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位知识分子的学佛历程-第10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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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了他当时的话——就是这位师父带我来到色达喇荣佛学院，并接引我出家。
以后的日子，我就离不开寺院了。只要有休息日，我就必须去一整天，不然心里就总感觉空荡荡的。就在这个寺院里，我又遇见了一位从长春三步一拜朝五台山的比丘尼师父。熟料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是：“我和你一样，没有结婚，四十四岁出家。”听过此话后我心中一愣，似乎它触及到我内心深处的一个“结”。
事后我问自己，难道我会出家？但很快我就回避了这一发问。此时的我皈依佛门才不过两个星期。
从那之后又过了一年，当时我已朝拜过一次喇荣佛学院了。一天，在家里诵完早课，我的心情非常安乐，不自觉中就开始喃喃诵起弥陀圣号。唱着唱着，我居然自然而然就跪到了佛前，两眼还流出了热泪。最后，我竟脱口而出：“佛呀！让我早日走出三界的家宅，出家修道吧！”此话刚一出口，我不禁愕然。这是心底的声音吧？！当时我记下了这一天，是九九年农历九月十九日。这是我发出心声的一天，也是我的心真正出家的一天。
剩下的事情就是关于母亲的安排了。母亲是三十年代沈阳女师的毕业生，一生为人师，平平淡淡、与世无争，经历了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政治运动。记得母亲临终前七天，我开始为她诵《地藏经》，而临终前三天，她居然自己大声呼号，祈请弥陀接引。要知道她是一生未念过佛，也从无任何信仰的啊！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临死的时候竟出现了种种瑞相，让我亲见了弥陀接引。当时整个房间完全显现为一朵大莲花，母亲跟着阿弥陀佛缓缓上升。我涕泪纵横跪于佛前，完全深信了极乐世界的存在。后来母亲火化后，骨灰里竟出现了很多舍利花！这让我更加确信母亲往生了。没想到是母亲反而以现身说法度化了我，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
母亲走了，她老人家获得了一种永恒。我的内心没有丝毫的留恋，反而非常的平静。做完了女儿应该做的事，我开始考虑我的后半生了。自自然然地，我放下了我的学生和工作，来到了我朝思暮想的喇荣佛学院。
当我再一次步入汉经堂，再一次念起祈祷文，再一次聆听法王、堪布老人家的法语时，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相依为命的母亲离我而去，我没有一滴留恋的泪水，而在这遥远的藏地，我却泪流不止。我似乎找到了我失去多年的家，找到了失去多年的亲人，也找到了迷失多年的我自己。我清楚地意识到，这里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在世俗生活中，我周围聚拢的大多是一些所谓的“读书人”，然而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感受到他们的内心没有一刻的安宁，充满着纠缠不清的欲望与垢秽。但在学院接触到的一些出家人，却显得那样的清净、平淡、安祥，充满着超脱的智慧。他们绝不是曹雪芹笔下走投无路、没落至极的贾宝玉，而是一群努力探寻人生真义的大写的“人”。我为我曾经佩服过的作家们感到叹息，又为自己不早点儿走到这些智者们中间而懊悔。早能如此，又何必苦苦地在那些文学作品中去追寻生命的真义呢？不过这一切，也许都是因为自己福德不够吧！好在一个迟到者，终究还是上了正路了。
佛法以它的博大智慧与宽广爱心，吸引了无数像我这样的人来到雪域高原，来到法王他老人家身边。每当想到法王利益一切众生的不可思议的大悲愿力，我的内心就有一股潜流在冲动、在爆发。想起在世间颠倒黑白的四十余年人生经历，想起与不明生死的人为伍的几十年，真是惭愧并且懊恼不已。再不出离更待何时啊？！
披上袈裟，登上戒坛，我周身毛孔竖立，浑身颤抖不已。一种从未有过的跃跃欲试、一种神圣的使命感顿时注入心里：佛陀给予我智慧的力量，为利益众生，我发愿生生世世做佛的弟子，生生世世跟随法王如意宝出家修道、广利众生！
听罢善缘的出家因缘，感慨之余，不禁触发我想到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经常提到、碰到、看到、遇到乃至了解到的一些“读书人”，一些“知识分子”，我真想问问他们，都读了些什么书？脑袋里都装了些什么知识？儒家教人有句格言：一物不知为耻。那么关于佛法，关于出世间究竟智慧，这些“读书人”知不知呢？什么时候，真正的佛学精髓才能放进知识分子的读书目录，乃至他们的人生体悟之中呢？
