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 作者:作者:李默,刘肖等-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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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各项测试，就这样到了美国。
那是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城，文化组负责给我们每个人安排了一个家庭。我的身份是访问学者，我的吃住由美国家庭负责，每个月有６０美元的零花钱，我这种身份的人不能出去打工，所以，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什么收入。
我们赴美的主要任务一是要提高英语水平，回国后更好地教授英语；二是要通过对美国一个家庭、一个社区生活的深入了解，进而充分认识整个美国社会及各阶层人；三是要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到各类学校去和老师学生座谈，和老师一起备课，听课，和学生共同活动，从而了解美国的教育状况、文化生活；在语言达到一定水平后，进行一定量的教学。
刚下飞机时，美国人说话许多我都听不懂，教了十来年英语，怎么会这样？我还记得初到时和一个学校的校长议论一件事，我说了好一会儿，他却一个劲儿地摇头。原来，他一句话也没听懂，那情形真让人尴尬。
我所在的这座小城有七八所学校，我到每所学校去听他们的课，参加他们学校的各种活动；我通过我在的美国家庭了解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我星期天到教堂去，听牧师布道，听唱诗班唱赞美诗；我参加美国人的婚礼和葬礼，一起外出打猎，旅游，我在一切场合尽可能地吸收，尽可能地表达……５个月以后，我在语言方面已经毫无障碍了。后来，我又见到了前面提到的那位校长，我和他一起聊了两个多小时，他十分惊讶地说：“你和刚来时可大不一样了，你现在的英语讲得太棒了这么短的时间，真令人难以置信。”
这时，我才真正开始了“文化交流”活动。我就美国人及美国的中小学生对中国感兴趣的问题自拟了４０多个题目，打印后散发到这个城市的每所学校去。我可以根据他们的选择，就这些问题或其他问题到任何一所学校去演讲。我自拟的题目涉及到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其中有的属于中美文化的比较，如：中国教育现状，中国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国校园一日与美国校园一日，汉语与英语，中国的人口问题与政策，世界第七大奇迹——长城，中国汉字欣赏，中国的针灸，中国的食物与美国的食物……我的演讲很受欢迎，起到了帮助他们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作用。
人出国后更加爱国，在美国的日子，我对这一点有特别深的感受。记得在一次圣诞节的聚会上，谈起了香港的回归。在场的一些美国人认为：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能让香港人通过投票自由选择回归中国还是继续让英国人统治？我对他们说：“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根本不是选择的问题。当初，香港是在中国被侵略的情形下被英国人以‘租借’的名义强占去的。试问：你们的手指愿意让别人砍去一截吗？你们自己的花园愿意让别人强占去一角吗？”第二天，我的这些话就上了当地的报纸。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所在的美国家庭，男女主人都是基督徒，我们之间相处得非常好，但也有观念文化上的冲突。他们希望我能皈依基督教，曾多次劝说我。我是共产党员，我在美国从来不回避谈论自己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共产主义是为了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共产党人真诚的信念和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我尊重你们的信仰，请你们也理解我的信仰。”