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西安事变-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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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以劫蒋来显示他已与“反革命面目已毕现”的蒋介石划清界线，并站在革命这一方面，是张学良为了加入共产党的捷径，最佳的选择。盛也才以杀害南京中央政府和国民党派往新疆的干部，来显示他的进步，以换取斯大林的信任，从旁证实此点。
诚然，斯太林反对吸收张学良加入中共，但是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中共将此内情告诉了张学良。相反，却有大量资料证实，中共为了诱使张学良早日揭旗反蒋，故意给张学良以错误的信息，使张学良误以为，只要他再激进一些，就会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并同意他入党。如若不然，张学良未必在托刘鼎带交给周恩来的信中，自作多情地再三称周、刘等人为同志。张不会不知道，在那年代，中共使用同志的称呼是极严格的，只限於党内。此後，一直到西安事变，在中共与张学良的来往电报中，同志是他们相互之间最常用的称呼。同样，虽斯太林指示中共改变“一心要让蒋崩溃的‘抗日反蒋方针’”＇注19＇，但不仅张学良不知此内情，甚至连中共派往西安的主要干部也不知此内情，以致要到斯太林严厉谴责中共後，中共中央才迟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派秦邦宪赴西安，向中共在西安的主要干部，传达莫斯科的指示，及中共中央根据莫斯科指示而做出的新决定。＇注23＇可见在此以前，连中共在西安的重要干部对莫斯科的指示都一无所知，更何况张学良。直到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後，杨虎城才根据一系列事实，省悟到：“苏联力主中国应在蒋领导下，实现和平统一，当然不会援助西安之举，这是西安事变事实上不能成功的关键。”＇注24＇徜若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知道中共接到莫斯科的指示，拒绝吸收他加入中共的话；倘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已知“苏联力主中国应和平统一。”＇注24＇不会支持他们割据西北，破坏中国统一的话；倘若张等在西安事变前知道莫斯科并不认为蒋介石是沙皇，劫蒋“不是十月革命”＇注23＇，“只是一种军事阴谋”＇注23＇，“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注23＇的话，他们也不会发动西安事变了，更不会劫蒋後，立即兴致勃勃的向苏联邀功，且心急如焚的盼望莫斯科的嘉奖电：“尢愿知……”，“格外关心……”，“唯一希望”……“乞告”……“国际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注1＇致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更是弥天大谎，张学良成功的发动西安事变後，他们内部密谋的头件大事就是：“首先打击胡宗南”＇注1＇。难道“首先打击胡宗南”也是停止内战？也是团结抗日？中共发动的宁夏战役，从苏联取得飞机、大炮後，再用这些飞机大炮轰炸宁夏坚固围寨，以及甘、凉、肃三州的坚城＇注8＇也是反内战？抗日？
可将张学良与当时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按时间分述如下：
1）、张学良与中共正式接触前诚然张“另立局面”由来已久，早在一九三三年底一九四年初，张学良在盛世才的崛起与闽变的鼓舞下，就与胡汉民勾结在一起反中央了，但此时人们对张痛失东北记忆犹新，各方面指责张学良之声，仍不绝於耳，使张言行谨慎隐秘，且用大量拥护中央的言论来掩护，以致被外界误以为他对中央政府〃赤胆忠心〃，与蒋的关心关系〃情同骨肉〃。但是张在幕後，积极参於西南的反蒋活动，并在他们幕後反蒋活动中所表现的诚意与决心，经西南政治家们严格的政治审查，接纳张为他们反蒋的坚定可靠的盟友。＇注25＇说明张此时的政治态度是反中央的，一九三五年张又卷入西南的另一次反蒋密谋中，徐永昌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日记：“胪初（姓黄）来悉刘定五与阎（锡山）先生谈极洽，大意谓今日一通电报，蒋即下野，张汉卿已与西南同意，至时张电蒋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务会留张逐蒋。”＇注26＇可见张在未受中共煽动前，祗停留在“逐蒋下野”的水平，并没有要把蒋打成“反革命”，并交“人民公审”的意示。更重要的是，可能是张学良认为就他与胡汉民等反中央，成功可能性很小，因而张不敢轻举妄动，还只停留在密谋酝酿阶段。若无胡汉民留下确凿的证据＇注25＇，甚至可能完全掩盖张学良的这段反中央的事实。
