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 作者:作者:李默,刘肖等-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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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们的管辖范围，让市委书记也爱莫能助了。
一个农村小学的民师，没有关系想要办成一件事就是这么难！可“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毕竟我是把青春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了，那么，一个人活得就该当这么不值？我现在每月６０元工资，还常拖欠着，家里开销不够了就卖粮，卖菜，想送礼办事也没钱，就是有一点送了，谁也未必能看得上。不平则鸣，发发牢骚总可以吧？现在我只想通过媒体让我的问题能引起哪位领导的同情和重视，争取有个光明一点的结局。不过，惹恼了有些人，再狠给我穿小鞋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记录：陈如陵）
第二卷当农民我也作了贡献
王善道，男，８１岁
偃师市教师进修学校离休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７日
说我从教５０年，那是个虚数，其实中间有２０年我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原籍——偃师山化乡牙庄村，当了２０年“不自由的农民”。
你想想，当时我在偃师高中教历史，干得好好的，忽然成了另类人物，挨批斗，作检讨，下放回家，心里能平静吗？那是１９５８年４月，我刚过４０岁。回到牙庄村，老伴劝我，千万别胡思乱想，人家一辈子种庄稼不也过来啦，只当咱过去没有念过书，你去“学习班”，我给你送饭。我老伴目不识丁，可她是我相濡以沫的患难知己，她的话我得听。后来，彭老总被打倒了，再往后，每逢运动，都有大干部下台，我也少不了陪斗，挨批，反省，可人心是杆秤，会上喊口号，私下见面，不管是群众还是队干部没少跟我说：“老王啊，这你比俺还清楚，这是运动啊！”话不多，但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在乡亲们眼中，我除了能把上头的文件抄在板报上外，还是生产队里的棒劳力呢。下沟背沙，百十斤的袋子我一口气儿能背七八趟；抗旱挑水，我站在水囤口往上拔水，能供得上全队几十个劳力挑。当时那些“最革命的人”总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但在纯朴的农民的观念里，识文断字总比“睁眼瞎”强得多。渐渐地，老太太们拿着纸，喊着我的小名儿叫我替她们写信。村里求上进的年轻人也悄悄找到我，请教几个字或者让我讲一段文章。
终于有一天，生产队长找到我，让我管队里的技术活儿——红薯育苗。这干旱缺水的邙山岭上，红薯的地位很高，“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队长说，这任务交给你，理由很简单，因为你识字啊。我在课堂上讲惯了汉魏六朝宋元明清，对红薯育苗可是外行，可我顶着“右派”帽子，不敢怠慢，托人买来有关书籍，认真揣摩研究。育苗温度是关键，高了苗太细，低了发育差，出芽时，小苗既怕风又怕水，娇嫩着哩，又是大冬天育苗，不能有一点马虎。我照着书上讲的，又请教当地的行家，头一年便一炮打响，满圃里的苗棵大根肥，出芽率、成活率在全大队遥遥领先，除了供本队一百来亩地栽种外，光卖芽就为队里收入了一千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从此，每年育苗成了我的专业，一连搞了１７年。
１９７１年，除了红薯，队里又让我管棉花技术。全队当时１４０亩棉花地，三十几个技术员。队长嘱咐我：“老王，对外咱不公开说，这群技术员你给带。队里富不富，全看这一步啦。”种棉花季节性强，技术要求高，间苗，打杈，施肥，配药，治虫……时令节气，干湿温度，哪个环节疏忽，都可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大田边儿上的一孔破窑洞，成了我的“实验室”兼“办公室”。管棉花我像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一样上心，端上饭碗也想到地里转一转。１９７３年，全队皮棉平均亩产过了百斤关，这在干旱缺水的坡地上，可算放了一颗大“卫星”呀。除了卖皮棉，社员们吃上棉籽油外，剩下的棉籽饼牲口吃不完，都当肥料上地了。这也是我下放在家作的贡献吧。
