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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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邪俸r；银五倍之；其他锦罽缯采称是。又得价胡为主金帛。【见北史何妥传。】同时梁武弟临川王宏，积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是三十余间，计见钱已三亿余万。
北齐富商大贾以货贿得仕宦，屡见史册。隋、唐商业尤盛，而官吏以经商致巨富亦常见。自两宋以下，此风似不扬。官吏兼务货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贾在政治、社会各方面活动势力亦见绌。其趋势盖自唐中冶以后而始变。一则商税日重，商利日薄。如唐代“公廨钱”【亦名“料钱”。】有七分生利者。【唐武德以后，国家仓库犹虚，应京官料钱，并给公廨本，令富当司令史番官迵易给利，计官员多少分给。贞观时，褚遂良极论之，然其制终不革。开元六年，秘书少监崔沔议：“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兼算劳费，不啻五千。”】开元十六年诏：“天下负举，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可见当时社会利率之厚。
宋王安石行新法，青苗市易皆收息二分，已为一时诟病，亦由其时社会一般利润自低也。惟其利润降低，故商人不能进至于大富，而官僚亦无从自商人处一转手而获多金。然论社会商业状况，宋以下若转较唐以前为活泼。【市坊制度，皆至宋而废弛。于是有夜市，有草市。此盖都市人口增加，财富旺盛，交通便利，劳动生产力发达，故商业交易，随时随地而扩大。又如唐以前用钱绢，宋、元以下用银钞，皆可见商货交易之厚盛于前也。】
盖社会商业情况之盛衰，不必与商人所得利润之高低为正比。故宋以下社会一般商业虽转盛，而资本集中之趋势则日减。二则贵族特权日削，官方则例日严，故宋、明权臣大僚，多务于厚拥田租而止。田租之视商利，故瞠乎后矣。
偶有以货殖坚称巨富，往往得罪，祸不旋踵。【如明初吴贾陆某，富甲江右，谓“积而不散，适以酿祸”，尽以与其徒沈万三，身为道士以终。沈富敌国，明太祖因而罪之，谪戍云南。】
盖社会贫富之悬殊，与贵族特权之存废，亦相为比例而进退也。【比如海上贸易，宋非不如唐，然市舶（bó－航海大船：～来品｜～船。）司制度既立，则利入政府，官僚与商人，皆不能如唐人之多获后里。】社会自唐中叶以下，既无特贵，亦无殊富，则力量渐趋平均，故此后社会之乱，如王仙芝、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除却军队叛变以外，大抵皆饥民之骚动。求如古社会之所谓豪杰起义者，亦渺不可得。此亦古今社会升降转变一大节目也。欲知盛唐社会盛况，亦不得不注意及此，故附论及之。
租庸调制的第二个优点，则为税收项目之列举分明。【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此惟汉代的租税制度差可相比。自租庸调制破坏以后，更找不到此种项目分明之征收制度。因此横征暴敛，可以随时增加，有进无已。
更重要的一点，租庸调制的后面，连带的是一个“为民制产”的精神。及丁则授亩，年老则还官，“为民制产”与“为官收租”两事并举，此层更为汉制所不及。【汉租虽轻，然有无田者，亦须出口赋，应更役，不得已出卖为奴，亡命为盗。唐制无田丁户，则无不能应庸、调之人民矣。】
在租庸调制下之农民生活，其比较宽舒安恬之景象，可以想像而得。农民生活之宽舒安恬，蒸郁而生整个社会之繁荣。盛唐时代之富足太平，自贞观到开元一番蓬勃光昌的气运，绝非偶然。
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此盛唐社会之写照也。安史之乱，李萼说颜鲁公，谓：“平时江、淮、河南钱帛聚于清河，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昔讨默啜（chuò－吃、喝：～茗（喝茶）｜～粥。抽泣：～泣。），甲兵皆贮清河，今有五十余万事。户七万，口十余万。”颜遂据以拒贼。
许远于睢阳，积粮六万石，张巡因之以障江、淮。乌承恩以信都降史思明，亲交兵马仓库，马三千匹，兵五万人。当时州、郡犹富实如此。
此后虽益衰，然藩镇之殷实富厚，仍有远非后世可冀及者。宪宗时，韩弘在汴为宣武节度使，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而汴之库厩尚有钱百余万缗，绢百余万匹，马七千匹，粮三百万斛。
穆宗时，刘整为卢龙节度使，献征马万五千匹。藩镇财力殷盛，正见唐代积富于民之厚，故诸藩亦得自捍外寇而久存。顾亭林日知录谓：“今日所以百事皆废，正缘国家取洲、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即如唐代之驿舍，有沼、有鱼、有舟、【孙樵书褒城驿壁。】有池、有林；【杜甫奏州杂诗。】后代驿舍，殆如隶人之垣。”又曰：“余见天下州城，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接到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人情苟且，十百于前代矣。”今按：唐室富盛，固在中央不尽取之于州、郡，尤要者，更在中央不尽取之于民间也。
三、唐代之府兵制
“府兵”制度，沿自西魏、北周，至隋、唐而大成。
唐府兵制定于贞观十年，天下十道，置折冲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共有二百六十一。
府又分为三等，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府数各说不同。陆贽谓：“诸府八百余所，关中殆五百焉。”杜牧谓：“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万人。”皆与唐志不合。盖自有增减变动耳。汉唐事笺谓：“以唐地志每州之府数计之，仅与杜牧同，其说当可据。”所以关中置府独多者，固为有强本弱枝之意，然亦由府兵制承袭周、隋，因其遗基，故独以关内为特盛也。
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
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
民年二十为兵，【此指府兵言，非指全体农兵言。】六十而免。每岁冬季，折冲都尉率之习战。
府兵皆隶于诸卫。【唐踵隋制，设十六卫，将军总三十员，属官一百二十八员，以养武臣，其所部兵则散于诸府。】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以月上。
