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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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中兴，又减削外朝政府之权力，一移之内朝王室，于是外戚势任愈大。
西汉虽以外戚辅政，而外朝丞相体尊，犹为对峙之局。【汉初以丞相主文，太尉主武，御史大夫为丞相之副。武帝宠太尉为大司马，主内朝，则丞相于外朝为独尊也。王莽之篡，则以王氏久盛，王莽又自为外朝所归向故。】光武躬亲庶务，内朝尚书位微而权重，外廷三公并峙，【以丞相为司徒，太尉为司马，（后又称太尉。）御史大夫为司空，称三公并列；而太尉公序在司徒公之上。（此元帝时三公位已然。）】仅有虚位，无实权。【东汉事无巨细，皆由尚书行下三公，或径下九卿，故东汉九卿权亦重。】故外戚用权于内，外朝即无以相抗。
政府渐渐脱离王室而独立，为当时统一政府文治上之进步。王室削夺政府权任，而以私关系的外戚代之，则显然为统一政府之堕落。
然外戚与宦官较，则外戚犹为稍愈。
五、宦官参加王室之由来
西汉初年，王室、政府界限不清，而当时官吏组织中亦无宦者之特殊集团。
朝廷自皇帝以下，官吏最要者有三公、九卿。
丞相 辅助天子，总理庶政。
御史大夫 副丞相。
太尉 丞相为文官长，太尉为武官长。
以上为三公。
太常 掌宗庙礼仪，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主宰牲牢。】太史、太卜、太医等，此为天子宗庙之守官。太常始名“奉常”，盖即“奉尝”借字。【“宰”本百官之首，此乃以“奉常”为九卿之长官，犹其遗意也。】
光禄勋 掌宫殿掖门户，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等。大夫掌论议；郎宁守门户，出充车骑；谒者掌宾赞受事。“光禄”即古言“大麓”，“勋”则“阍”也。古天子居山邱，则守门者居麓，故曰大麓，即犹后世之阍人。然则光禄勋为天子守宫殿之官。
卫尉 掌宫门屯卫兵，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等。旅贲，虎士成群而奔也。卫尉与光禄勋同掌宫卫，惟卫尉乃武职。然则光禄勋犹大门房，而卫尉则为卫队长。九卿先庙祝而后门房、卫队，此古人敬祖尊先之义。
太仆 掌舆马。皇帝居则需光禄勋、卫尉之侍卫，出则需太仆之车马，故以太仆次此三卿，皆主皇帝之生活。
廷尉 掌刑辟。
大鸿胪 掌诸归化蛮夷。
宗正 掌宗属。对皇帝有犯逆则归廷尉，宾服则归大鸿舻。先中国而后四夷，故廷尉在大鸿脯前。其同宗外戚则属宗正，先公后私，故在廷尉、大鸿胪后。此三卿皆主皇帝之交际。
大司农 掌谷货，主田租之入，以给国家之公费。
少府 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天子之私供养。大司农为大账房，少府为小账房；此二卿皆主皇帝之财务。
以上为九卿。论其性质，均近于为王室之家务官，乃皇帝之私臣，【乃私的仆隶。】而非国家之政务官，非政府正式之官吏。【非公的僚属。】推而上之，可知宰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其初实亦帝王私臣。【宰相、太尉已论如前；御史者，国策谓：“献书于大王御史”，又曰：“御史在后，执法在前”，其先亦宫职，非府职，是家巨。非朝臣也。故昔人以丞相拟周礼中之太宰，以御史大夫拟小宰，以御史中丞、少府、尚书拟宰夫。少府之下有大长秋，则犹内宰也。】汉政本袭秦旧，【汉臣来自田间，未能创建。】秦廷有些处脱不了古代贵族家庭的遗习，故秦汉初年政府，有几处亦只是一个家庭规模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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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朝廷，初从家庭状态中蜕化而出，【尤其如九卿中之光禄勋与郎官。】那时自不需另要内廷私臣乃至于宦官。
宦官在当时，与普通士人，亦并不歧视。如赵螅囟朗Γ治芍辛睢Ｋ韭砬ㄊ芨毯竽宋惺榱睢８枪耪吖笞褰准吨裕Ｓ行倘朔轮匆邸４说刃倘耍蛴煞玻蛞蜃锓＃喟胍喑龉笞褰准叮写厦骷家眨市潭弥涞匚唤现ぁ⒓帧⑴⒛烈话闫矫裎摺３圃弧盎隆闭撸卤净卵А⑹嘶拢嵌癯埔病�
武帝以雄才大略独揽事权，于是重用内朝尚书，【秦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谓之“尚书”。尚，犹主也。汉初有六尚，属少府。曰尚衣、尚冠、尚食、尚浴、尚席、尚书，可见其职位之卑，然皆由士人为之；后世（除尚书外）则全变为宦官之职矣。】夺宰相权。【其时则赵禹、张汤等为九卿，直接奏事，宰相束手。】