在当时，我一到地里，见满地红薯秧旺生生的，漫坡棉花挺展展的，我的心里头也豁朗朗的。可一回到村里，总有些抬不起头。那年县上来了个干部，要查什么“阶级斗争根源”，眼见该栽红薯了，芽都备好了，他偏叫抗旱种棉花。晚了一个星期，几千棵芽都放坏了，我心里气呀，社员们也在背后乱骂。他们知道后，反说我“有意挑拨干群关系”……我独自来到地头儿，坐在麦秸垛边，只觉得胸口发紧，解开棉袄一看，天啊，鼓起来老高一个大包……从此以后，不管遇见了多么难忍的事，听见多么难听的话语，我都不再生气。我相信，总有雨过天晴，拨乱反正那一天！
毛主席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也敢说，没有文化的农民是愚蠢的农民。
（记录：张剑光）
第二卷那天谁也没让我心动
王雷，男，２５岁
郑州幼师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７日
我参加的那期节目是今年春天播的，正好是周末，没课，学生们不知怎么都知道了，全都围在电视机前看。接下来的几天，在校园里总有学生盯着我看，然后笑着跑开了。
我不知道学生们看到她们的老师在电视上找对象会怎么想，可我敢肯定，她们想的跟实际情况不太一样。
我们学校有位教舞蹈的老师，跟我关系挺好的。有一天，她说她认识一位河南电视台周末节目的制片人，他们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业余主持人，问我想不想试试。我说，想呵。当老师的生活还是挺单调的，年轻人应该活得更丰富多彩一些是吧？
我跟那位制片谈了一中午，她总是把话题往爱情方面拉，我心里还挺奇怪的。忽然，她问我，你有没有兴趣参加“谁让我心动”节目？我以前没看过这个节目，心里想，节目怎么叫个这名字？怪怪的。
制片说，这是一个让男女青年在电视上征友的节目，可经常有一些嘉宾素质不太高，播出效果不好。她觉得我挺理想的。我说，我现在的心思不在感情上，不想在这方面过多地探讨。再说，还有那么多学生在看着我，况且我们学校又全是女学生，我确实有心理负担……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突然有一天，制片打来电话说，哎呀，我们这期节目特别需要嘉宾，你过来吧。我还是说，我上这个节目不太合适。电视台的同志你不佩服不行，她一点也不灰心，就这么循循善诱：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你就不想试一试……
第二天中午，制片又打电话，说你下午来填表吧。人家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下午就去了。这里面也有好奇的成分，同时也是对自己能力的考察——不，不是找对象的能力，是要看看自己现场的反应和发挥。你没参加过电视节目，怎么知道自己上了台是行还是不行。就像教师上讲台一样，要想让学生一见你就接受你也非常不容易。
第三天录节目。我跟学校请了假。我没有西服，还是同事借给我一身。我的亲友团里有我妈、小姨、我妹妹和她朋友，还有我们学校学生科的几位老师，他们开玩笑说要支持班主任的工作。亲友团还准备了一幅标语：选择王雷，幸福甜美！
上午９点我就去了，等到１０点半，节目才开始，一直录到下午１点，特别漫长。我是男４号。灯光一打，特别亮。坐在位子上，我特别紧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哎呀，这可是上星的节目呀，全国都能看到，不要把紧张表现出来。
第一个环节叫“一见钟情”。我把对面的６位女嘉宾每人都扫了一眼，哪个也没有让我有心动的感觉。人家允许不选，可我想，谁也不选多不好呀，既然来了，就要配合电视台的工作。再说，就是选了她也不是让你马上结婚呀。
我选了正对面的女４号。她也是位幼儿教师，扎两条辫子，头发黄黄的。同行总有种亲切感吧。虽说我对她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相对来说，其他几位嘉宾还不如她。
主持人宣布“一见钟情”的互选结果。“最心动小姐”空缺，多巧，６位女嘉宾１人得了１票。“最心动先生”是我，４票，其中就有女４号投我的一票。
