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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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有一部电影就叫《大刀王五》。
第六章 思想家与学术大师
对每一个民族来说，其文化体系的核心部分都是作为世界观的哲学或宗教。思想家是一个民族文化史上的璀璨明星，闪耀在人类文化幽暗深邃的夜空。回族，作为一个只有一千年历史的中国少数民族，也同样拥有众多的思想家与学术大师。本章所选取的几位，仅仅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也是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学者。
一、古代的思想家
回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首先是在中国传统思想和哲学领域，自唐代的李彦升开始，一直到清代的著名学者蒋湘南，回族及其先民在历代都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贡献了自己最为优秀的儿女。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思想家，就是明代的李贽。其次是在伊斯兰文化与思想领域，回族把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引入了中国，通过历代经学大师的努力，使其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其中最著名的两位学者是明末清初的王岱舆和清前期的刘智。
n 思想超前的明代思想家：李贽
李贽，字卓吾，明代晋江（福建泉州一带）人，嘉靖六年（1527年）出生。他的祖先本为汉族，因娶穆斯林女子而皈依了伊斯兰教。他的妻子黄氏，出身回族穆斯林家庭，“平生谨慎，必不轻履僧堂”＇1＇。李贽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后，在包括北京、南京在内的各地做官，长达二十一年，但没有重要的政绩。万历九年（1581年）以后他客居湖北，主要是在麻城居住了十几年，完成了他的大部分传世著作。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焚书》六卷、《续焚书》五卷，集中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藏书》六十八卷、《续藏书》二十七卷，都是历史人物的传记。由于他的思想激进，甚至敢于批判在中国被尊为“圣人”的孔子，导致了他在当时的社会里处境艰难。他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被捕入狱，死于狱中，留下遗嘱，按照穆斯林的丧葬习俗埋葬。他的墓地现在北京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内，是一处重要的文物古迹。在他死时，所有著作已被列为禁书。但他的思想后来在中国思想史上大放异彩，与其生前的悲惨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李贽是一位原创型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对成见、对权威的反思和解构。从这一点来看，他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有一些今天所谓的“后现代”思想的意味。复旦大学的蔡尚思先生明确指出，李贽“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其他思想家所难比的地位”，因为在中国学术和思想史上，李贽是因学术问题而被迫害致死的独一无二的一个思想家，他敢于在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时代里同孔子叫板对峙，并终其一生不改初衷。著名学者朱维之教授甚至把李贽之死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并列，充分肯定了李贽的思想史地位。这样的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确是空前绝后的。
李贽的“异端”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李贽明确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对孔子思想做了大胆的议论。李贽对孔子的非议并非全盘否定、恶意攻击，而是一种解构权威的态度，这是很可贵的，与后来“五·四”时期盲目反传统的“打倒孔家店”口号不可同日而语。李贽在儒释道三教之中，最青睐的还是儒家。他认为三教闻道出世虽一，但其思想境界却异。儒教志在闻道，便视富贵如浮云，弃天下如敝屣。浮云、敝屣，只是轻贱富贵和天下而已，并没有以其为害；道教视富贵如粪秽，视天下如枷锁，粪秽、枷锁，只是视其为臭为累而已，亦没有甚害；佛教视富贵如虎豹在陷阱、鱼鸟在网罗、活人在赴汤踏火，求死不得、求生不能，为害为甚＇2＇。可见他还是认同儒家的处世态度的，这更加印证了李贽对孔子的非议是意在建设性的解构，而非简单意义上的颠覆。
其次，李贽严厉、尖刻地批判了当时的学院派知识分子“道学家”们的虚伪与孱弱。李贽认为，儒家从尧的禅让于舜，是为生民计。后来孔子疏食，颜回处陋巷，有尧之心。但从颜渊以后，因汉儒的附会，宋儒的穿凿，已沦落为貌为道学、实为富贵，言犹儒雅、行为丑陋的假道学。这是因为“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同样，在批判之余，李贽承认是有“真道学”的，即儒家所追求的“为生民计”的理想人格，李贽在任职姚安知府时也是这样实践自己的吏治的，并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戴。可见李贽之解构权威的目的在于重构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和社会责任，而不是简单地反传统、反权威。
最后，李贽还是最早表现出追求个性自由、倡导平等意识的中国思想家，而这些都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等级制相悖的。李贽一生的坎坷经历和最后结局都验证了他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以至于有不少人把他与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相提并论。李贽断言“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表现了其社会平等思想。他在这方面的突出言论还有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李贽招收女弟子，为妇女立传，认为卓文君的私奔是“正获身，非失身”，实现了自我价值。他有一篇《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对歧视妇女、以为妇女比男子见识短的谬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人有男女”则可，“见有男女”则不可；“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则不可。他在《夫妇论》中指出：“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夫妇正，后万事无不出于正”。把夫妇置于人伦之首，这与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不同，但与王岱舆、刘智等回族思想家相似。