汉御史大夫有两丞，【即两副官。】一曰御史丞，一曰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亦谓御史中执法，居殿中，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天子事下中丞而至大夫以及丞相。中丞属于大夫，大夫职副丞相，故宫中事丞相无不可制。
文、景时丞相欲诛邓通、晁错，其权拟天子矣。武帝用尚书，中丞不得居中制事，侍御史、部刺史皆废。末年霍光为大司马领尚书事，号“内府”。
宣帝中兴，复旧制，魏相为御史大夫，外遣丞相掾吏按事郡国，不遣中使，内则奏封事不经尚书，去副，又加给事中，得宴见，而霍氏以败。
然元帝时，宦者石显用事，丞相权复尽归尚书。成帝时，何武建言设三公官，御史大夫改大司空，中丞遂为御史台长官，出居外台。东汉中丞遂为台率，始专纠察之任，为后世御史之职所仿。汉初御史大夫副丞相而得统治宫中事，后世御史为天子纠察百寮。盖因政府与王室既分，则二者间权任自有移转也。
晚年又用中书。
武帝晚年常宴游内廷，不复多与士大夫接，遂用宦者主中书，【司马迁曾为之长。】典尚书章奏。
元帝时遂有弘恭，石显，而宦者逐渐用事。【自御史至尚书，又自尚书至宦官，其间凡三折。】光武中兴，宫中悉用阉人，不复参以士流，于是正式遂有一个宦官的集团。
东汉郎官已全为郡国察举“孝廉”到京待转之一阶，则自不能仍以为皇帝内侍。王室与政府之性质既渐分判明晰，则光武之制实不为非。光武又尽并天下财赋于大司农，而少府遂专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此亦在王室、政府逐渐分离下应有之调整。故自御史中丞出居外台，光禄勋移至外朝变为闲职，三署郎更不值事内廷，【魏以后即无三署郎，而光禄勋为散官。自唐以后，三署郎全为武职，而光禄寺掌膳食。皆与两汉异。】少府不预闻天下赋税财政，皆两汉间政府组织与体统上之绝大改革也。【光武之病，在轻三公权任而移之尚书。】
宦官亦在当时“王室”与“政府”之判分下得到其地位。
一面是文治政府之演进，一般官吏渐渐脱离王室私人的资格，而正式变成为国家民众服务的职位；一面则是王室与政府【士人。】逐渐隔离而易趋腐化与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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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78。134。*
补缺：（最后一小段）
陈蕃谏桓帝：“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荀爽谏桓帝：“后宫采女五、六千人，从官、侍使复在其外。”此舆西汉初年恭俭为治之王室，乃至东汉初年明、章二帝以儒术自饬之王室，均炯乎不侔。东汉一代外戚、宦官种种事变，亦惟表示此王室之日趋腐败而已。
一 士族政治势力之逐步膨胀
二 东汉之察举与征辟制度
三 太学清议
四 党锢之狱
五 门第之造成
六 东汉士族之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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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士族之新地位【东汉门第之兴起】
在东汉政治上占有地位的，一面是代表“王室”的外戚和宦官；另一面则是代表“政府”的新兴与士族，便是当时之所谓“名士”。
一、士族政治势力之逐步膨胀
士人在政治上占有地位，自西汉武、宣以来，已逐步显著，而到东汉益甚，这里有几层因缘。
一、朝廷帝王之极端提倡。
光武天凤中至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其自身本为王莽时代之太学生，故在军中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樊准语。】其一朝功臣，亦多属儒生。邓禹为光武同学，寇恂、冯异、马援、贾复、祭遵、耿弇诸人，大半皆通儒。光武子明帝及其同母弟东平王苍皆深受儒学之陶冶。明帝为太子时，师桓荣，【荣亦习尚书。】止宿宫中五年，荐门人胡宪侍讲，始得出入。永平二年临辟雍，引师桓荣及其弟子升堂，明帝自讲说，诸儒执经问难，园挢门听讲者万数。章帝师张酺，【酺亦习尚书，其祖先充，光武同学也。酺又师事桓荣。光武、明、章一家三代尚书之学，盖深受王莽时代之影响。】元和二年东巡，张酺为东郡太守进谒，先备弟子礼，使张酺讲尚书一篇，然后再修君臣礼。当时王室外戚、功臣子弟，下及期门、羽林之士，莫不受学。【匈奴亦进子入学。】朝廷对儒术之极端提倡，较之西汉远过。
二、民间儒业之普遍发展。
