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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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盘庚徒殷，【即汉书项羽传所谓“洹河南殷墟”，今甲骨出土地也。此据竹书纪年。史记则谓，盘庚重迁河南，居毫，至武乙始迁殷。】至纣更不迁都。
自汤至盘庚，十世十八帝。自盘庚至帝辛，七世十二帝，此一期大率当过二百年。故至商纣时，商邑日大，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此据竹书纪年。】聚众百万，左饮淇水喝，右饮洹水不流，【此据战国策。】其盛况可想。
古代黄河自河南东部即折而北向，经今之漳河流域而至今河北之沧州境入海。商民族则正居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相交黄河下游一隈之四周，恰与夏民族之居于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交黄河上游一隈之四圈者东西遥遥相对。【春秋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见夏商根据地之东西相对峙。】大抵下游低地，气候土壤均较佳，生活文化较优，而居民较文弱，亦易陷于奢侈淫佚。上流高地，气候土壤较恶，生活文化较低，而居民较强武，胜于军事与政治方面之团结。夏人势力逐次东移，渐渐往下，征服下游居民，而渐渐习染其骄侈淫佚之习气，【如太康之游畋忘归，以及夏桀之荒淫皆是。】于是下游民族，乘机颠覆此统治者而别自建立新的王朝。【如后羿、寒浞与商汤皆是。夏、商既同为汉民族之两支，则夏、商以前中国民族最先居地应何在，此亦难详论。】殷人自商汤灭夏，渐渐形成规模较更象样之国家，至周人则又起于西方，仍循夏人形势，东侵征服殷人，而渐次移殖于大河下流一带之平原。如此则黄河上下游相互绾结而造成中国古代更完备、更象样之王国，是为周代。
汉人传说“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此论三代文化特点，虽属想象之说，然以古人言古史，毕竟有几分依据。大抵尚忠、尚文，全是就政治、社会实际事务方面言之，所谓“忠信为质而文之以礼乐”，周人之“文”，只就夏人之“忠”加上一些礼乐文饰，为历史文化演进应有之步骤。其实西方两民族皆是一种尚力行的民族，其风格精神颇相近似。商人尚“鬼”，则近于宗教玄想，与夏、周两族之崇重实际者迥异。故虞书言禹为司空治水，弃后稷司稼穑，而契为司徒主教化。
禹、稷皆象征一种刻苦笃实力行的人物，而商人之祖先独务于教育者，仍见其为东方平原一个文化优美耽于理想的民族之事业也。厥后至春秋、战国时，宋人犹每有不顾事实骋于理想者。惟孔子以宋人而祖世居鲁，一面抱有伟大高远之理想，而一面又深爱周文化之陶冶，极慕周公以来之政制，切于实际，可见于行事，遂成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大成之圣人焉。【又按：中国古代文化孕育于北温带黄河两岸之大平原，以农业为主要之生活，因此其文化特别具有“着实”与“团结”与“和平”之三要素，不如印度之耽于玄想，亦不如波斯、希腊、罗马之趋于“流动”与“战争”与“分裂”。吾人若一游西安、洛阳、安阳、商丘以及济南、曲阜诸平野，溯大河，历广土，茫茫乎，苍苍乎，徘徊俯仰之间，必能想象我民族先民伟大创基之精神于依稀仿佛中也。】
三、殷人文化之推测
根据殷墟甲骨文字，知商代耕稼、种植、牧畜、建造、关于人类生事各方面之文化程度，已颇象样。
关于耕稼方面甲文中有田、畴、禾、穑、黍、粟、来、麦等字，又有酒、鬯等字，祭鬯至百卣，见其时酿酒之盛。种树方面，有圃、果、树、桑、栗、丝、帛等字，知其时已有养蚕业。牧畜方面，有马、牛、羊、犬、豕、豚、鶏、彘等，家畜、家禽之名称极伙，知其时畜业亦甚盛。建造方面，有宫、室、宅、家、舟、车等字，知其时家屋建筑与交通工具已相当进展。卜辞中行猎次数特多，此因卜、猎本属相关，同为属于祭祀下之一种典礼。
古代贵族以行猎为典礼，亦即以为娱乐此直到春秋乃至西汉仍然。不能据此谓其时“正从渔猎进展为农耕”。
卜文小不及黍米，甲骨至坚，契刀必极锋利，即其时炼金术必已经相当之演进，不能说商代“正从石器进至金器”。【至其时尚有用石器者，则自属事实。盐铁论载汉武帝以后有“木耕手耨”之事，岂可据此以推论汉中叶之社会文化？】
