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西安事变-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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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取得斯大林的信任，与盛世才努力学习共产主义著作，并在书架上摆着《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供共方人员及苏联官员参观＇注30＇如出一辙。也难怪大陆敏锐的学者指出：“从一九三四年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学良在武汉近两年时间，考察他的言行，其思想与一年多後发动‘西安事变’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可以说，武汉时期，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准备时期。”＇注27＇“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准备时期”，早至一九三四年，即张学良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
可见目前流行的看法：“中共的'二个口号'、'一支流亡曲'使张学良思想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及张学良自辩：“共产党之停止内战，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是事实。
恰巧张学良与中共在策划大规模内战，如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张学良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具体设想：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另一部（红军）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部东援，争取使东北军（乘虚）接防河西走廊，如此可便利接通新疆；为便利西北发动起见，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於我手中的有效策略。“张学良就是如此幻想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以能实现他据西北称雄的“鸿鹄之志”。这是张联共的重要目的。
其次，张学良以联共标榜进步，从而取得莫斯科的信任。并希望通过中共做中介顺利联苏，以能像盛世才据新疆称雄那样，在苏联的支持下，据西北称雄；张学良联共的另一目的，正如本书《西安事变的远因》这一章所说，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被张视之为“瘟疫”、“第三期以上”的重“病”，惊之似警钟、雷呜、山崩、地裂，使张学良惶惶不可终日，“最大问题是东北军自身的统率与改造问题，依目前条件，必须尽快物色和训练一批可靠军官，为此请派有力干部前来协助。”张学良不惜饮鸩止渴，引进中共，以抵销东北军内此一军队国家化的趋势；此外，还有保存实力，拥兵自重等。
这是张学良为甚么对他与中共的关系如此忌讳如深的原因，也是张学良晚年，宁可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也不愿说出他联共的目的是中共的“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及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张为达此目的，甚至像盛世才那样申请加入共产党。
是不是真的如张学良晚所说：“我就是共产党”呢？请看看这位自称：“我就是共产党”的张学良在关键时的表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中共仍拒绝公开“三位一体”，使张学良据西北称雄梦破灭後，张再也不需利用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了，张对中共态度突变，不但不联共了。相反，张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主动向蒋公献上剿共策略：
“甲、剿匪：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二、请虎城出洋考察……。……。”＇注1，25＇
从张学良主动向蒋公献上的此剿共策可看出，不仅张学良晚所说“我就是共产党”不是真的，就连“三位一体”，也只是张学良为了利用中共帮他弄到俄援，以及利用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的临时策略，待张不需要时，主动向蒋公献策：剿共，还要调东北军离开西北，“力求东北军能够远离中共与红军”，＇注1＇再也不“三位一体”了。充分证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特定的条件下的联共，并不是反内战，而是利用中共“攻击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於我手中的有效策略。”即利用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让他张学良能据西北称雄而已。
如此机密，张学良怎能不忌讳如深，唯恐外人知晓呢，甚至宁可用：“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用单纯的信仰，来掩饰他联共，甚至申请加入共产党，所要达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西安事件真相》第七章 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3）四、张学良又是怎样和中共建立秘密统战关系的呢？
本来联共就是张学良步盛世才的後尘，密谋中的“另立局面”一个重要步骤，特别是张学良尝试像盛世才那样，直接联苏，虽多方努力，如派李杜担任此项工作，李杜甚至连毛泽东藏於民间的二个儿子都找到了，但仍无法与苏联系上，张通过马占山等私下与苏联系也毫无结果，使张愈来愈感到须找中共做中介，张心急如焚的至少从以下三条管道找中共。