陈留刘昆治易，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南阳洼丹传易，王莽时，避世教授，徒众数百人。乐安欧阳歙，八世为博士，传尚书，光武时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数百人，征为大司徒。发觉在汝南赃罪千余万，下狱。诸生为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自系求代死。书奏，歙已死狱中。【赃罪至千余万，而为之求哀者尚多至千余人，可见当时儒生在社会地位之崇高。】济阴曹操曾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乐安牟长，少习欧阳尚书，诸生讲学者常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山阳丁恭习公羊严氏舂秋，教授常数百人，建武时为少府，诸生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北海甄宇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沛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王莽篡位乃归。会朱普卒，荣奔丧九江，因留教授，徒众数百人，后复客授江、淮间。【以上桓荣见本传、余见后汉书儒林传。晋阳刘茂习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哀帝时察孝廉。东郡索卢放以尚书教授千余人，更始时、以敢言显名。（见独行传。）赵翼陔余业考有“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谓：“及东汉中业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今以刘茂、刘昆、洼丹、索卢放之事观之，可知民间学风，自西汉哀、平下迄王莽时已大盛，光武、明、章亦自受此等风气之熏染也。其它又如范升、郑兴、（从刘歆让讲正左氏大义。）陈元、（父钦为王莽左氏师。）贾逵、（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郑、贾学行数百年，为诸儒宗。）杜林、（从张竦受学。）卫宏，（从谢曼卿受毛诗。）此等皆东汉初年大儒，皆成学在王莽世。】
三、博士弟子额之日益增添。
博士弟子武帝初设仅五十人；昭帝时百人；宣帝末二百人；元帝好儒，增至千人；成帝末至三千人，岁余复如故。王莽秉政，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五经博士领弟子员三百六十人，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一万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讲各二十四人。学士同舍，行无远近皆随檐，雨不涂足，暑不暴首。
而尤要者则在当时之地方察举以及公府征辟制。
二、东汉之察举与征辟制度
地方察举与公府征辟，为东汉士人入仕之两途。此两制皆起于西汉。
两汉的察举制，大体可分为在先的“贤良”与后起的“孝廉”两大项。
汉廷每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 ，简称则曰“贤良”。其制初意，似仿战国招贤，于世胄赀选外别开一格。【高帝十一年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即此诏最先之滥觞也。文帝十五年始亲策试。】此制无一定之斯限，所举大抵为现任官，汉士颇慕应其选，一时号得人，如晁错、董仲舒、严助、公孙弘，皆贤良也。汉诏又有举“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武元光五年。】“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元封五年。】“文学高第”、【昭始元五年。】“明阴阳灾异者”、【元初元三年。】“可充博士位者”、【成阳朔二年。】“勇猛知兵法者”【元延元年。】等，皆可与“贤良”归入一类，皆为朝廷特意延访此类人才也。“孝廉”为孝子廉吏之简称，【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是为汉室令举孝廉之始。元朔元年诏：“朕深诏执事，举孝，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其议不举者罪。”可见举孝、兴廉，系属两事。】乃由朝廷设意奖进此项风气，与延访人才咨询政事之意各别。【宣帝地节三年诏：“朕既并举贤良方正，而俗化阙焉，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者各一人”，亦可证此议。】其先文帝十二年，已诏：“孝悌、力田、廉吏，朕甚嘉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