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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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王室颇思裁抑，然力量不够，颓势难挽。
晋壬辰【成帝时。】诏书：“占山护泽，以强盗律论”，然并不能禁。占山封水，渐染复滋。【羊玄保传。】百姓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宋武帝又禁断之，【见南史本纪。】然仍不绝。【梁高帝、齐废帝郁林王、梁武帝，又屡诏及之。】
相应于此种情势下之赋税制度，则自度田收税转成口税。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率亩税米三升。至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税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此盖豪右田多，特为优饶。税田则富多贫少，税口则富少贫多也。【马端临云：“晋制，丁男一人，授田七十亩，以亩收三升计，当口税一斛一斗；今除度田收租之令，而口税二斛增至五石，则赋颇重矣。岂所谓‘王公以下’云者，又非泛泛受田之百姓欤？待考。”今按：晋初户调，一家丁男丁妇田租六十斛，马氏亦以亩收三升说之，误也。口税五石，并有无田者，此制自不为轻。然较之两晋户调，亦未见特重。马氏疑口税只及王公贵人，则更误矣。】
如此则贵族盛占田地，而无赋税之负担。【梁武帝天监四年，大举伐魏，令“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此租谷归私家之证。惟按陈宣帝太建三年、六年诏，似其时又行田租。】宋孝武为特设“官品占山”之制。
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笫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
其用意与西晋官品占田令一样，但效果依然很少。【见上引齐顾欢、任昉语。】占山封水的士族们，不仅自己借着侨寓名义，不肯受当地地方政府的政令；其附随而来的民众，亦依仗他们逃避课役。所以自咸康以下，晋室屡唱“土断”之论。
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实编户，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又哀帝隆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断
“土断”是要侨寓的人，亦编入所在地的籍贯，一样受所在地方政府的政令。然咸康土断黄、白分籍，【侨户土断者白籍，土著实户黄籍。玉海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石虎诏：“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是也。】依然有土断之名，而无土断之实。
孝武时范宁为豫章太守，上疏极论其非。谓：“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圣王制作，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按：范疏不主分黄、白籍，谓“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即指服从地方政府一切政令言。谓“小人怀下役之虑”，即要其一致应课役也。据范疏可知侨寓小人，亦不应役，盖皆为白籍阴庇耳。
此后桓温、刘裕又屡主其事。
安帝羲熙九年刘裕上表：“大司马桓温庚戌土断，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渐用颓弛。离居流寓，闾伍不修。请依庚戌土断之科。”于是依界土断，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然一弊方弥，他弊又起。宋、齐以后，侨寓的特待，似算取消，而因士庶不公平的影响，又引起更纷扰的冒伪问题。只要伪注籍贯，窜入士流，便可规避课役。这一种情形，越来越甚。
齐高帝建元二年诏：“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黄籍即担当国课之民籍也。】自顷氓俗巧伪，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同时虞玩之上黄籍革弊表，亦谓：“孝建以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无一。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今反役人。”梁武帝时沈约上疏，亦有“落除卑注，更书新籍，以新换故，不过一万许钱。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之说。【按：虞表又云：“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沈约则谓“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奸伪互起”，又曰“自元嘉以来，籍多假伪”。盖宋制一面抑豪强，一面则伸寒微，武帝永初元年已有“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之诏，晋代士庶藉贯之改动，必自此始。此可为南朝与东晋截分界线之一事也。惟苟不能确立一种制度，而仅以宽假为讨好，宜乎不久流弊即滋矣。】
担当国家课役的，依然尽是些赤贫下户。
南齐书陆慧晓传：“山阴一县，课户二万，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
大规模的伪窜冒改，使黄籍理无可理，究无可究。却告诉我们：那时一般的民众，已不让文酒清谈的贵族们独自安享其特益了。
沈约诸人不能根本设法消冺士、庶界线，【北朝政制即向此路走。】乃欲究据晋籍，用来重新厘定，这真可算是代表了南朝士大夫的眼光与见识。
五、兵士的身分及待遇
军人从三国以来，即已与农民截然分途。
此事魏、蜀、吴皆然。
刘颂奏‘“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需，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末改。”魏嘉平六年诏，有刘整、郑像赐爵关中侯，各除士名。又钟毓传：“为廷尉，创制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又卢毓传：“重士亡法，罪及妻子。”高柔传亦有士逃法。曹植奏：“臣初受封，得兵百五十人。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尚有小儿，七、八岁以上，十六、七以还，三十余人。”是魏制士、民异籍，并各家世相袭也。吴、蜀亡后纳籍，皆士、民异贯。
