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辽夏宋金元史-第1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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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215＇石田干之助：《女真文》。
⑦ ＇161＇葛鲁贝：《女真的语言与文字》（莱比锡，1896 年版）。
⑧ ＇289＇路易斯？李盖蒂：《女真小字译注》。
⑨ ＇287＇路易斯？李盖蒂：《女真文碑文考释》。
① ＇251＇吉斯布勒？N。基约瑟：《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重构与翻译》（京都，1977 年版）。
葛鲁贝和基约瑟等学者研究的语言，是 １５００ 年前后的女真语，与 １２ 和
１３ 世纪的老女真语有所不同。但是，明代辞典中抄录的文字更像碑文中发现
的老女真文字，有相当大的一致性。这些资料是 １１８５—１４１３ 年间的。正因为
我们已经从明代的双语辞典中知道了字词的用法，就更有可能在确定范围内
翻译这些碑文。
现在对存世女真碑文的最好的研究成果是金光平和金启孮的《女真语言
文字研究》。②作者成功地构造了似乎合理的读音并翻译了绝大部分现存碑
文。这个碑文资料的容量似嫌过窄，对历史学家来说，存世的金代汉文碑文
更为重要。但是，老女真文献对研究金代的多语文化还是极有价值的。几乎
所有已知的女真文字都是石刻或在金属（如印章）上，但是还存有一份写在
纸上的女真文字。它保存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几年前已被发表，见 Ｄ．卡
拉等的《书写在纸上的女真文字的首次发现》。③这份文书还没有被翻译。对
不附原文的汉文—女真文辞典的最新研究是 Ｄ．Ａ．凯恩的《四夷馆的女真译
语》。④它所反映的语言可能比带原文辞典的语言处于更晚的阶段。
在这个简短的书目介绍中，显然不能评价金史研究领域的所有成果。至
少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选择的这些论著是很重要的。但是，它恰又显示了金
史的研究还是在许多不同国家的学者个人和零散的努力，很少有广泛合作的
努力。如果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忽视日本学术成果的很多明显事例，反
之亦然。在这两个国家中，甚至在学术带头人中，都普遍存在忽视西方学者
研究成果的现象。结果是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因为可资利用的资
料多多少少有相同之处。无论如何，一个金代研究的宽泛书目还是迫切需要
的，因为它有助于各国该领域研究学者间的相互沟通。
② ＇805＇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北京 1980 年版）。这部著作是＇806＇金启孮的《女真文
字典》（北京，1984 年版）基础之作。
③ ＇240＇D。卡拉等：《书写在纸上的女真文字的首次发现》。
④ ＇237＇D。A。凯恩：《四夷馆的女真译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1975 年博士学位论文）。D。凯恩后来出版了
修改的增补本《四夷馆的女真译语》（布卢明顿，1989 年版）。
元史的传统史料 ①
《元史》
《元史》是现代历史学家研究元代的基本史料，２１０ 卷，编撰于 １３６９—
１３７０ 年。该书在 １３７０ 年成书后不久便刻板付印，此后不断再版和重印。现
在标准的版本是中华书局 １９７６ 年出版的 １５ 册的点校本；②虽然有各种影印
本，但这个版本还是最有用的。百衲本《二十四史》③影印了 １３７０ 年刻本，
编者在影印时曾描修不清楚和丢失的字，反而造成了不少错误。④
这部包括 ４７ 卷本纪、８ 卷表、５８ 卷志和 ９７ 卷列传的大部头史书，成书
比其他正史快得多，并由于成书仓促、纰漏过多而经常受到批评。虽然它确
实有许多错误，①但是在现代学者看来，作为中国标准正史的这些缺陷已被它
的其他价值所抵消。该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将未经删改和加工的资料仓促抄入