至谓商代方在一“母系中心的氏族社会”，【此据商代帝王“兄终弟及”之制度推论。然此最多可谓此种制度渊源与此种社会，不能便谓仍是此种社会也，且商代三十一帝十七世，直接传子者亦十二、三，几占半数。春秋时吴通上国，其王位继承亦仍是兄终弟及，岂得谓其亦为母系中心时代？又如以卜辞有“诸父”、“诸母”之称，而认其为群婚制，则此种称呼至春秋犹然，岂可谓春秋亦群婚时代乎？】
又谓其乃一“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云云，更属无据臆测。【此皆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语。只就商代所表现于政治规模之进步论之，即知此种说法之无稽也。】
根据商代传世钟鼎之多与精，更可见其时文化程度之高。
据殷文存一书所收殷器铭文在七百种以上，惟一因有周器滥入，二因有器、盖不分，恐无此数。要之已甚为可观。
若以殷代文化与周初相较。则见其有一派相承之迹。
周代铜器款识，与殷墟文字同出一原，一也。殷墟有骨笄，骨梳，知商人已有束发之俗，二也。甲骨文及铜器中画人坐形，则席地乃殷、周同俗，三也。尊、罍、觚、爵、鼎、鬲诸器，殷、周皆同其形制，四也。兵器戈、矛、弓、矢、刀等，甲文与铜器无殊。殷墟所得弓、矛亦与周器大同，五也。周代字，甲文作等，同有编简之制，六也。殷、周同用贝为货币，“贝”字常见于甲文及铜器中，七也。
盖古代此黄河东、西两隈之交通，早已殷繁，故于商人中亦时见舜、禹故事之流传。夏、殷两代文化已见交融，更何论于起之殷、周。
四、殷周关系
周人灭殷前，两国在政治上早已发生关系，并非为不相闻问之两民族。【谓殷周之先本无关系者，乃崔述丰镐考信录说。】
据传说，周王季曾命为殷牧师，【后汉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其后文丁杀季历。【吕览首时，晋书束皙传、刘知几史通疑古、杂说两篇。】西伯与九侯、【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诗：“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九”、“鬼”同声。礼记明堂位作“鬼侯”。鬼方正在西方也。】鄂侯【史记晋世家集解引世本：“叔虞居鄂。”即大夏。左隐六年：“翼嘉父逆晋侯随，纳诸鄂。”此在晋南。三公皆在殷西。】又为纣三公，而西伯见囚于羑里。【左传襄二十一年、赵策、韩非子、尚书大传、史记、褚先生补史记龟策列传等书。】则殷周关系已夙有之。或武乙之暴雷震死于河、渭之间，殆如周昭王之南征而不复也。【据此殷之忌周已甚，而周之蓄志翦商亦已久矣。文王死未葬，武王奉文王木主以伐纣，盖以乘纣之不备。及周从之得志，并其先世事皆讳之，若伐纣尽出吊民伐罪之公，并无一毫私存于其间。此犹满清初以告天七大恨兴师叛明，及入关后亦讳不复道也。】
而且殷、周之关系，已显如后代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关系。
此证之周人自述。诗大雅：“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此见王季时与殷畿诸侯通婚姻也。尚书召诰【召公语。】称“大国殷”，多士【周公语。】称“天邑商”，大诰【成王语。】称“小邦周”，顾命【康王语。】称“大邦殷”。此皆周人已灭商之后之文告。可见以前殷、周国际上地位名分确有尊卑，决非敌体之国，为并世所共认，故周人亦不能自讳也。
更据周人所称述，知当时之殷、周，乃略如以前之夏、商，夏、商、周三代之观念，起源甚早。
召诰云：“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相古先民有夏，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今时既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为兹二国命。”