2）、张学良与中共接触後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张找中共的动机：“一定是想与蒋介石翻脸。”＇注48＇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张学良这类枭雄的心理有透彻的研究，随後张的“与‘大老板’（指蒋公）打一架，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出走，建立他自己的小家庭（割据）。”＇注31＇证实了毛的判断，即张学良找中共，的的确确“是想与蒋介石翻脸”。毛顺势诱导，千方百计的鼓动张“另立局面”＇注6、11＇，并以“未来的‘国防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注37、48＇，诱使“张与蒋决裂”＇注6、11＇，且明白的向张暗示：“中共日後有办法从苏联那里，‘帮助张解决经费、军饷、械弹、装备问题’＇注6、11＇，‘使张放心离蒋’”＇注37、48＇，甚至“暗示彼方，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毛泽东甚至引诱张学良以外蒙古为师，〃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注38＇明白的告诉张学良，只要他张学良割据西北，并将中国的辽阔的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击去，像外蒙古那样成为苏联的附佣，就能像外蒙那样，得到苏联的支持，而有持无恐的据西北称雄。张有俄援壮胆，反中央“另立局面”信心倍增，“到了狂热的程度”。即中共资料中常出现的，张学良“爱国”到了狂热的程度，或西安事变前半年时间，张学良“爱国”到了狂热的程度〃。张学良的的确确到了狂热程度，但绝对不是爱国到了狂热程度，欲以外蒙为师，准备出卖大西北以换取外国支持的张学良绝对绝对不可能爱国。（以出祖国主权，换取个人权位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绝对不可能爱国）。真正使张学良激情亢进，而到了狂热程度的是张学良欲在西北建立张氏王国的“鸿鹄之志”。
张学良有俄援壮胆後，日益无所顾及，走上叛离中央的不归路，甚至要求加入中共，并要中共“派专人加以训练”，在中共的专门训练下，以及张身边的激进分子的革命激情感染下，使张决定在中共处於最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捍卫党，以劫蒋打破蒋介石的第六次剿共计划，救中共於危境的实际行动，表现出对共产党的忠诚，以能“火线入党”，并“释苏前嫌，遂多联苏的愿望。”并能像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大力支持，达到取蒋而代之的目的。
3）、西安事变发生後，中共所起的作用。
斯太林从汪精卫在欧州试探加入德、日国际防共联盟的活动中，看到了对苏联极不利的情景，只有蒋公的存在，才能拆散酝酿中的汪、德、日国际防共联盟，使苏联摆脱四面受敌的危境，斯太林意识到蒋公的存在，对苏联的安全至为重要，因而竭尽全力保蒋安全，不惜用最严厉的措辞，多管道齐下，务使中共放弃除预谋，但是毛泽东急切的夺取最高权力的强烈愿望，使毛不放过此一乘乱夺权的良机，极力主张除蒋，使中国处於群龙无首，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以便乘乱夺权：“在我们的观点，把蒋徐除掉，无论对哪方面都有好处。”＇注27＇“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面犹豫观望不可避免。”＇注27＇（毛泽东甚至不惜用要各地方势力不再“犹豫观望”，而归附你张学良，你张学良必须先把蒋除掉，来诱使张下决心除蒋。）毛泽东不敢再明言除蒋，似在十九日後。此外，中共为了应付斯太林严厉指示，在十九日後，还做出一些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但是这些仅仅为了应付莫斯科的新决议，与毛泽东急切的夺取最高权力相违，毛也没有真心执行。如二十一日晚上八时，中共根据斯太林的指示，做出〃中共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注27＇但是到了二十四日深夜，毛又鼓动“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奠定胜利的基础。”＇注27＇阻挠张学良无条件释蒋，好在张学良媚共，并不是真的信服共产党，而仅仅幻想中共在斯太林那里为他美言，以能得到苏联援助，自苏联援助绝望後，张对中共的意见并不当真，以致连通知一下中共，都认为多馀的情况下，背着中共，无条件的亲自护送蒋公回洛阳了。
