想摸清张国焘要解决“政治路线”的真实意图，从各个侧面提出问题启发张国焘讲话。但是张国焘讲话转弯抹角，很不痛快。他反复说，对工农干部，我是很重视他们的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啊。他是想把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干部尽可能多的提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但是他不明说。毛泽东摸清了他的真实想法后，便与张闻天、周恩来等商量妥善的解决办法。
陈昌浩、傅钟也来找张闻天谈问题，张闻天了解到问题也及时找毛泽东商量。一次，张闻毛泽东说，傅钟拿了一个名单来，上面写着四方面军哪些人进中央委员会，哪些人进政治局，说是张国焘提出的名单，毛泽东看了名单之后说：“中委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不能增加那么多，”张闻天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俩又去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商量，取得了一致意见。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因沙窝在毛儿盖以南40里，且属毛儿盖管辖，因此这次会议也叫毛儿盖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邓发、凯丰，还有刘伯承、陈昌浩、傅钟等。会议的议程有两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组织问题。
会议开始，张闻天代表政治局作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决议草案的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张国焘的南下西进主张受到了大家的批评，博古说：“你那个进攻西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少粮少，红军不但无法在那里立定脚跟，而且没有退路。国民党军队来了，很容易把我们封锁住，这就成了瓮中捉鳖了。”①对于博古的批评，张国焘气恼异常，暴跳如雷，大喊大叫。在多数同志的耐心教育下，张国焘又一次被迫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主张，毛泽东重申了遵义会议的有关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过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毛泽东的想法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他的这种想法和处理，保证了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在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保证了沙窝会议以及以后多次中央会议的成功。
①《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34页。
①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218页。
8月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于一、四方面军的力量不信任”，“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指出这种动摇是当时“最大的危险。”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名单，是提升红四方面军中三人为正式中央委员，三人为候补中央委员，两人进中央政治局。这是一个在会前商量过并取得张国焘同意的名单。然而，张国焘惯于食言而肥，他会前同意了，会上又阴阳怪气地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
毛泽东机智地把他顶了回去：“四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作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企图在随一、四方面军长征的原有政治局委员七人的基础上，再增加四方面军干部九人当政治局委员，以形成他在政治局中的多数。因此，他又提出，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九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