正文，极少反映出史家的分析和评判。它确实不像过于精心编纂的《明史》
那样内部条理清楚和叙事简捷，后者的编修过程延续了 ９０ 年。正因为《元史》
没有经过如此精心地提炼，它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而许多史料在
其他地方早已见不到了。
此外，参加编撰《元史》的学者，都曾在元代生活，并有不少人是元廷
的官员，所以他们对元代有直接的了解。在明朝的新都南京曾为修《元史》
两次设立史局，以宋濂（１３１０—１３８１ 年）和王祎（１３２２—１３７２ 年）为总裁，
１６ 人组成的史局 １３６９ 年工作了 １８８ 天，１４ 人组成的史局（还有一个负责抄
写的书记）１３７０ 年工作了 １４３ 天。把这样一部书编完，不过用了 ３３１ 天，确
实令人惊异。在将它上奏朝廷之前，是否有任何编修者将它通读过一遍，颇
值得怀疑。
两个史局的第一个，在 １３６９ 年将《元史》修撰至 １３３３ 年，即顺帝妥欢
贴睦尔（１３３３—１３６８ 年在位，１３７０ 年死于漠南）即位时为止。编修者利用了
“十三朝实录”，“十三朝”指的是从成吉思汗到宁宗懿璘质班（１３３２ 年春
季即位后仅 ５３ 天即去世）的所有大汗和后继的皇帝。十三朝实录和其他档案
资料在 １３６８ 年 ９ 月明军进入元都大都（今北京）时有可能被毁，赖于几个服
务于明廷的汉人文士的果敢行动才得以保存下来。①这些档案全部被运到南京
并在其后的一年里为修《元史》的史局所用。正如参加修史的官员在《上元
史表》中所述，他们不得不以 １３３３ 年为终点，因为缺乏最后一朝的真实记录，
① 牟复礼撰。
② ＇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 年版），210 卷。
③ 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
④ 见 1976 年版前附出版说明。
① ＇670＇见赵翼（1727—1814 年）：《廿二史札记》所引例证，杜维运编《廿二史札记及补编》（台北，1975
年版），卷 29，第 642—678 页。＇674＇亦见钱大昕（1728—1804 年）：《十驾斋养新录》（上海，1935 年
版，1957 年再版），卷 9，第 195—225 页。
① ＇159＇见富路特、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纽约和伦敦，1976 年版）载陈学霖撰“危素传”，第 1465
页。本书导言注释中所引柯立夫文亦讨论了 1368 年北京的元代档案的保护问题。（译者注：柯立夫文导言
未引用）。
这样已成书的部分共有 １５９ 卷。②
但是这样一部没有完成的史书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所以在其后的 １３７０
年又设立了第二个史局，编修至 １３６８ 年的部分。当然，没有建立史馆去修撰
妥欢贴睦尔朝的实录，后继的王朝是不会这样做的。虽然如此，还是找到了
许多资料，传记增加了，书的其他部分也得到了补充，共计修出了 ５３ 个新卷。
第一个史局的 １５９ 卷加上第二个史局的 ５３ 个新卷，全书应该是 ２１２ 卷，而不
是后来成书时的 ２１０ 卷。卷数的不符已得到了这样的解释：一些新传可能已
经与第一次的 １５９ 卷中的其他传合并了。
对十三朝实录的情况已经不可能知道得更多，因为它们早已散佚，过去
亦没有研究史学史的历史学家对它们进行过考证。不管怎么说，它们不是保
存在宫廷中的按照中国史家传统真实记录宫廷活动的起居注。③它们应该是在
元代具有历史观点的汉人学者的推动下产生出来的。
１２６０ 年，前金朝官员（１２３４ 年金灭亡前）并在 ５０ 年代加入忽必烈幕府
的文官王鹗建议忽必烈设立史局，纂修以前各帝的实录，指出若不乘时记录，
恐怕久而遗亡。根据这个建议，在 １２６２ 年正式下令，命王鹗集廷臣商榷史事
并收集先朝的文字记录和口头传说，尽管蒙古统治者曾完全禁止汉人臣民接
触他们的历史记录和口头传说。①
结果是不久后即完成了《（皇元）圣武亲征录》。②曾有该书出自王鹗之
手的说法，但是现在一般不再接受这种说法。此书比随后写成的《秘史》资
料广泛，记事也准确得多，尤其是在记述政治事件方面。③《元史》太祖至宪
宗的本纪（卷 １—３，来自实录）与本书用语的一致，说明这部书在编撰成吉
思汗（庙号太祖）、窝阔台汗（太宗）、贵由汗（定宗）和蒙哥汗（宪宗）
