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毛泽东-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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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唯心论。但是，在具体分析上他注意了俞平伯与胡适的共同性，却忽视了俞平伯与胡适的区别性，俞平伯与胡适同属“新红学派”，但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胡适是“自叙传说”的首倡者，但俞平伯早在1923年的《红楼梦辨》中就说：“要知雪芹此书虽记实事，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是有的。”这与胡适的“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曹家“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显然有所不同。1925年写《红楼梦辨的修正》，俞氏申明“最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为作者自序传这一句话”。并且说，文学创作是“经验的重构”，“既同出于经验里，又非同经验的重现”，经验在创作中是“复合错综的映现，而非单纯的回现”。这些话，表明他那时就已不赞成胡适的“自叙传”说，而且他论述文学创作与经验的关系比较客观全面，如果在正常的学术讨论中，有些问题都不难通过反复辩难与商榷，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但当时一经最高领导人作出归属胡适唯心派的定性判断，俞平伯的研究成果就一律学术界虽然在报利上发表了连篇累犊的文章，但都形同“奉旨申斥”，调子基本一致。
通过批判《红楼梦研究》，形成了一条从文化讨论转向政治批判的惯性轨迹，接下来，对胡适与胡风的批判，便出现了波涛汹涌的更大高潮。这里不必一一细表。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爱好和关注历久不衰。一场批判过后，他还屡屡谈到《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这里提到《红楼梦》，显然带有一种自豪感。1962年1月，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他还分析了《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毛泽东经常讲要把《红楼梦》当历史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产生《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而了解《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如何反映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
在封建时代，所谓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就是反封建的“民主性”或“人民性”。1958年，毛泽东在审订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补进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对《红楼梦》的民主性或人民性作何理解呢？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能理解作者及书中的主人公对大观园中被奴役、被侮辱和被迫害的人们的深切同情。1961 年12 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将《红楼梦》和《金瓶梅》加以比较。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他还说：《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这些话，对研究《红楼梦》与《金瓶梅》的继承关系，发掘它的人民性或民主性的精华，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的思想进一步向“左”转。1963年5月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红楼梦》。他说：“最先写四大家族的是曹雪芹。《红楼梦》写的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他们是奴隶主，三十三人。写奴隶，如鸳鸯、晴雯、小红等，都是很好的，受害的是这些人。林黛玉不是属于四大家族的。”
接着，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同几个哲学工作者更具体地谈到如何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红楼梦》。他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转引自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221页）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已明白无误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他无需乎再像1954年那样借助文学评论的形式来打开阶级斗争的缺口，缺口早已打开，他的这番红学谈话不过是阐述基本路线的辅助手段。因此，当时在理论界学术界和文艺界都没有引起什么新的风波。
《红楼梦》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总纲或主题是什么，应该如何读？人们的视角不同，看法容或不一。毛泽东以小说为自己的政治观点作论证，信手拈来，自然成趣。即从学术方面来说，他也确有独到的见解。只要不把他的话当作真理标准，作为“红学”一家言，何尝不好？不幸的是，毛泽东的这些话流传到“文革”时期，一概变成“最高指示”。特别是在1973至1974年的“评红热”中，抓住毛泽东的片言只语，不少人写文章计算大观园一共死了多少条人命，贾府有多少血泪帐，每天挥霍了多少银子；用“交租单”“高利贷”“吃、穿、住、行”等经济细节的罗列统计，代替了对艺术形象的具体分析，这就引向了庸俗社会学的歧路。至于将第四回作总纲，也有相当道理。因为第四回“护官符”揭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典型环境。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如果不着意于揭示人物性格的奥秘，只是在环境上兜圈子，那就难以升堂入室。
1973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两次在重要会议上提出《红楼梦》是写政治斗争的。说作者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是掩盖的。此说一出，梁效和大小报刊，便纷纷为此作注疏，将爱情划为禁区，硬说曹雪芹“千方百计用‘谈情’来掩盖书中描写的政治斗争”，还说这是《红楼梦》的“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其实，借男女写君臣，借爱情写政治，原本是索隐派的故技，如此反复转悠，岂不又落入了“旧红学派”的窠臼？！
（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早年崇信圣贤创造历史，他把人分为圣人、贤人、愚人三等，称颂“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到晚年，他虽然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保留着圣贤创世说的深刻影响，但在显意识的层面上，却按照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将人们划分为贫与富、贵与贱、长者与少者、大人物与小人物、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并积极宣扬“奴隶史观——造反有理论。”《贺新郎·读史》就是这种历史观的集中表现：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他在成都会议（3月23日）上说：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他历举外国的释迦牟尼、耶稣、马丁·路德、达尔文、马克思，中国古代的孔子、颜渊、屈原、贾谊，近代的康有为、章太炎、邹容等一大批人物，说明青年人一旦抓住真理，就敢于藐视古董，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在同一时期，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饯崔使君序》，兴来时写下了一千多字的批语。其中除考记王勃的经历以外，还把王勃的文学成就同其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片。”王勃的早逝，触发了他更多的感慨：
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才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转引自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
这段卷头眉批强调“贫贱低微”受压抑的地位是形成“生力旺盛”“敢想敢说敢于”的创造精神的内在动因。它继承了“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的传统学观念，而又把它扩展到文化创造的各个领域，终于作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独特论断。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经常讲“破除迷信”，就是要破除对“高贵者”的迷信。稍加分析，似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分析国际形势。他说，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①他认为新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他一连举了十件事来论证“东风压倒西风”。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还运用思辨的方法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的道理：“我问过在我身边的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都摇头说，不是的，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若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一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了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天上，同时又是住在地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也即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若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神仙吗？第三，问他们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们说，不算，外国人才算洋人。我说，不对，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在这里，毛灵活地运用了他所擅长的辩证方法，阐明矛盾双方——天上和地上、神仙和凡人、洋人和土人——的地位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由此得出结论，洋人，包括帝国主义在内，并没有什么可怕。
第二，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1956年，苏共二十大系统地揭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和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十分关注，并力图从中吸取教训，另辟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57年，两类矛盾大量暴露出来，毛泽东由于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造成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自此以后，毛的思想急遽向“左”方倾斜。一方面，提出要继续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另一方面，又决心否定苏联模式，通过土法上马和大搞群众运动来发动“大跃进”。
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对照搬苏联经验提出了相当系统的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