此外，李贽在史学领域、文学领域均有不小的影响。他的《童心说》，历来被美学家、文艺评论家所倚重。他还发表赞美商贾的言论，反对重农抑商的中国传统思想。李贽的“异端”而超前的思想，与海瑞刚直不阿的个性，是明代回族给中国历史增添的最绚烂的光彩之一。如今，如果我们有兴趣去通州古运河边上的西海子公园探访李贽墓的话，就会看到这位一腔异血的思想家长眠在公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而在古运河北岸的民居丛中，隐约有一座飞檐的古建筑的顶端显露出来，那就是通州北关的清真寺。
n 中国历史上与儒家展开对话的第一人：王岱舆
如果说李贽是敢于公开与孔子叫板的第一位中国思想家，那么明末清初的王岱舆则是第一位自觉站在伊斯兰文化的立场上与中国儒释道传统展开文明对话的第一人。
王岱舆，自号“真回老人”。在李贽辞世的年代，即约于明万历年间出生于南京。据说其祖先是明朝洪武年间从西域“朝贡”来到中国定居的。明朝时候，在禁止“胡服、胡语、胡姓”的政策下，外来穆斯林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随着汉语的普及和先民语言的丧失，使用汉语文传播伊斯兰教义成为必须。王岱舆成为第一位用汉语文著述的中国伊斯兰教重要的思想家，也是一位被称为“学通四教”（伊、儒、释、道）的学者。他幼年接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其老师马君实（一说为王的弟子）是经堂教育创始人胡太师的四传弟子，是江浙一带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在三十岁以后开始研习儒家经典，真正开始了其文明对话的历史功业。他的著述主要是在晚年完成，最著名的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和《希真正答》等。大约在明朝顺治年间，王岱舆在北京辞世，他的墓碑至今还保存在北京三里河清真寺里。
伊斯兰教的核心信仰是“认主独一”，即承认宇宙与人都是唯一的造物主的被造物，这与中国传统的宇宙发生论有明显的区别。在《正教真诠》中，王岱舆系统阐述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并相应地讨论和批驳了儒、释、道的宇宙论体系。他认为，宋明理学并不否认一个超越的主宰者的存在，并使用了“帝”、“天”、“理”、“气”、“无极”、“太极”等概念，但对何者为主宰，并没有清楚的界定，因此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主张，可称为“似真”，即与伊斯兰教教义相似，但稍逊一筹。至于佛道两家，则是“昧真”的多神教。在批驳这些学说及伊斯兰教内部异端的基础上，王岱舆集中阐述了伊斯兰教的“认主独一论”，并提出了“真一、数一、体一”的哲学思想。在《清真大学》中，他又更加系统化、哲学化地论述伊斯兰教的哲学思想，其核心部分仍然是作为哲学本体论、宇宙论和认识论根本问题的“真一、数一、体一”说。在《希真正答》中，则以对话体记录了他与各种人士，包括佛道出家人，讨论哲学问题的妙语。可以说，王岱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汉语文阐释并建构了伊斯兰教哲学的严整体系，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王岱舆的著述活动具有鲜明的“文化自觉”与“文明对话”＇3＇的性质，在今天看来尤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样是在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著述了《天主实义》，也是用意在批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但利马窦的立意在于“釜底抽薪”，瓦解和颠覆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系，用天主教教义取而代之；而王岱舆所代表的中国伊斯兰思想家们身负两种文化的遗产，所做的是“锦上添花”的工作，即在认同儒家社会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关键性的提升与改造，使其达到宇宙论层次上与伊斯兰文化的衔接与和谐。在现实社会活动中，以王岱舆为代表的汉文译著学者也一直致力于与儒家学者的直接对话，表现出和平与对话的可贵姿态。清初的汉族学者何汉敬在为王岱舆著作写作的《〈正教真诠〉叙》中就认为：“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序，而洁己好施，而更广吾儒所不足。”可见，中国伊斯兰学者与儒家学者在关于社会生活的领域取得了共识；同时，伊斯兰学者认为伊斯兰教的“认主独一”观念是在宇宙论层次上对儒家的提升，而儒家学者则也至少认同伊斯兰教“洁己好施”的宗教观念是儒家社会所缺少的。这一“对话”式的思路和实践，是王岱舆等回族先贤所开创的具有超前价值的思想。20世纪以来，随着哲学阐释学的兴起，“对话”的思维模式已经深入各个学术领域，成为当前这个时代最为流行的口号之一。
n 十七世纪世界级的中国回族思想家：刘智
刘智之所以具有世界级思想家的地位，是因为他同时在中国传统哲学和伊斯兰哲学两个领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4＇，既是两个学术传统的继承人，也是两种文化融会贯通的实施者，更是伊斯兰哲学在中国达到的最高境界和集中代表。
刘智，字介廉，南京人，生活在清康雍时期。他的父亲刘三杰是一位伊斯兰学者，因此他幼承家教，先读了八年儒书，又学了六年的阿拉伯文经典，后来又广泛阅读佛、道和西方书籍，成长为学贯东西的一代大师。他一生刻苦求学，达到了忘我的境地。为了寻求伊斯兰教典籍，他经常奔波在全国各地的回族聚居区，投入了自己的全部金钱、时间和精力，他埋头于学问而无暇理财治家的做法遭到亲友们的责难和抱怨。但正是这种废寝忘食的求学精神，造就了这位注定要在中国伊斯兰思想史上、在中国哲学史上名垂千古的大师。他一生著述数百卷，流传下来的只有五十几卷，但所幸他最重要的著作都完整流传下来了，即：《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和《天方至圣实录》。刘智自己解释说：“《典礼》者，明教之书也。《性理》者，明道之书也。今复著《至圣录》，以明教道渊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证道之全体也。该三书者，三而一者也。履阶而登，升堂入室，其庶几矣。”＇5＇可见这三部著作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是系列性的学术著作。其中，在思想和哲学领域贡献最大的，当属《天方性理》一书。该书体系完整，结构严谨，论述透彻，是中国伊斯兰哲学的杰作，也应该是中国哲学史上不应被忽视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如果说王岱舆的贡献主要是开创了中国伊斯兰学者“文化自觉”与“文明对话”的姿态的话，刘智则把这一实践推倒了高潮。从儒家的角度来说，刘智不仅系统、深入地了解了儒家学说，对之表示赞同，而且还以伊斯兰哲学的立场对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