在研究中共在西安事变过程中所起作用问题上，有一个极易被人误会的问题，是中共受到莫斯科严厉指责後，派秦邦宪赴西安，去做（未看过莫斯科严厉指责电的）中共（早已）派住西安干部的工作，这批中共干部，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仍坚持除蒋预谋。
以及一九三七年春，上海《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到西安拜访了周恩来，本来早在西安事变之初，苏联严厉谴责西安事变，“是暗藏在张学良身边的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内乱”＇注59＇後，“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就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保持第三者姿态。”＇注60＇此後，尽管张学良一再苦苦恳求中共公开三位一体，但是中共权衡利害，始终未同意。到了次年春，蒋公早已回南京，周恩来更乘借助这位国统区记者之笔，推御中共的责任，巧妙的把中共与张学良关系的关系描绘成：“共产党原本希望以张学良为媒介，以便与蒋委员长协商，谁知张学良之政治技术运用未能灵巧，弄出‘双十二’这样大乱子来。”接着说，“中共中央得悉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仅在‘最初一秒钟’在感情上产生了‘报复主义’，但接着是理智克服了感情，认为张、杨如此作法，殊欠妥当。仅以一种不光明不道德之‘军事阴谋’。”更说他说於十二月十六日（实为十七日）到达西安，并立‘即向张陈（述）释蒋之必要’。“周恩来的这次谈话，通过当时尚与共产党毫无瓜葛的记者范长江，在广大的国统区传播开来，……。”周恩来巧妙地借用范长江之笔掩饰毛泽东以地盘——－助张“肃清蒋系势力”以能据西北称雄；权力、地位——－封张学良为“未来的国防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以及金钱——－“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即以外蒙古为师：“三月间的蒙苏协定，就是告诉中国的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也可以与你同盟。”＇注4＇他们要以外蒙古为师，在“西北成立大局面”，并“与苏蒙结盟。”＇注8＇他们实际上要将辽阔的中国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击去，像外蒙古那样附佣於苏联，以换取苏联的援助。（即〃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等〃权力高帽〃、〃政治大饼〃，以及金钱等幕後阴谋活动，来煽动张学良与南京中央政府决裂，据西北称雄，而发动西安事变。以及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本人到达西安後，周进一步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应准备对蒋采取最後手段，并下作战决心。”＇注30＇反倒要张学良随後花了四天时间，反复向周恩来解释，最後使周改变主张，於二十一日向毛泽东复电：“来此四日，对取断然手段，故觉不利，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注43＇）的事实。
再加上中共的政敌“托派分子张慕陶以及徐维烈、张子奇先後到西安，张慕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被开除党籍，勾结日寇汉奸进行活动，张子奇是山西人，日本特务，他与西安李兴中，西北饭店老板张德枢等人相识，他来西安替日本人搞情报，需特别隐蔽，因此很少人知道他。”＇注28＇张慕陶并不了解释蒋内情，他仅因被中共开除党籍，而怨恨中共，就凭他个人的理解：“共产党主张放蒋，根本是错误的，这个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张、杨跟着上了当，这是历史的悲剧。”＇注28＇人们仅仅凭这些就得出了，中共在西安事变过程中，起了良好作用的结论。
显然持此观点的人们，没有认真分析对比：苏联、张学良、受莫斯科严厉指责後的中共中央，以及未看过莫斯科严厉指责电报的中共在西安的干部（在此，为了方便述说，笔者暂借原教主义者来称乎他们。）四者间，在释蒋问题上的差别，可分述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