我相信他们理解了我的真诚。回国几年了，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去年，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后，我收到了他们的信，信中写道：“我们为所发生的事情而难过，我们憎恶我国政府这样的行为！请你相信，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永恒的，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永恒的。”
回国几年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至今还在我的教学中有所反映。我会告诉学生，哪些题是没必要做的。我要让他们知道，语法知识是呆板的，而语言现象、生活的变化却是常新的。
（记录：张清平）
第二卷当媳妇 当情人都行
李爱亭，女，３８岁
新安县正村乡中岳初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９日
我从１９８４年开始教学，到现在１６年了。这中间有三个插曲，都跟收入有关，其中两次还让我差一点儿离开教育，可最终我的心却跟教育越贴越近，在对教育的情感中“越陷越深”。
我教学是在１９８４年民师整顿之后。经同学介绍，被招聘到一所学校当代课教师，每月６０块钱，这在当时算是不错了。没多久，我到了现在的中岳初中，收入变成３０块钱了。１９８６年，我想做点儿生意贴补贴补，就进了１０件呢子大衣在几个学校卖。大衣进价６０块钱一件，见了的人都说这么好的大衣得卖贵点儿。我觉得卖８０块钱就不少了。先卖出５件，一天就挣了１００块钱。在另一个学校，７０多块钱又卖了一件。谁知，这些老师都认识，互相一问后，就有人找我说：“咱们平常都怪好哩，一样的大衣你咋多要俺们的钱？真是‘无商不奸’！”我平时和老师们处得不错，为这点儿小生意把人都得罪下了，真是划不来，就把剩下的４件退了。我跟自己说，以后再不做生意了，还是好好教课吧。
这一晃就是十几年。因为没能搭上计划内民师这趟车，我还是代课教师，收入虽然提了一点儿，可还是１００多块钱一月，比着每月八九百块钱的公办教师，尽管活没少干，也有相应的能力，可在收入上的差距却更大了。
去年９月，县二高学生食堂对外承包，熟人知道我做饭可以，就介绍了我，每月能挣四五百块钱。我去看了看情况，交了２０００块钱的承包押金，还租了一间住房。这以前我没跟学校说，怕校长不放我。从县里回来，同车的熟人问我到县里干啥，我跟他说了。谁知一个学生家长也在车上，回去以后就跟校长说了。校长一听火了，叫人连夜把我从家叫到学校，做我的工作。但第二天上午我还是走了。
拉东西那天，中午吃过饭天还好好的。可架子车一进校门，天就变了，刮着大风。校长在楼上看见我，不想搭惹，扭脸回屋了。等我刚到住室门口，暴雨夹着呼雷就到了。我看着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暴雨，想着我在这儿十几年里的各种细节，想着从此就要告别教学生涯，心里老不好受，坐在门口就哭了。
一会儿，校长过来了，狠劲儿熊我：“你把课一撂，弄得我上不去下不来，你可想挣钱走哩！走嘛！人留不住天留。看你心恁善，你去挣学生钱？你是老师哩，你咋能挣哩”一群女老师也来劝我别走。我心软了，毕竟在这儿待了１５年了，还真舍不得。我就跟校长说：“我要不走，你还要不要我？”校长说：“你说的是真哩？”我说：“真不走了！”校长高兴地赶紧去总务上拿来他准备在架子车出门时放到车上的一袋苹果和一个床单。这是教师节要发的东西，校长知道我要走了，还是给我备了一份。我原来并没把这个学校看得咋样，却没想到被学校这么看重，眼泪几乎又要流下来了。
想着好歹就在这儿干下去吧，可没想到这事没过三天，县里某局想要一个秘书，局里人事科长跟我兄弟熟，也看过我在报上发表的作品，我兄弟跟他一说，他又找局长说。局长同意了，说好月薪６００块钱，下周一正式上班。然后，我跟校长说了。校长说：“上回我拦了你，这回是关系你前途的大事，我不拦你”我也觉得这次像是个人生转机，但又怀疑：真会有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星期一我到局里见了局长，局长才３０来岁。谁知他盛气凌人，看人的眼光真叫“不屑一顾”。这对我刺激很大。随后人事科长委婉地对我说：“局长看了你的文字材料还是满意的，只是觉得你年龄偏大。你是不是回去再考虑考虑？”我一听就明白了。我想，我无非不来你这儿，无非回去教学钱少挣点儿，又不是我求着你！
