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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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到达印度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20世纪末他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东方唯一的世界航海家。他为国家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明代的另一位政治家海瑞，清政廉洁，刚直不阿，敢于对强权和腐败势力说“不”，他有胆有识，犯颜直谏，撰写的著名《治安疏》，洋洋洒洒，矛头直指嘉靖皇帝的过失，史称“天下第一疏”——“清官海瑞”成为千古美谈。“五·四”时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俊以其赤诚的爱国心、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雄辩的口才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天津各界联合会负责人，他组织、领导天津的罢市、罢课运动，并作为天津代表赴京参加新华门总统府前的请愿，当面义责当时的总统徐世昌，迫使北洋政府接受代表们的要求，拒绝签署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他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回族在国家危难之际，总是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马辰在官涌、东涌和攀石洋战役中，奋力剿防，屡建奇功，深得林则徐的的称赞。郑国鸿以浙江处州镇总兵调防镇海，他与其他官兵一道，数次击退英军，最后他与敌人血战六昼夜，身创数十处，壮烈牺牲。消息传来，道光帝“览奏为之坠泪”。在第二鸦片战争中，沙元春以天津镇标右营游击率领士兵进行大沽保卫战，身先士卒，亲燃巨炮，痛击敌舰，击伤敌军百余人，后为敌方炮弹击中，英勇就义。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朝鲜平壤战场上，清高级军官左宝贵，在主帅投降、众将退逃、制高点沦陷的紧急关头，抱定以身殉国的决心，虽身上数处受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当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长驱直入，直逼中国的心脏北京时，清记名总兵马福禄率领甘军开赴廊坊参加了“庚子之役第一恶战”，百余名回族将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给侵略者以重创；马福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镇定自若，指挥官兵誓死捍卫京城，最后和他的族弟马福贵、马福全、侄子马耀图等血洒正阳门，全部为国捐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图谋蚕食西藏，试图用各种卑鄙手段侵占我国领土，1913年10月——1914年7月，在北洋政府、西藏、英国三方代表参加的印度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唆使西藏代表首次公然提出“西藏独立”，并强调西藏疆域包括青海南部等大片西藏之外的区域，丧权辱国的《西姆拉条约》随即出笼，窃据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倒行逆施，称帝心切，为急于获得英国等列强的外交承认，置国家主权于不顾，已经草签了条约＇12＇。而当时的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在事关西藏前途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态度坚决，与北洋政府的妥协退让的卖国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出了震撼人心的“艳电”＇13＇，指出“西藏本中国属土，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定。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事关国事存亡，此而不言，将使他族谓中国无人，麒实耻之，麒实愤之！是以披肝沥胆，沥血以告。”＇14＇马麒“艳电”严斥了中央政府的怯懦退让行为，遏制了西藏上层亲英集团分裂祖国的行为，挫败了英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立了一大功。
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祖国，东北危机、华北危机、整个中华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的回族同胞以各种形式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南京出版的回族刊物《突崛》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全国的同胞们，事急矣！国危矣！大家赶快起来，与敌人做殊死斗，还我河山，救亡图存，就此一举。”大敌当前，回族同胞，一呼百应，万众一心，共赴国难。193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冀中回民支队，在抗日英雄马本斋司令的率领下，在平汉铁路沿线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转战冀晋鲁豫边区，在六年的游击战争中，机动灵活，出奇制胜，共歼敌3。6万；攻克敌堡、据点数百处；冀中军区曾授予“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铁军”锦旗一面。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回族抗日爱国将士，如著名抗日爱国将军白崇禧于1936年6月就与李宗仁、陈济棠以两广兵力组成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中央对日宣战；抗战期间，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部长等身份，参与制订凇沪战役作战计划，协助李宗仁指挥；代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责，指挥武汉保卫战，击伤敌陆军5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击毁敌机百余架，聚集武汉的我方人员与物资也得以西运；后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主任，统一领导长江以南第三、第四、第九战区，指挥桂南战役，收复昆仑关。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歼灭日军1万多人，虏获战利品不计其数。“台儿庄大捷”被认为是我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第一次空前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和士气，振奋了全民抗战的信心。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在回族中的影响，出面组织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动员全国回族积极参加抗日运动，而且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和高级将领叶剑英等保持联系，提倡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保护了一批抗日爱国的文化人和其他进步人士＇15＇。当抗战处在相持阶段的时候，地处西北边陲，远离战场的青海回族儿女爱国情绪空前高涨，不但捐款、捐物，而且以马彪师长为代表的河湟健儿，挥戈东下，跃马中原，驰骋沙场，令日本兵闻风丧胆。若知详情如何，请看本书政治篇相关章节
