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 作者:作者:李默,刘肖等-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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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毕业时，你不知道我心里的失落感多么强烈。学生走了，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呆呆地看着黑板上还没有擦掉的粉笔字，看着一排排桌凳，心里空落落的，酸酸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眼泪禁不住就流下来了，我毕竟为他们付出了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年华啊！好在学生们毕业后经常来看我。一到星期天，我家里就成了接待站，学生这个走了那个来。
今年暑假里的一天，有两个学生又到我家来玩儿，他俩当年都是班干部。他们提议把他们那届学生召集起来，聚一聚。我有些犹豫，担心召集不起来，他们毕竟已经毕业５年了。
没想到，几个当年的班干部一呼百应。他们商定，８月１１日到我家里集合，然后去登石人山。那天一下子来了３６人，那届学生差不多到齐了。当时我的家里，楼道里，院子里，到处是学生。他们吵吵嚷嚷，热闹得像过节。我３岁的孩子见家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陌生人，吓得躲在卧室里不敢出来。他们围着我大声说笑，这个说：以前您做的饭那么难吃，当了几年家庭主妇，做饭水平提高没有？那个说：老师，您结婚的时候我们送您出嫁，我们结婚的时候，您得帮我们接新娘！还有的学生把对象也带来了，说是要让我过过目。我看着眼前这些２０多岁的年轻人，心里真激动，他们变化太大了，言谈举止完全是成人了。
８月１２日，我们去登石人山。登山前，我像以往组织学生参加集体活动一样，给他们讲注意事项，我一讲完，他们就笑起来，说：老师，我们都长大了，您咋还把我们当孩子看待。可多年来养成的职业习惯，总使我不由自主地为他们操心，看谁走路不老实，忍不住就提醒他慢点走；见谁往险路上爬，心马上就提起来了，叫他赶紧下来。有的人落在了后面，看不到了，我心里就不踏实，就站在山道上等他们。其实，我知道他们很多方面的能力已远远超过我了，应付事情有时比我还老练。他们上学时，每当组织活动，我总要拉这个一把，扶那个一下。这次登山，事情倒过来了，他们拉着我的手，扶着我的胳膊，像照顾一个老人一样照顾我。
登上山顶后，我突然发起高烧来。这下学生们慌了，他们租来三条被子盖在我身上，一个学医的学生摸黑下山给我找药。晚上学生们在山顶举行晚会。他们把我围在中间，我的心里宁静，坦然，有一种很幸福很满足的感觉。
８月１３日，我们从石人山回到大庄矿。学生们意犹未尽，不想就此散去。晚上１０点多，他们又提出要回母校看看。到了他们当年上课的教室外，又非要我找钥匙开门进去坐坐，让我再讲一节课。他们说：老师，这次我们一定做个好学生，保证不惹您生气。我流泪了。没找到钥匙，他们就脸贴玻璃窗往里看，其实教室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可学生们还是不肯走，他们在校园里不停地唱歌。他们的怀旧情绪，他们的真诚和纯洁，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很长时间没有那样感动过了。
８月１４日，是我现在所教的学生的暑期返校日，我得去学校给学生上课。参加聚会的学生听说了，又聚到学校里，非要坐进教室听我一节课不可，他们说：老师，我们当您的学生还没有当够。我讲课的时候，他们就静静地坐在教室后面，还认真地做笔记——一切都像当年，只是那些一脸稚气的孩子，成了一脸庄严的成年人。
分手时他们相约：今后要３年一小聚，５年一大聚。一个学生说：老师，下辈子我们还做同学，您还做我们的老师。我想对他们说，要是真能那样的话，我还愿意和他们一起长大。
（记录：王连明）
第二卷要回就回马振抚
杨天成，男，６２岁
