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全译-第11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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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太常寺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楚的音调;而北朝周、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调,于是斟酌南、北方的音乐,又考察古代的音乐,修成了《唐雅乐》,总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下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唐乐。六月,乙酉(初十),孝孙等人演奏新乐。太宗说:“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设施教化罢了,国家政治的兴衰隆替,难道也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陈国将亡时,又出现《玉树后庭花》,其声调悲哀,过路人听到了都悲伤落泪,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对,音乐能够触动人的感情,所以高兴的人听到音乐则喜悦,忧伤的人听到它则感到悲痛,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引起的。将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现在这二个曲子都还存在,朕为你弹奏出来,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说:“古人说:‘礼难道仅指玉帛之类礼器吗?’乐难道仅指钟鼓之类乐器吗?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司马光曰:我听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方圆,用内心量曲直,但是不能将自己的技术传给别人,他能够传授给别人的,必定是圆规曲尺罢了。古代圣人不费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不深思而能获得治国之道,但却不能传授给别人,所能传授的,一定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所躬亲实践的;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圣人遵行正道而喜爱谐和,又想与天下人共同遵行,使之传留百世,于是便制作礼乐。所以工匠手拿垂所传授的圆规曲尺去制作器物,这也就是垂的功劳了;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五帝三王离今世已很久远,后代人们看见他们的礼而知道他们的行止,听到他们的乐而知道他们的喜好,昭昭然如同仍存在于当世,这不是礼乐的功劳吗?
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著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称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制笛尺,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韶、夏、、武之音,具存于世,苟其余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淫昏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礼乐有内在的本质,有外表的形式:中正平和为礼乐之本,仪节声音为礼乐之末,二者不可偏废。先代贤明的君王谨守礼乐之本,一刻也没有离心远去,笃行礼乐的外在形式,躯体一刻也没有远离它。兴起于闺阁家门,显达于朝廷,广被于乡野近邻,通达于诸侯,流播于四海,从祭祀战争到饮食起居,都离不开礼乐。长此以往数十百年,然后教化普遍深入,天下太平。如果没有礼乐之本而只有礼乐之末,一日行礼乐而百日舍弃礼乐,想用礼乐来移风易俗,实在是难。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唱天降祥瑞,不能说不美,但仍不能不下伤感的罪己诏。王莽设立执掌天地四时的官吏羲和,考定律吕之音,不能说不精确,但仍不能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之声,不能说不详尽,但仍不得消弭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器,调理八音,不能说不分明,但仍不能免除台城的耻辱。这样看来,舜、禹、、周武王时的韶、夏、、武四乐,即使都保存于当世,如果德行不足以与它们相称.并不能感化一个人,更何况普天之下的民众呢!这如同拿着垂的圆规曲尺而没有其他工具、材料,徒然等待器具的制成,最后一无所得一样。况且齐、陈的淫荡昏庸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朝庭,又怎么能改变一个时代的哀乐呢!太宗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乐,为什么讲话轻率,非难圣人又如此果断呢?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
礼并不是指威仪而言,然而没有威仪则礼难以施行。乐并非指声音而言,然而没有声音则乐难以表现。譬如一座山,取其一土一石则不能称为山,但是如果去掉土石,山又何在!所以说:“礼没有内在的本质不能成立,没有外表的形式无法施行。”怎么能因为齐、陈之音对当世无效而说乐无益于治乱呢,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而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如果象上述这种议论所说的,则五帝、三王的作乐均为虚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暂付之阙如。”可惜呀!
'14'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14'戊子(十三日),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朕翻阅《隋炀帝集》,见其文辞深奥博雅,也知道推崇尧、舜而非议桀、纣,然而其行事为何与其文章相反呢?”魏徵回答道:“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也应当虚心地接受别人的谏议,所以智慧的人奉献他的谋略,勇武之人竭尽其勇力。炀帝恃才自傲,骄矜自大,所以口诵尧、舜的言语而身行桀、纣的作为,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至于覆灭。”太宗说:“前事不远,当成为我们的借鉴。”
'15'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15'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辛卯(十六日),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拾取几只蝗虫,祷祝说:“百姓视谷子如生命,而你们却吃它们,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疾病!”于是吞食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16'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
'16'太宗说:“朕每次临朝听政,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忖,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我的职责在于记言,陛下的每一个过失,我一定要记上,陛下有过岂止有害于当今,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太宗高兴,赐给帛二百段。
'17'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17'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是会谈论佛教的苦行与空寂,侯景之乱,百官不能够骑马。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包围,还在讲论《老子》,百官穿着戎装听讲。这些深足为戒。朕所喜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之道,认为这如同鸟长翅膀、鱼得活水,失去它们将要死去,不可片刻没有它们。”
'18'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炀帝故人,特蒙宠任,而身为弑逆,虽时移事变,屡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犹使牧民,乃下诏除名,流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启大唐”,自以为功,颇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愤而死。
'18'太宗认为辰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特别受到宠爱,最后却杀了炀帝。虽然星转斗移、时世变迁,几次经历颁布赦令,裴虔通也幸免于诛灭全族,但不可以让他再做官,于是下诏将其除名,流放到州。裴虔通常说:“亲自除掉隋朝皇室,开启大唐江山”,自以为有功,颇有怨恨失望的意思。等到开罪于朝廷,怨愤而死。
'19'秋,七月,诏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并除名徙边。
'19'秋季,七月,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同党莱州刺吏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隋虎牙郎将元礼一并除名流边。
'20'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20'太宗对大臣说:“古语说道:‘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中两次大赦,使善良的人哑口不言。’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使善良的百姓遭殃,所以自从朕即位以来,不想屡次发布赦令,惟恐小人有恃无恐,动辄触犯法令。”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三卷
唐纪九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贞观二年(戊子、628)
唐纪九唐太宗贞观二年(戊子,公元628年)
'1'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
'1'九月,丙午(初三),初次下令年老退休的文武官员在上朝时列于本品现任官之上。
'2'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丁未,诏:“自今大瑞听表闻,自外诸瑞,申所司而已。”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2'太宗说:“近来看见大臣们多次上表章恭贺祥瑞之事,百姓家中富足而没有祥瑞,不影响成为尧、舜;百姓愁苦怨怼,而多有瑞气,不影响成为桀、纣。后魏的时候,官吏焚烧连理树,煮白雉鸡吃,难道连理树、白雉鸡能是盛世的表征吗?”丁未(初四),下诏说:“从今以后大的祥瑞听任上表奏闻,大瑞之外的诸种瑞兆,申报给有关部门即可。”曾有白鹊在皇宫寝殿中的槐树上构巢建窝,合欢交配如腰鼓状,左右的大臣齐声称贺。太宗说:“我常常笑话隋炀帝喜欢祥瑞,得到贤才就是祥瑞,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命令毁掉其巢穴,放白鹊到野外。
'3'天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言:“往年虽出宫人,窃闻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无用者尚多,岂惟虚费衣食,且阴气郁积,亦足致旱。”上曰:“妇人幽闭深宫,诚为可愍。洒扫之馀,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俪。”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杜正伦于掖庭西门简出之,前后所出三千余人。
'3'天干旱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书说:“往年虽放出过宫女,我私下听说太上皇宫内与掖庭的宫女,深锁宫中的比较多,岂止是白白耗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