在和平时期，回族以出色的理财才能和创造性的劳动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早在南宋时期，回族的先民在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的泉州为最大最繁忙的外贸港口，长期由回回人掌管。香料富商蒲寿庚，因理财有方，南宋末年被提升为泉州市舶司（类似于今天的海关关长或港务局局长），归顺元朝后升任福建行中书左丞；其后由另一位回回乌马儿继任泉州市舶司。这两位回回财政高官，理财有道，管理有方，为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立下了汗马功劳。珠宝玉器业是唐宋以来回族先民的主要传统行业之一，到明代回族中的富商大贾多操此业，素有“识宝回回”之美誉，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回族珠宝行业经久不衰；民国时期北京最大的珠宝店北京回族常子春所开设。创于元代的白敬宇眼药是回族传统医学中眼科良药，20世纪初建立药厂，进入规模化经营，生产红灵丹、明目丸、牛黄解毒丸等90多种药品，产品远销国内外，1947年还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1966年改为“南京第二制药厂”，为国家医药事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20世纪初，上海回族马晋卿创办了颇具规模的协兴公司，经营牛羊皮张、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材等出口业务和水晶、蓝宝石、燕窝、西洋参、西药材等物资进口，其分号遍布全国，在香港设中转站，在科伦坡设分公司。如此庞大的商业网络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多见的。在农业方面，回族不但吸取了内地先进农业技术，而且把学到的这些技术传播到边疆和民族地区，促进了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在清代，从华北各省进入东北的回族移民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步改变了当地居民“岁易其地，，待雨而耕”的落后耕作方式，使其普遍采用了中原地区“轮作”方式，提高了粮食产量。同时，回族还促进了各民族间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交流，如在藏区发展了蔬菜种植业，为彝区带去了茶叶、木棉以及蔬菜种子和种植技术，在云南和宁夏推广了水稻种植，在新疆发展了苹果和葡萄等园艺业，在傣族地区推广了先进的耕作技术，沟通和强化了内地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经济联系。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回族还搞多种经营，清代陕西回族很多以牧羊为主，大荔沙苑回族聚居地更是“羊冠全省”；宁夏六盘山地区元明时期就是皇家牧场，清代回族对此又有新的发展；甘肃的回族向来有兼营畜牧业的传统。经商是回族的强项。回族先民是举世闻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在中国与西域各国的贸易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也把两大东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丝绸之路也成了文明交往之路和文化交流之路。自唐代至明清，回族商业不断发展。清代前期和中期，西北一些大中城市如西安、兰州、临夏、西宁、乌鲁木齐、银川、吴忠等地回族商业蓬蓬勃勃。西安以食品、牛羊肉、饭店商为多；兰州、西宁、河州、银川多皮毛商、百货商；乌鲁木齐则多玉石、盐米商。西北回族商业不但活跃了当地市场，而且还沟通和强化了内地与藏区的经济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回族发挥其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传统优势，并吸收现代的经营理念，充分利用国家开放搞活的政策，积极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在经济领域成为我国各少数民族中最活跃的一支力量。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当人们受重农轻商等传统观念和计划经济的束缚的时候，当人们就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等问题争论不休、纠缠不清的时候，回族却没有瞻前顾后，畏畏缩缩，而以超凡的胆识和勇气率先垂范，抢占了先机，开启了市场经济、民营经济的先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成功经验带动了周围观望、犹豫、争论的人们，这在现在看来不算什麽，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确实是了不起的举动。我们决不应简单地以回族的经济规模和回族企业所创造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衡量回族的经济贡献，相反，应该充分估计到回族在当时特定的中国社会背景下和文化氛围中所起到的示范带动作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效应。对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经济活动，不能单纯以经济眼光，就经济论经济，而应该把它置于一个宏大的社会历史文化框架下考量，要分析它所产生的辐射、所带来的经济和非经济的作用和影响。
自然，回族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涌现了大批个体工商户＇16＇、有的甚至办各种企业和公司，成为当地利税大户，这些企业和公司还吸纳了城乡富余劳动力，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您若读到本书经济篇相关章节就会对回族经济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改革开放带给回族人民的新的机遇会有新的了解。
在科技文化领域，回族建树更多，文化大师代不乏人，学术大家，丰碑如林。宋代有回回先民马依泽，精于历法，深受宋太宗赏识，授钦天监正。他计算预报日食、月食和五星行度更为准确，并首次将阿拉伯历法中的星期制度引进中国历法。元代，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受政府之命建立天文机构回回司天台，进行天文研究，台中还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天文学文献，其中包括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他还主持编撰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大型地理学志书《元一统志》和颇具影响的历法书《万年历》。在建筑学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元代回回建筑大师亦黑迭儿丁，他以其才华和人品赢得忽必烈的信任，1264年，奉命设计修建元大都宫城，历时8年完工。为了充分体现皇帝的地位和权威，他将皇宫安排在全城最突出最重要的位置，使之处于全城的中心点，同时为避免城市设计的呆板和单调，他以一个建筑大师的想象力，采取一种非凡的艺术手法，将庄严雄伟的宫殿建筑与妩媚多姿的自然景物结合起来取得一种人工美与自然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神奇效果。这是一种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设计，正好体现了中国关于帝都建筑的理想：正方形的大城，四面有三座城门；大城的中心，前为朝廷宫阙，后为商业市场；左为祖庙，右为社稷坛，形成“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他的这种设计为故都北京以后驰名于世奠定了基础。“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今天，当我们“阅读”这部“历史”时，不应忘记它的第一作者。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剌，多才多艺，在诗词、绘画、书法等领域，均有出众的表现，在诗词方面成就最高。《雁门集》，文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