实录时是作为基本史料使用的。这些在忽必烈之前的本纪，用中国记述帝王
的方式记录了前四汗的功绩，虽然他们四人从未宣称自己是中国的皇帝，在
他们在位时也从未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皇帝。《元史》这几卷的记事零散，恰
恰表明了编修前四汗实录时收集必需的历史资料的努力没有完全成功。
关于 １３ 世纪 ６０ 年代或其后直到元朝结束还有哪些史家能够接触蒙古口
述或文字记录的史料，已经无从知道。但是，从 ６０ 年代往后，从忽必烈到宁
宗九朝的实录在每一个皇帝去世后都着手修撰，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元廷有固
定的制度根据逐日记录的统治者言行编写起居注并按照以前的中国官修史学
模式由在位统治者编撰前朝皇帝的实录。不管怎么说，《元史》中从忽必烈
（世祖）往下的本纪，无论是怎么编排的，都非常详细和繁琐，同样很少加
工。
《元史》中的 ５３ 卷志，大多数出自《经世大典》，①这是一部 ８８０ 卷（另
② 见＇75＇柯立夫：《现存〈元史〉简论》。
③ ＇554＇见杨联陞：《中国官修史学的组织：从唐朝到明朝正史修撰的原则与方法》。文中特别提到了修撰
《元史》的史局的结构。
① 关于王鹗对早期元廷史学的影响，陈学霖已有精辟的论述，见他的＇52＇《王鹗（1190—1273 年）》，第
54—57 页。这是罗依果主持编撰元代人物传记中的一个人物传的译文稿。
② ＇601＇《圣武亲征录校注》，载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北京 1926 年版，台北 1962 年、1975 年再版）。
③ ＇375＇《圣武亲征录》的简译本，先由伯希和翻译，后由他的学生韩百诗继续翻译并出版（莱登，1951 年
版）。
① ＇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 年版），第 270 页。苏振申在对《经世大典》
有记载说 ８００ 卷）的大型文献，由奎章阁的学者编辑。奎章阁是文宗图帖睦
尔（１３２８—１３３２ 年在位）建立的国家图书馆和艺术品收藏地，亦是全国的最
高学术机构。②《经世大典》主要是在元末著名文臣虞集（１２７２—１３４８ 年）③
的监督下编修的。这部大部头的作品从未刊刻，所有的抄件似乎在明朝灭亡
之前都已经散失，只有不到 ５％的部分保存到今天，因为在 １５ 世纪的第一个
１０ 年里被分目抄入《永乐大典》，而《永乐大典》本身亦只剩下了很小的一
部分。正因为《经世大典》被抄入了《永乐大典》，所以早就有人认为《元
史》的修撰者在修志时把《经世大典》直接照搬了过来。我们已经发现了一
个间接的证据，如在卷 ５８—６３《地理志》④中包括了至 １３３１ 年的行政地理变
化，但是没有该年以后的内容。学者们早已同意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 年）在
研究了《地理志》中的专用术语和特定资料后得出的观点：《地理志》的正
文像是政府官员的公务资料，而不像一部史书。⑤
《元史》中没有《艺文志》，是一个严重的不足。钱大昕（１７２８—１８０４
年）为此特别编撰了《补元史艺文志》。⑥他对元史的其他深入研究（包括他
的著名的《元史氏族表》），⑦可以扩展成一部新《元史》，但是没有完成。
占了《元史》８ 卷的 ６ 个表，是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
表、三公表和宰相年表。有的表并不完整，表中列举的许多高官的名字在《元
史》列传中没有专传，这显然严重违反了中国的史学标准。
占了 ９７ 卷的列传，是《元史》中遭受批评最多的部分。例如，至少有 ９
例一人（非汉族人氏）两传的情况，由于名字的写法不同，被编者视为两个
人分别立传。一个人的名字在不同的传里写法不同，更是常见的现象。列传
中许多其他的错误亦早已被指出，特别是在清代几次尝试增补或重修《元史》
时。由于有关 １２６０ 年前的蒙古史资料不足，所以人们对这段历史给以特别的
关注。这种关注延续下来，直到本世纪甚至现在还吸引着日本和西方历史学
家。中国学者对元代的研究在 １８ 世纪后期和 １９ 世纪达到高潮，①但是可能所
有明代和清代的汉人史学家都从未获得过准确的关于蒙古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