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对联故事集锦-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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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四人便跟着纪昀上京编书去了。
四位大师与四副挽联
当年清华国学院极盛之时,聘有四位导师,皆为一时之选,这就是梁启超、
王国维、陈寅恪与赵元任。当时梁启超刚过五十,王国维则还不满此数,而陈、
赵二人则连四十岁都不到,可谓风华正茂,正值从事学术研究的黄金阶段。可惜
好景不常,随着 1927 年王国维的投水自尽和 1929 年梁启超的因病去世,四大导
师一下去掉一半,清华国学院顿时萧条起来。如果王、梁二人不是如此过早离开
人世,则清华的国学研究必定会有更大的辉煌,这是人们坚信不疑的,也是令今
人一旦思此依然唏嘘不止的原因吧。
且说四位大师,学术造诣自然博大精深,而且功于对联,对此他们各自都有
不少为人称道的佳作,这里则只介绍他们撰写的四副挽联。
四位大师中资历和名望最有分量者当属梁启超了,以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
位和对中国学术的贡献,被聘为国学院导师是情理中事。他与康有为亦师亦友的
关系以及他们二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的篇章,都注定了他是一个历史性的人
物,因此他对康有为的评价自然也格外为人们关注。1927 年,刚刚度过七十大
寿的康有为在青岛驾鹤西行,作为弟子的梁启超率众在北京举行公祭,其为此而
写的一幅挽联就颇为人们称道,因为这样的对联要写得得体是不容易的: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残。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本坏之悲。
上联写时局之坏,国将不国,谓康有为之死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幸事,不会看
到神州陆沉之悲剧。下联颂康有为之功绩,称其逝世对中国文化是无法估量的损
失,于悲伤之中见师生之真情。至于二人后期在政见上的分歧,此时已经完全不
重要,只有长达数十年的师生友谊才是人间尽可珍视的记忆。
1922 年,沈曾植去世,沈为清末著名诗人和大学者,与王国维交谊甚厚,
王一向引为知己,自然对其逝世悲痛不已,其所写挽联声情并茂,悲哀之意溢于
言表: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此联除却些许过誉之辞外,应当说是对沈曾植的盖棺论定,充分表现了王国
维对好友的深刻理解和兔死狐悲之情,从中也可看出王国维对时局和对传统文化
之命运的担忧,为其后来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果然,不出数年,王国维在颐
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那是 1927 年,王国维五十一岁。
王国维的自尽,引起了陈寅恪的无尽悲伤。在陈寅恪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
友的人物,也是极少数可以引为知己者。陈寅恪坚持认为,王的自杀绝非人们所
认为的是因为什么个人恩怨或经济原因,而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即将衰亡的
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剧结局,也是对当时那混乱的时局和世风日下之现实的
抗议。陈寅恪因此以他对师友的理解和深情,写下这样的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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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此联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罗振玉更是誉为挽联中最佳之作。后来陈寅恪又
有长诗挽王国维,充分表现了他的悲伤之情,其对王国维之死原因的评价,也成
为诸说中最有说服力的,至今依然为学术界重视。不过,数十年后,当陈寅恪自
己撒手离开这个社会时,却已没有人为他撰写挽联了,这既是不能,也是不“能”!
不过陈寅恪依然是幸运的,因为四位大师中当时还有赵元任生活在海外,他得此
噩耗后,很快撰写了悼念性的文章,回忆他们当年在清华园的日子。然而,昔日
的辉煌已成过去,作为四大导师中惟一的一个在世者,面对六十年代处于疯狂中
的中国社会,对于老友的逝世,他又能指责谁?也惟有“而已”而已。
至于赵元任,由于所专长是语言学,不像前三位大师的学术与政治和社会现
实关系密切,因此人们提的似乎少些,其实只要读过其夫人撰写的回忆录《杂记
赵家》,就会发现这样的理解多少有些不准确。当然,由于是语言天才,在撰写
对联方面赵元任也是常有令人叹为观止之作的,其最为人们称道的就是他为好友
刘半农撰写的挽联:
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且说此联虽然通俗,但若不知其中的“今典”也是无法领略其妙处的。首先
上联中之“双簧”指的是新文学运动之初刘半农和钱玄同的一件得意之举:当时
《新青年》虽大力提倡白话,却很少有人注意,特别是来自守旧派的反响更是冷
漠。为引起争论,钱玄同即化名为王敬轩,把旧文人攻击新文学的意见集中起来,
写了一篇文章,《新青年》遂以《王敬轩君来信》之名发表,然后在同一期上由
刘半农以本刊记者的名义对这些攻击言论逐一进行批驳。两篇文章一发,果然有
效,旧文人见此纷纷出来对新文学指手画脚,其中最著名者就是那位林纾老先生。
至于下联中的“数人”指的是赵元任、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成立的一个“数人会”,
成员都是“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多是研究语言的著名学者。所谓“数人会”
的意思是用切韵序的一句话,即“吾辈数人定则定矣”,因为当时这些专家的主
要工作是确定国语罗马字的方式。而下联中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则是刘半农所
写之最为人们熟悉的白话诗的题目。就整体而言,作为挽联还是很精练地概括了
死者之一生功绩的,但下联好于上联是很明显的,其好处在于既自然得体,又巧
妙地把刘半农最为人们熟悉的诗句嵌入其中,将怀念老友之情与对其才气的称赞
融为一体,浑然天成。据赵元任自己解释,也是先有下联才又想出上联凑成一对
的。当然,就整体而言,依然不失为一副妙联。
古人云“窥一斑而知全豹”,仅就撰写对联而言,今人是否还能写出这样声
情并茂的佳联呢?如果不能,又说明了什么?