按：汉卫卒以岁代，较唐为优，唐太纷扰矣。【唐制亦有简留直卫者，则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围十二番，亦月上。】
府兵制的优点，无事耕于野，番上宿卫，有事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府兵虽散在诸道，然折冲都尉并遥隶于诸卫，乃是内任官。汉郡国都尉不隶卫尉。此亦唐代中央集权较汉更进之一例。】既免军人专擅兵队之弊，亦无耗财养兵之苦。
尤要者，府兵制并不是“全农皆兵”，而是“全兵皆农”。【亦即选农训兵。】西汉的全农皆兵制，一则教练不易精熟，二则事实上无需发动整个农民来充当兵役。唐制在整个农民中挑选其合格的充当府兵，既不需国家特别的俸给，【因其附农于兵。】而一般农民从此可以脱去充兵的义务。
所以府兵制一方面说来是兵、农合一，【如南朝募兵与北朝之部族兵，皆非兵农合一。】而在另一方面说则为兵、农分离。【汉以来农民，自历史上之传统观念言之，皆有充当兵役之义务。自唐以下，则农民除纳税外，并无必充兵役之责任。此在一个社会和平文化进展之过程中，实为应有之阶段也。又唐以前兵、役不分，唐以下兵与役离。兵与役离，故兵精。宋之“厢兵”，依然兵、役不分，故不可用。】府兵和进士，【一文一武。】实为农民出身发迹之两条路径。农民中家道殷实而身心武健者，可以加入府兵。【贫弱户在六等以下这，例不能应府选。】有聪明俊秀的子弟，在一家耕种余闲中，【如一家三丁，一丁可腾出读书应科举。】亦可读书求学，走入贡举门路。
古代社会中武力与智识两项，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平民不得预。现在则武力与智识，即从平民阶级中培养，而仍有其政治上特殊保护的地位。【此即府兵制较西汉全农皆兵制为优之所在。】
唐代的租庸调制，奠定了全国农民的生活。唐代的府兵制，建立起健全的武装。唐代的进士制，开放政权，消融阶级，促进了社会的文化。唐代的政府组织，又把一个创古未有的大国家，在完全密而伟大的西通之下匀称的、合理的凝造起来。事实胜于雄辩，盛唐的伟大，已在事实上明确表出。
唐人之伟大，可以唐六典、唐律，乃至如杜佑通典、【其先开元时刘秩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分门撰书，为通典所祖。】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著作中觇（chān窥视；察看：～候｜～标，一种测量标志。）之。自北方儒统中产生苏绰，卢辩，继之而有李文博、【隋博陵人，著政道集十卷，大行于时。房玄龄友之。其书不传。】王通，【隋文时献太平十二策，归而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拟论语。困学纪闻谓：“世说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说其言宏以实，有天下将治之象。”陈龙川谓：“文中子没于隋大业三年五月，是岁十一月，唐公入关，其后攀龙附凤以冀成三百载之基业者，大略尝往来于河汾矣。然智不足以尽知其道，而师友之义未成，故朝论有所不及。”今按：中说所传唐初名臣多受业通之门下，此乃通后人妄为之。然通自是一时大儒，惟亦非平地突起。当时北方儒风已达此境。则生气染习，唐初诸臣，固不必定得之通也。】
再继而有唐人对政治、社会上更坚实、更恢宏的建设。至于唐人之诗、文、艺术等，乃自唐代盛况下所孕育，非由此产生唐代之盛况。若或专从唐太宗等几个人物身上着眼去窥测，亦难得其真际。
此种政治、社会更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
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他不必在某一个人的事业上表出，而是在整个民族的长时期的奋斗下，笃实光辉地产生。
从北魏到北周亦即隋唐，逐步进展，光明在黑暗的氛围中长养成熟，在和平的阶级下达其顶点。至于社会不是的动乱，只是黑暗与盲目势力给历史进展的一些波折。
要看当时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复苏，应在此等处着眼。
第二十五 章盛运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税制度与兵役制度之废弛】
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
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弛，其制度亦即趋于腐化消失。
盛唐的命运，由于当时各项新制度之创建。【换言之，即某种意识与精神之达于具体现实化。】及此各项新制度日趋崩溃，【换言之，即某种意识与精神已丧失或转变不复存在。】而盛唐之盛亦遂不可久保。
一、由租庸调制到两税制
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税，而尤重于为民制产。
推行此项制度，必先整顿籍帐。【正如北魏均田，必先成立三长制。】
户籍分九等，共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此为租、调之根据。】
计帐预定翌年之课役数。【此为庸之根据。】
武德六年制，“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
凡户口之新附、除籍、绝逃、籍没，田亩之应退、应授，均须逐年认真办理。【此即政府上下对此制度必先有一番精神，更不可无一种相当之意识也。】
杜佑通典以隋国计之富足，归功于高熲建输籍之法。按：熲在炀帝时奏：“人间课税，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过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既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则熲之输籍法，正有赖于详密周勤之吏治。
唐自武后乱国以来，民避徭役，逃亡渐多。田移豪户，官不收授。【其时已有括正户之举，见苏瑰传。】
到玄宗开元八年，乃重颁庸调法于天下。【制度废弛而求以法令挽回，苟不能唤起推行此项制度之精神与意识，则亦徒然。】
是时天下户未尝升降。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羡田、逃户。
自占者给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诸道括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州、县希旨，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岁终，籍钱数百万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