回去后我还是当班主任，还在校委会抓学生纪律。每天和学生打交道，心情真是愉快，感觉很充实，也用不着看人脸色。我跟学校的老师们说：“这辈子啥不干了，就教一辈子学了。”有的老师就跟我说着玩儿：“嫁到教育上的人，不教学你干啥？只可惜不是正式‘媳妇’啊！”我说：“那我只当是教育的‘情人’！”
不管是“媳妇”还是“情人”，反正这十几年的教学生活让我对教育的感情越来越深。早先歇产假那会儿，喂了４头猪，卖了不少钱，可我还是想教学，因为只有教学才能使我感到愉快，否则我就跟一个邋遢的村妇一样，整天提不起精神。我刚刚写完了一部名叫《情惑》的小说，有十二三万字，反映农村学校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也是跟教育有关，县里的内资号报纸《今日新安》的编辑准备在报上连载。另外，我现在正上着电大，想先在学历上提高一下，看以后是不是有机会正式“过门儿”吧
（记录：陈如陵）
第二卷三天破了一个案
李健民，男，７５岁
新乡师范学校离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２月２日
那是１９５０年的冬天。
有一天，我正在景山驻地的办公室工作，忽然有一个同志来对我说：“科长有请。”我们科长姓曹，在侦察上很有一套。
到科长那儿时，他正在屋里来回踱步。见我到了，他说有一个特别紧急的任务：据可靠情报，有一名敌特潜入了北京，来的时间最多不超过１０天。我知道我们科长的情报大都是直接从少奇同志那儿得来的。他说敌人现在住什么地方不知道，面貌特征也不知道，至于姓名么，这里有一张纸，你看看。我拿过来一看，上边有７个名字，当然都是化名。据情报讲，他这次来的目标是中央领导，包括毛主席，所以这项任务很紧急。他说我给你３天时间破案。
我一听就紧张了。我不怕任务重，就是掉脑袋也在所不惜。可是，这特务是戴笠、毛人凤他们派来的。干啥？爆破，暗杀。误了事咋办？
科长见我半天不吭声，就说，你把你的特别通行证拿出来。我以为他要收我的证件，但还是拿出来了。他说你念念。我笑了，那念啥，不就是特别通行证嘛。他说你念，我就念：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调查研究处侦查科，李健民。念到这里我心里猛地一沉，便说：你下命令吧，我执行。
当时我进行了分析，敌人来这儿目标是中央领导，而中央领导的所在地在西城，因此我将重点放在了西城区。我找了一辆又重又破的自行车，化了装，每天在西单附近的旅店、商场转悠。
搞侦查是个细致活。我不敢让西城区的公安分局、派出所知道，怕他们打草惊蛇。我装着到旅店找亲戚，找朋友。我就说，我的一个亲戚最近从南方来找我，叫什么什么，名字当然是敌人的那７个化名，在这儿住没有。人家问我你是干啥的，我说是新华书店的。有的旅店就给我查登记，说没有。有的干脆说，你自己查吧。大概花了一天时间吧，我在一家旅店查出了他。我不敢惊动他，就跟踪，看他都干些啥。这个人从长相上看像南方人，不爱讲话，身上好像带着家伙——就是武器。他每天都到街上转，但很少进商场，就是进去也不买东西，光找招生广告看，然后在本子上记点什么。这些广告大都是军队院校、行政干部招生什么的。又经过一天多的观察，我断定就是他。
根据我们的侦查习惯，我给他编了号，叫００４。我马上用电话向上级报告，说我发现了目标：中等个儿，脸偏黑，戴高度近视镜，穿戴上土里土气，像南方人，很少说话。他住在西单商场对过一个胡同里边的一个旅店。领导问，把握大不大？我说有七八成。领导让继续侦查。过了一会儿我又报告，说他现在从旅店出来去商场了。领导说你不要走，坚持１０分钟，马上去人。没有几分钟，来了一辆车，下来３个人，其中一个是公安部杨副部长。我想乖乖，连副部长都惊动了，看来这案子不小。他们问我有多大把握是他，我说９５％。他们让我盯紧他，他们马上去布置，说自己人来了你给个暗示。说完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那人出来了。他在商场门口的招生广告前看了看，就朝旅店走。我远远地跟着。当时天已傍黑，人又多，看不清楚，我紧走几步，怕跟丢了。拐进胡同，我发现路上有几个熟面孔，两边眼光一对，我知道同志们来了。那人进了旅店就喊“茶房”，茶房出来给他去开门。我一边慢慢悠悠踱着步，像在等人，一边暗地里盯着他。我见他在房间门口上下左右地看，像是在查看什么暗记。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