最后,笔者无能,更不敢写什么对联,只好引曹植的几句诗向已经谢世的四
位大师表示敬意,此外,也算是对这无奈人生的感慨吧:
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
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咄令心悲。
袁枚的大实话联
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率真幽默,人、文如一。他的一副自撰联,活脱脱就是一
幅生动的“自画像”:
“不做公卿,非无福命皆缘懒;难成仙佛,吾爱文章又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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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的袁枚,不愿“学而优则仕”,不肯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寻求的
是随意之趣。要了解袁枚,这副对联可算是实话实说了。
蒲松龄的错对
蒲松龄年轻时曾对过一次错联,他从此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更懂得了学无止境的
道理。
一次,好友毕际有出上联“三字同头左右友,三字同旁沽清酒;今日幸会左
右友,聊表寸心沽清酒。”上联连续两次嵌入数字“三”,连续两次重复“左右友”
和“沽清酒”六个字,既构思奇特,重复合理,又符合作联者身份。
蒲松龄沉思一会儿对出下联“三字同头骂咒哭,三字同旁狗狼狐;人间声声
骂咒哭,只因道多狗狼狐。”所对也连续两次嵌入数字“三”和连续重复“骂咒
哭”、“狗狼狐”六个字,立意与其愤世嫉俗的性格相应。
毕际有对蒲松龄所对不以为然,说:“对对子哪有用三对三的呢?我说‘三
字同头’‘三字同旁’,你也照着说,这哪叫对对子,你不过又做了一个上联。”
蒲松龄连连点头,深以为愧。他知道自己远不如好友的学识,便虚心请教。
后来他写出了脍炙人口、刺贪刺虐的小说《聊斋志异》。
巧对联 祛心病
元末明初小说家施耐庵不仅饱学经书,而且还通晓医术。
一天,施耐庵被县城一财主张富请去为其独生子张文治病。施至张家,只见张文
面黄肌瘦,躺在床上,神情恍惚,口里喃喃自语:“五月艳阳天,五月艳阳天……”
其脉象微弱,舌苔焦红。施耐庵由此推断,该是肝火太旺,应以清凉祛火。他翻
阅以前几位医生的药方,一看也都用的是祛火药,非但不见效,病情反而加重。
这是何因?针对这一症状,施耐庵从找病因入手。施让张富讲述儿子发病的经过。
张富说,张文有个近邻王晓梅,不仅秀丽端庄,而且文才楚楚。张文小时候和她
青梅竹马,于是由家人托亲友做媒说合。可是王晓梅学起“苏小妹三难新郎”,
暗中叫丫环给张文送来一信,信中有“五月艳阳天”;“丁香花百头、千头、万
头”;“山石岩前古木枯,此木即柴”三句上联,要张文对出下联,才能出嫁,否
则就请张文安心读书。但张文怎么也对不出,焦急之下,于是卧床不起。
施耐庵听后,见张文仍在自言自语“五月艳阳天……”就根据语言的对仗要求,
脱口而出:“三春芳草地!”说来奇怪,张文听到后顿时精神为之一振,从床上坐
了起来,神志清楚,竟像常人一样,对施耐庵说:“敢问先生,这‘丁香花百头、
千头、 万头呢?”施不加思索对曰:“冰冷酒一滴、二滴、三滴。”张文一听,
急忙走到施耐庵前深鞠了一躬,然后又说:“‘山石岩前古木枯,此木即柴呢’?
请先生赐教。”施耐庵稍微沉吟,用手在桌上一边轻轻叩击,一边说:“白水泉中
日月明,三日是晶。”张文听后,疾患顿去。
施耐庵只说了几句联语,就解除了张文心中的郁闷,治好了他的病,这并非天方
夜谭,而是医学、文学与心理学综合效应作用的结果。
数字妙联悼孔明
诸葛亮,字孔明,是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刘备称帝后,任蜀汉丞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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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当政期间励精图治,推行屯田政策,改善与西南少数
民族的关系,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他曾五次出兵伐魏,意图中原,未能如
愿。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死于五丈原(今陕西省勉县境内)军中。
诸葛亮死后,后人为了缅怀他的功绩,曾在他居住过的地方建造了一座武侯
祠堂,以示追念。自西晋以来,历代的文人墨客络绎不绝来此凭吊,留下了一副
副脍炙人口的名楹佳联。在这些楹联中有一些对联巧妙地将数字嵌入其中,别出
心裁,独具匠心。
位于河南南阳市的卧龙岗相传是诸葛亮当年躬耕之地,这里景色幽雅,建筑
别致。武侯祠内有这样一副对联:“收二川,摆八阵,七擒六出,五丈原设四十
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按金土木爻之
卦,水面偏能用火攻。”从这副楹联中不难看出,上联嵌入了数字一至十,下联
嵌入了“五方”和“五行”,对诸葛孔明的一生作出了高度概括。
四川成都市南郊的武侯祠,是西晋末年十六国李雄为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而
建的。祠内古柏苍郁,殿宇雄伟,这里也有一副对联,是赞颂诸葛亮在蜀川的功
德的:“一生惟谨慎,七擒南渡,六出北征,何期五丈崩摧,九伐志能尊教受;
十倍荷褒荣,八阵名成,两川福被,所合四方精锐,三分功定属元勋。”此外,
“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这副对联仅用了短短的十个字,赞颂了诸葛亮才
高睿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功绩。所谓“两表”是指诸葛亮入川后为蜀
汉大业所作的前、后两个《出师表》;还“一对”是指当年刘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