在夏时已有所谓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国际关系，【此种政治上名分成立与维持，为考论中国古代史文化演进一极端重要之问题，不可忽视。】及至殷未周初，此等共主与侯国之政治演进至少已有七、八百年以上之历史。而且殷在安阳，周在丰镐，相去千里外，【若以安阳为中心，安阳至丰、镐之距离为半径，画一圆周，约略可以想象殷王室政治势力圈之大概。今殷墟发掘所得海滨居民之器物甚多，知殷人与东方海岸之关系，必甚密切。商亡有箕子避至朝鲜之传说，或殷王室势力本至及于朝鲜半岛也。】政治上能有此名分上之维系与分别，只据此点，即可推想当时一般文化之程度。【实则此层与上论史记列载夏、殷帝王名字世次一节，只是一事之两面。自禹、启以来，中国古史上已有中央共主传世相承千年之久，虽王朝有夏、商之别，政治演进，则仍是一脉相沿。治古史者每忽略此点，好将中国文化压低，好将中国古代猛进，不知其所从来之感。】
第三章 封建帝国之创兴【西周兴亡】
周人起於西方。
此所谓西方，亦比较而言。文王处岐，即在毕程岐周，当咸阳之东北数裏而遥。则所谓太王去邠，逾梁山邑於岐山则安之下者，即文王之岐。后世又谓岐丰之地。【所谓周平王赐秦襄公以岐西之地者，此岐自决不在凤翔。】窃疑邠在山西邠城，逾梁山乃西避，非东迁。周人祖先之活动区域，亦在大河西部一隈之四圈，稍后乃误以凤翔岐山说之。
较之夏、商似为后起。
史记言周文王以前世系，不如殷商之详。惟周语太子晋谓：【自后稷始基，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卫彪傒谓：【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皆与史记合。今自文王上推十五世，仅与商汤略同时，则史记谓周先后稷子不窋适当夏后氏政衰者近是，谓后稷在陶唐、虞、夏之际则非矣。似周乃文化后起之族，而强上推其先世至虞代以与夏、商并比耳。【又据史记周本纪所引太誓及逸周书世俘解诸篇观之，知其时殷王室已极奢靡淫佚，而周人则似文化初启，尚不达边鄙犷野刚果之风。】
武王灭殷，把黄河东、西两部更紧密的绾合起来，造成中国古史上更灿烂、更伟大的王朝，是为西周。
一、西周帝系及年历
西周史有诗、书可征，史料较殷更备。然史记尚不详其年历，其帝王世次如左图。
西周十一世十二君，其年历大约不出三百年。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起；迄幽王末共七十一年，以上周年无考。然鲁世家载鲁诸君年自伯禽以下迄共和前一年，共一百五十七年，惟缺伯禽一代。若以刘歆三统历伯禽四十六年补之，共二百七十四年。自周开国至伯禽封鲁尚有十许年，故知西周不出三百年也。
二、周初之封建
西周三百年历史，最重要者为封建政体之创兴。
周人封建，亦由当时形势之实际需要逐步逼桚而成，同时亦是周民族对於政治组织富於一种伟大气魄之表见。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谓：【殷人兄终弟及，周人父子相传，封建制从父子相传制来。】引说颇嫌看史事太松驰，不见力量，只把天下依著家庭的私关系随宜分割，无当于周初建国之严重局势。只是一种隔绝史实之空想而已。且殷人自庚丁后已五世传子，【殷本纪、三代世表、古今人表皆同。】未知何故。【亦可是五世单丁无兄弟，然亦可不传弟而传子。史文缺佚，已难详论。惟史记殷本纪谓：【帝乙长子日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母为正后，得嗣。则其君位传袭之法，已开问人先声矣。】至周初君位，颇有立贤之迹象，或以便於争强而然。如太王舍太伯、虞仲而立王季，为第一次立贤。文王长子伯邑考，次子发，【即武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为第二次立贤。【伯邑考果系先卒与否不可知。周人乃一种极长於实际政治上争强之民族，大有舍长立贤之可能。】
武王灭纣以后，并不能将殷人势力彻底铲除，因此仍封纣子禄父【即武庚】于殷，【孟子谓：“殷自武丁以来，贤圣之君六、七作、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可见殷代政治势力之韧固。盘庚至纣二百年，王朝系统相承，其政治成绩必有可观也。】周时则设立三监，【管叔、霍叔、蔡叔。】以监督武庚之近傍。
武王行二，次管叔鲜，【行三。】次周公旦，【行四。】次蔡叔度，【行五。】又次霍叔处，【行八。】次康叔封。【行九。】武王封管、蔡而周公不预，以诸弟中周公最贤，武王引之助治国政，统筹大局，故不出封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