大抵“强者为兵，羸者补户”。【此语见陆逊传，可据以推魏、蜀，大抵不甚相远。】
尤强者隶中央，其次则配私家，更羸瘁者则留南亩。
华阳国志：“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置五部都尉。分其嬴弱，配大姓为部曲。”吴志陈武传：“武庶子表，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简视皆堪好兵，上疏陈让，乞以还官。谓：‘枉此劲锐，以为憧仆，非表志。’吴主权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补其处。”
其先入士籍者得优廪，又可免役，其时则兵胜于民。渐次军旅之事，不为时重，则士伍惟以供役，又廪给日薄，其时则农胜于兵。
陆凯传：“先帝【孙权。】战士，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以死效。今【亮、皓以后。】之战士，供给众役，廪赐不赡。”
晋武帝平吴，诏悉去州，郡兵，此乃复兵归农之意，惜不久天下即乱。
咸宁五年伐吴，诏：“调诸士家，二丁、三丁取一，四丁取二。”是其时依旧士、民异籍。去州、郡兵，即是去士籍也。晋政之病，在田租照屯田额征收，不复两汉什伍税一之制，又无两汉都尉肄民战阵之制，使农不知兵，则武备一切废弛。
东晋民归豪强，政府对兵役需要，殊感缺乏。
吴志：陈武庶子表，受赐复人得二百家，乞还官，孙权嘉之。他如朱桓部曲万口，潘璋妻赐复客五十家。邓艾传云：“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违命。”此等部曲、僮客，皆是私户，为国家课役所不及。
于是有所谓“发奴为兵”。
发奴为兵之议，起于刁协、戴渊。习、戴皆南人，晋元帝依仗以谋抑王氏者也。自后每有征讨，往往发奴。庾翼发所统六州奴北伐，庾翼亦晋室外戚，颇欲为强干弱枝之谋者。可见发奴为兵，正是中央与豪族争夺民众之一事。宋武时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此正以僮奴为豪族私产，故见发而还其直。
又有所谓“料隐为兵”。
庾冰传：“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毛琚传：“讨得海陵县界亡户近万，皆以补兵。”此等隐匿之户，其背后亦多有豪强阴庇。
复有“罪谪为兵”
范宁疏：“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义云：“旧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旁支，罹其祸毒，户口减耗，亦由于此。”【又宋制劫同籍期亲补兵，见何承天传。又以罪谪兵，亦见王弘传、何承天传。】
并及其家口。【罪人家口补兵，见刘秀之传。】
又强逼世袭兵役。【见前引范宁疏。】
宋武帝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輙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按：兵役世袭亦见于三国时，魏志引魏略，“陈思王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者无几，而复被取”云云是也。】
因此有所谓“兵家”【梁王琳本兵家。】与“营户”、【沈庆之前后所护诸山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军户”【董回以有功免军户。】诸称。
那时的衣冠士族，既不受国家课役，自然谈不到从军。
此乃魏晋以下贵族与春秋先秦绝异之点。他们在政治上占有特权，而他们并无武装兵力以自保卫，不仅自己不能武装，即其所属部曲家兵等，亦已解散武装，与三国时士大夫不同。
另有一部分则受衣冠族士族阴庇而为其佃客、衣食客等，他们亦对国家逃避课役及从军之义务。
而且因有衣冠士族的特权阶级压在上面，从军作战的武装兵卒，亦没有他们的出身。【要为军人谋出身，势必与贵族特权势力相冲突，如战国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之事。】
因此兵卒在当时的社会上变成一种特殊卑下的身分，固与贵族封建时代兵队即是贵族者【此北朝部族兵略近之。】有异，亦与西汉定制，凡国家公民皆需服兵役者【此北齐兵制亦然；北周府兵则略为变通。】不同。军人的地位，只与奴隶、罪犯相等，从军只是当苦役。国家的军队，实质上亦如私门的部曲与僮客，他们没有公民的地位，【此正如西晋户调，只从部曲屯田兵变成州县民户，而实际上的待遇，还是屯田兵，不是农民。】政府亦常常将他们赐给私家。
当时大臣有赐千兵百骑者，如卫瓘、【此据北堂书钞、御览引晋起居注。】汝南王亮、荀组、陆晔等，至于赐亲兵数百人乃至班剑数十人，亦不胜指数。
私家亦公然占公家兵户为己有。
范宁奏：“方镇去官，皆割方镇精兵器仗为送故。送兵多者至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宋书刘敬宣传：“宣城多山县，郡旧立屯以供府郡费用，前人多调发工巧，造作器物”，此即官兵亦供私用也。】
军人的地位如此，如何可以为国宣劳，担负光复中原的重任？
只有荆、襄上流，因粮食较充，镇兵稍稍可用。
元帝时“使军各自佃，即以名廪”。至武帝咸宁初，诏“以奚官奴代甲兵种稻”当时国家并未为军队特定饷糈，江南农事尚未发达，故襄、汉上流遂得独有重兵。
而每为权臣内乱之利柄。
直待谢玄镇广陵，创为招募，号“北府兵”，兵人地位始见提高，遂建淝水奇绩。东晋王位拱手而让于此系军人之手。
王、谢虽同称东晋盛族，但两家情形稍有不同。王以拥立为业，谢以攘却为功。一则惟守门第，一则尚建勋绩。江北、河南之众，纪瞻尝用以拒石勒，祖逖用以向汝洛，而王导弗能任，以专倚王敦于上流，不欲权势之分也。王敦、桓温以外重内轻之资，常挟荆湘以起内乱。谢安任桓冲于荆江而别使谢玄监江北军事，北府兵强，权重始归朝廷。中原南徙之众，本多磊落英多之士，谢玄择将简兵，六年而有淝水之捷，实非幸事。【苻坚军队，则亦系签兵杂凑，宜乎虽多而不能与晋为敌。】
惜乎刘宋以后，社会依然在士、庶阶级的对立面，军人依然找不到他们应有的地位。【真要到侯景之乱，梁室覆亡，南人皆以兵戎纷起。然既失士族之领导，南方新政权亦不久即灭。】
第二十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下）【在五胡及北朝】
北方初起的情形，和南方差不多，又加上一个种族的复杂问题。
一、五胡时代的情况
五胡时代，田租的收纳，依然是八二乃至六四。
慕容皝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记室参军封裕谏，以为宜罢诸苑以业流人，持官牛者，官六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