唐河县马振抚第一初中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９月８日
我是１９７３年３月３日调到马振抚中学工作的，那年３６岁，任初二（１）班班主任。张玉勤就在这个班。７月１０日，这个日子我终生难忘。这天下午考外语。考试结束后，我领学生去试验田劳动，回家后端了一盆水正要洗脸，英语老师栗玉恕来了，他一边把揉成一团的纸递给我，一边数落说：“给，你瞅瞅，瞅瞅你的学生考了６分……”我想，孩子还小，考不好以后再努力就行了，就随口说，６分就６分吧。看着我不紧不慢的样子，他急了：“你再看看背面。”我展开卷子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去学外国文，不会ＡＢＣＤＥ，也能当好革命的接班人，接好革命的班，还能埋葬帝修反。”这段话后来上了５号文件（注：中发１９７４５号文件，下同），经过简化，加工，就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ＡＢＣ，能做接班人”。
看完这几句话，我想，这妮儿，不会就算了，写这些干啥。想想有点生气，就去找罗校长反映了这个情况。第二天早上做操之前，罗校长对同学们说，要认真对待考试，不要掺假，更不要写一些抢白老师的话……做完操，我发现她在班里哭，就把她叫到我屋里，给她讲了一些道理，又劝了劝她。中午吃过饭后，张玉勤说她头疼，让同学捎个假。我不放心，就叫几个学生到她家看看情况。同学们回来说她没回家。我心里一紧，赶紧发动各班团员、积极分子分头到坑里、沟里、水库边去找人，还用广播反复播放寻人启事，都没有消息，这下我惊了，急得不知咋办才好。
第三天，有人在水库里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经公安人员验尸，调查，结论是自杀。县文教局让我们写了事情的经过，并表态说不再追究。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内疚，毕竟她是我的学生。８月份后，相继出现了张铁生交白卷、黄帅日记等事件，接着，张玉勤这事也闹开了。不久地区就派人来了，把我和罗校长叫到县里写检查，一写就是一个月。后来，县里发通报，地区发通报，点名批判我们，说我们逼死了革命小将张玉勤。那时，我真觉得冤枉啊。后来，上边也派人来马振抚调查，接着，就有了５号文件。
１９７４年农历正月初二，５号文件在全地区传达，通知隔离我们。２月２日，就是正月十一的晚上，我和罗校长被带到设在马振抚街的万人学习班。省、地、县的领导都来了，读完５号文件后，宣布逮捕我们。我俩都被判两年徒刑。
在监狱里那些日子，白天不能出来，只有晚上才能出来倒便盆，放放风，动不动还挨打。那时我的右眼几乎失明，看灯泡一圈红，中间是个黑点。两只耳朵也全聋了，浑身浮肿，苦不堪言。
我被抓进监狱后，孩子和亲属都受到牵连。我孩子的四舅在部队当兵，正要参加入党宣誓，部队一查，我是他姐夫，当时就把他的预备党员资格取消了，并命令他立即转业。每逢开批斗大会，孩子他娘和罗校长的爱人都得带孩子到广播前去听，她们总是边听边哭。孩子在学校也得跟别人一起喊：“打倒罗长奇！打倒杨天成！”不光这，他们还常常被调皮的同学打得鼻青脸肿。
我被判两年刑，实际上被关了三年零四个月，在监狱里２０个月，在县农科所监外劳动２０个月，其实就是喂猪，扫厕所。１９７７年５月７日，所领导找我谈话，我以为又要有什么事了。想不到，领导说我的问题已经解决，可以回去了。
那年１２月，我们被正式平反了。平反大会也是万人大会。原先参加处理我们问题的各级领导几乎都来了，他们一个个与我们握手，都说着“委屈你了”这句话。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两行热泪顺脸而下，心想，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共产党不会冤枉人啊！