第一，希望从上海找到中共，但因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构已迁至陕北，成效不大，仅找到脱党的刘鼎，但张学良最初并不知刘鼎曾脱党，还以为是化名的中共要员，曾猜测过刘可能是王稼祥＇注31＇，肉麻的吹捧刘；第二，从北京找到中共，找到宋黎……一大批中共党员。另据李锐（曾任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回忆，他的同学熊彪，在北平参加共党活动被捕，忽然释放後被带到西安，张学良的部属试图从熊身上追找到联共之路；第三，从陕北找中共，但是一九三五年的陕北中共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对东北军展开统战工作，但对身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张学良，不抱任何幻想。且数度与东北军交手，发现东北军战斗力极弱，红军将领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除了象延安、宜川那样有完整城墙的县城，红军因为装备落後无力攻取外，一般进攻计划制定得相当大胆。甚至敢于放手进攻甘泉，原因是甘泉城墙残破不堪，守军又只有五个连，照理不能阻挡红军。想不到，红军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数度展开进攻，守军凭借武器优势，硬是把红军挡在了城外。眼看强攻伤亡较大，前线总指挥彭德怀下令围而不攻，每日利用前东北军俘虏宣传喊话，动摇守军军心。这种攻心之策颇见成效，不断有持械来归的东北军士兵。鉴于守军军心已经动摇，彭德怀干脆调来被俘不久，已经归顺红军的前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零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让他前往甘泉进行现身说法，劝告守军指挥官放弃甘泉，甚至实行火线起义。高福源源刚刚进到甘泉劝降，就通过守军电台得知，王以哲军长要他速往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一谈。高福源本来就是王以哲的部下，得到电报后，当即出城征求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意见，并明确表示愿意进一步见王以哲说明共产党人的联合抗日主张。彭德怀对此虽不无疑问，但仍然表示了赞同的意见。随后，高福源即动身前往洛川了。
高福源前往洛川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但依照王以哲谨慎的性格和对张学良的服从，断断不会自作这等主张。王以哲明知高福源肩负中共劝降使命，却仍然坚持要他前来洛川，清楚地显示，张学良是幕後的主使人，这是因为张学良要步盛世才的後尘，必须与共产党拉上关系，张正心急如焚的在找此关系。一月十五日，高福源带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返回了甘泉附近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据高福源说，他在洛川不仅见到了王以哲，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与他谈话，而且张学良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商谈。彭德怀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了这一重要情况。毛泽东得到彭德怀电报后，立即回电赞同。与张学良、王以哲这样高层的国民党军事将领打交道，必须派经验丰富的交际能手，因此，人选问题颇费周折。毛泽东反复考虑，提出了伍修权、叶剑英、肖劲光等人选，但彭德怀都认为不适宜。此时，恰逢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来到甘泉附近的方面军司令部，彭德怀当即提议“改派李克农随高福源去洛川”。由此，引出了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洛川谈判的重要一幕。
一月十六日，李克农随高福源前往洛川。次日，即十七日，王以哲通过电报通知了张学良，同时於当天晚上与李克农见了面，双方进行了初步的交谈。这次谈话没有太多涉及实质性的问题，但气氛相当融洽。
第二天，即十八日，张学良打来电报，请王以哲转告李克农，他将于明後日亲到洛川与李克农晤谈。李克农立即通过王以哲的电台，将这个消息通报给了中共中央。
就在这一天晚上，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洛川，秘密与李克农面谈。不过，关于这次会晤的情况，张学良後来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的说法与当时的文字记录多有不合。张说：
正当剿共失利，思想动摇之际，“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记及昔年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共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与後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编造出：他张学良联共是帮南京中央政府收编中共。把他秘密与李克农面谈，说成是：“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记及昔年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之故事。”
张学良这里所说的左文襄公，是晚清陕甘总督左宗棠。所谓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事，是指一八七零年左宗棠重兵围攻甘肃反清回民武装马化龙部於金积堡，不战而降马化龙的故事。当年左宗棠能够收抚马化龙，是左宗棠的湘军英勇善战，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马化龙才会归降。被中共打得无法招架的张学良，怎么能威镇胜利者中共呢？毛泽东一个月前写信给杨虎城时，曾清楚地表示过对这位败军之将的轻视，信称：“敝军初到陕西，未遑宁处，聊一还击，即得枪四千余枝，俘虏五千余人，董英斌（即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星夜逃还合水，敝人等近日函董谓，此仅对卖国将军（指张学良）略施警告，警告之不听，则其後患不堪设想。”连遭败绩，被动已极，深恐再与中共作战的张学良，能做左宗棠？更为荒谬的是，说什么李克农来洛川表示红军准备取消名称，接受蒋介石领导。李克农只不过是中共的低级官员，他根本就无权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收编红军呢？且连遭中共惨重打击的张学良，正在极力避战，怎么可能反倒收编劲敌呢？
那么，李克农与学良究竟谈了些什么呢？二十日晚，李克农给中共中央发去一封电报，说明他与张学良谈了三个小时，李克农明显地感觉到“张学良较滑头，而王以哲较诚恳。”李克农发此电时，李还不了解张学良的联共与王以哲的联共性质完全不同：王以哲联共单纯得多，仅仅只是为了避战，保存实力；张学良的联共就复杂得多，除避战，保存实力外，张还有联俄联共，据西北称雄这样重大的“战略目标”，此“战略目标”本来就不便直接说出口；更加上张学良与中共初次接触，不明底细，张学良为了摸底的某些侧敲旁击的外交辞令，张讲完後，连他自己也忘了。以致（下一次会谈）“与原来预计预想的相反，张学良关於‘抗日联蒋’一字未提，中共中央要李克农准备用来应付张学良在政治上发难的种种答词，几乎完全没有派上用场，张学良当场只是一再表示，希望中共能够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注43＇可是不少西安事变研究者，却在连张学良本人早在（不久後的）下一次会谈时，就已忘了的为了摸底的某些侧敲旁击的外交辞令中，钻牛角尖，完全忽略真正使张感兴趣的是：
地盘——－助张“肃清蒋系势力”以能据西北称雄；权力、地位——－封张学良为“未来的国防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以及金钱——－“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即以外蒙古为师，将大西北像外蒙一样附佣於苏联，以换取俄援。（“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