接下来的环节叫“心动话题”：“你选择什么样的恋爱方式？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这时我已经不紧张了，谈了很多观点：日久生情最稳固；英雄救美最浪漫；一见钟情最美好，可也最危险……
到最后一个环节了，这一票决定着男女嘉宾能否互选成功。我能肯定女４号会选我，因为前几轮她选的都是我，在讨论时，她还直接向我发问。我对她印象还算不错。其实，只要印象不错就行了，哪能要求原来素不相识的嘉宾在演播室里那一会儿就真的萌发了爱情！
果然，我和女４号互选成功。
这个节目的惯例是互选成功的男女嘉宾要互赠礼物。我送她的是个玩具，鲨鱼的牙齿，说不准你按住哪个牙齿，鲨鱼的嘴就会猛地合上，吓你一跳。我说，希望你在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地探索新奇。她送我一个小荷包，并且说现在不可以打开，要回去一个人时再看。其实荷包里是张纸条，上面写着她的电话号码。
节目结束了，我们握握手，没有再说话。然后，各走各的。然后——没有然后了。
那个荷包，里面的纸条不知丢哪儿去了。荷包原是想用来装耳机的，可惜太小，装不下。
我知道哪怕是出于礼貌，也应该和女４号联系一下。可参加完节目，我就忙着搬家，接着是去北京学习。妹妹夏天毕业，我要帮着找工作。太忙了，忙得把这事儿忽略了。
不过，我并不后悔。心动的感觉是可遇不可求的，我还年轻，有足够的时间等待。
（记录：刘肖）
第二卷婚礼在动荡岁月里举行
赵恩容，女，７２岁
郑州八中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４日
我和老伴曾昌铭是１９４９年９月９日举行的婚礼，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庄重的人生大典举行得太匆忙了。但是，我们至今都感到欣慰的是，在那样一个历史关头，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作出的人生选择，是正确的，是投向光明的。
话还得从头说起，１９４８年，我在南京读完高中后，考入了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念书。当时，我的一个表姐夫在民航局工作，曾昌铭是他的同事，表姐夫有意给我们牵线，就先把他推荐给我父母。我父母一见昌铭，十分中意，希望我们接触。我当时求学心切，就借故推脱，跑到学校去了。不曾想，入学不久，曾昌铭的信就来了，言辞诚恳，后来又寄来照片，身材高大，面孔俊朗，这与父母心目中的诚实憨厚印象很符合，又加上他是农家出身，觉得他比较可靠吧，所以我们两个就开始通信了。老曾那时２０多岁，虽然年轻，也已经历过许多大事，思想比我这个小姑娘成熟得多。抗战时期，他在昆明，为著名的“驼峰航线”服务，他们在大雪山上的导航站为美军飞机导航，这些飞机通过航线向中国输送了大量抗战物资。我们通信的时候，昌铭到了海南岛，担任机场通讯电台的台长。
到了１９４９年，大陆解放在即。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实行白色恐怖。在一片混乱之中，我单身一人在重庆，父母和老曾都十分挂念。７月，我又患上中耳炎，在炎热的天气里病倒在床，昌铭在海南订了机票，托重庆的同事让我乘机飞到广州。在广州我找到姐姐，住到了姐夫工作的医院里，身体才渐渐康复了。不久，我母亲也千辛万苦到了广州，催促我赶快成亲，了却父母的一桩心事。人在乱世，飘零之中总想找个依托，为了不再让父母操心，我也只好把目光投向海天茫茫的海南岛。
９月初，我和母亲来到海南岛。在海口机场，曾昌铭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果然是英俊潇洒、纯朴厚道的一位青年。母亲也对这个女婿十分满意。９月９日，在当地一家教堂，我披上了婚纱，当了他的新娘。那年，我２２岁，他３０岁。
蜜月未完，广州解放了，１０月１日，新中国成立。海南岛尚在敌手，我们和香港的“两航”（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总部失去了联系。机场被封锁，曾昌铭被软禁在导航塔中，行动受到限制。想着也许再也见不到大陆的亲人们了，我和母亲心里那个急呀！
１１月９日，“两航”总部在香港宣布起义。在海南的民航工作人员分批悄悄偷渡赴港。中旬的一天，我伴着母亲与昌铭告别，和另外一个同事一家数口准备赴港，新婚初别，心如针刺一般。他叮嘱我要倍加小心，到香港速找总部请示。他一则被软禁，二则要坚守岗位，只好挥泪而别。我记得那是个月黑风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