原本罗校长被安排到林业局里当秘书，我被安排到农科所当所长。可是，省、地领导不同意，他们说，罗长奇、杨天成必须回到教育上，这本身就意味着是对“四人帮”最大的批判。虽然在监狱时我有过不再当老师的想法，但是这时候我想，其实张玉勤和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们应该把耽误的时间都补回来，要干还干教育，要回就回马振抚。回到马振抚中学后，我兢兢业业，努力教书育人，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三年前，我退休后，被学校返聘，一个月６０元补助。我是副高职称，工资在乡里数一数二，不在乎这点钱，是学校还需要我，学生还需要我，再说，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记录：侯薇）
第二卷我被机会撞了一下腰
张勉金，男，３８岁
辉县市峪河乡丰城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９月９日
本来，我是有机会调到辉县文化局去的，我甚至还有机会去武汉大学考古系上几年学，可末了这两样都黄了！那时，我２３岁。
我是１９８１年参加工作的，当时在一所高中教历史。我家也在这儿，丰城。村外有个大土岗，样子像凤头，这儿的人管它叫凤头岗。我没事的时候就去那儿转，算是散步吧。
那年，有一天上午，我转到岗上，见地上零零散散摆着一些东西。我仔细一看，凭我的历史知识，我知道这都是文物啊——有石器，陶器，骨器，还有玉器和青铜器！我不清楚咋来这么多的文物，就知道这些东西很有价值。没顾上多想，我赶紧拾了六七件，回家骑上车子就往当时的新乡地区赶。
赶到地区文化局，是下午了。我拿着那些东西，说了发现的经过。文化局的人很热情，听说我还没吃午饭，还上街给我买了两笼热腾腾的小笼包子。但他们说文物应先交到当地，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登记，收存。我就又骑车跑回辉县，县文物管委会的崔墨林老师把东西收下了。从县里回丰城的路上，自行车“呼啦”一下坏了，等修好车骑到家里，天早都黢黑了。那一天，我骑车足足跑了有１００多公里，当时的路不比现在，可把我颠腾坏了。
回来后我才想明白，村里的庄稼地都是黄土，凤头岗是黑土，含磷高。村里的群众没钱买化肥，就去岗上起土当化肥上地，地下埋着的文物就这么着给挖出来了。
没过多久，县里来人了，地区、省考古队和郑州大学历史系也来人了，最后连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也来人了。通过考察，又发现了骨针、石铲、海螺、玉币、鹿角、铜镜、箭头等大量文物，以及一个位置在岗东头、约一平方公里的制陶作坊。专家们都很兴奋，认为这一处文化遗址较典型，包括了新、旧石器时期以及从商至战国的历史延续，其考古意义不次于仰韶文化。于是，就给这儿定名叫“凤头岗商周文化遗址”，凤头岗也就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时间，我成了新闻人物。当时的辉县政府给我发了两次奖状，地区文化局发了一次奖状。１９８３年，我的照片还被放大，挂在百泉风景区的文物展厅里，那是表彰我对文物保护工作所作的贡献。更让我惊喜的是，县文化局主管文物保护的冉副局长说，要把我调到县文化局工作。他还向我透露：著名考古学家、中科院的裴文中先生还为我争取了一个名额，要让我去很有名气的武汉大学考古系学习！
这真是“双喜临门”啊。我心里这个高兴哟你想，让一个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人做他想做的工作，并且还有去名牌大学学习的机会，这对他意味着什么？那是１９８４年，我２３岁的时候。
可就是从那时开始，事儿开始变味了，机会绕着走了，说句玩笑话吧——我只不过是被机会美美地撞了一下腰！
冉副局长说调动的事由文化局去和教育局协商，让我先安心工作，等着消息。这是那年暑假前说的。教育上人事调动一般是在暑假当中，可等暑假过完了还没见动静。我去找冉副局长，他说教育局既不放人，也不说原因，文化局和教育局是平级单位，人事调动只能协商，实在协商不成，就没法子啦！
他这一说，我的心凉透了。副局长都没法子，我一个普通教师又能咋样呢？随后，文化局内部选了一个人，顶着我的那个名额去武大进修了。要说这也不能怪人家，谁叫机会不娇贵咱哩。
调不成，不调！上不成学，不上！这总行了吧？可这事儿还没完——
当初，群众在岗上起土挖着了“好东西”，就自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