愿善缘的话，能引发真正的人类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知识精英们，去重新打开智慧的天窗，接纳佛法的甘露阳光。
真实与虚幻之间
六、七、八月的喇荣是最美丽的。被漫长的严冬摧残过的田野重新又焕发了生机，放眼望去，满眼无尽的绿意随着连绵的群山延伸进远方辽远的虚空，一切都是那样的明净而透明。
在这样的季节里，一个雨后初晴的温暖的黄昏，当西边的斜阳正要收回她洒向人间的脉脉温情的光线时，巴丹赤诚如约来到了我的小屋。
记忆当中，对巴丹赤诚的印象并不完整。隐约记得九九年他第一次只身来到佛学院，后来又断断续续来了二、三次。有一点我倒是记忆犹深，那就是从九九年之后，他每次来都要带一大批学生。而当他向我介绍他的学生时，又总是说这个是学导演的，那个是学录音的，还有学摄影的等等，好像他们都与电影有关。最近的这一次，他的许多学生还兴奋地对我说，他们是来“观礼”他们的老师剃度的——如他们所愿，巴丹赤诚在二○○一年四月初八，这样一个殊胜的日子里落发出家了。真希望他今后能从世间老师成长而为人天之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话题自然而然就从电影拉开了。
“我学的是电影，教的也是电影。八七年我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九一年毕业后又在中学当了五年老师。实在厌烦了千篇一律的中学教师生涯时，电影这个由光与影所构成的梦幻世界，就在此时占据了我对后半生梦想、规划的领地。于是，九六年我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九九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后，就被分配至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专业任教，那些我带来的学生都是北师大或电影学院的学生。”
〃你工作才一年多就决定出家了？”我多少感到一些诧异，“你来喇荣也不过从九九年开始，是不是学佛学了很久，经佛学院这个催化剂一点化自然就生出了出离心？出家的因缘跟电影有关吗？”我有一大堆问题要问他。
“我九八年才开始真正接触佛教。出家的源头要是追溯的话，可以一直上溯到我的童年时代。”
一个正规学佛只有三年的人便萌生舍弃尘缘的心志，确实有点出人意外。不过既然源头在童年时代就已隐然伏下，细想这因缘也在情理之中。这其中端倪倒越发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从小就怕死”，巴丹赤诚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
“记得小时候看过奥立佛演的《王子复仇记》后，就整夜整夜把父亲用来健身的太极剑横放胸口，害怕死亡的魂灵会乘我昏睡之际夺去我的生命。那时尽管很小，但也许由于早熟的缘故吧，我已经对自己的稚嫩身躯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与留恋，总是想探寻个究竟，我倒底从哪里来的？我会不会永生不死？邻居家人死时的僵尸影像总像一道巨大的恐怖阴影，久久笼罩在心头。因而我很小时便习惯于一个人捧着大部头的著作，坐在门前的柳荫下废寝忘食地囫囵吞枣般阅读，妄图从书中找到答案。因为我小时候头特别大，脖子又特别细，故而直到现在，老街坊邻居见到我，还不免咋呼一番：‘哟，这不是张家那个大头娃吗？你的脖子还没折断啊！’十岁之前，我就把《红楼梦》看了好几遍，其实什么也不懂，但依照陪着贾宝玉、林黛玉落了不知多少‘感伤’的泪。”
听到这我也笑了，“落了那么多冤枉泪，到底明白了没有？”
“肯定不会有个答案的。不过这种对生命的幼稚体悟，却激发起往后的我越来越自觉地思索人生的真义所在。我上大学时候的八七年，正是西方文化铺天盖地地涌向中国内陆达到最高峰的一个年头。那时的我，也如同大多数盲目而热情的莘莘学子一样，饥不择食地吞食着这些或新鲜或陈旧、或充满真知灼见或良莠不齐的西方论典。那种感觉现在依然记忆犹新，我往往一次又一次从一个个兴奋的顶点跌入一个个深不见底的深渊，经常是在一种流派或观点里面发现让我心动的答案，但这种答案在另一流派或论典里面又被证明为一钱不值。我先是推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一阵子又狂热地爱上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过不了多久，结构主义符号学又占据了我的脑海……但探究愈多，迷惑愈深。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流派、思想能从根本上解决生命的本质、去来；时空的实义；宇宙的实相问题。特别是自小就困扰我的那个问题：关于生命的意义所在及生死究竟。
八九年后，我又把目光对准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两家，依然得不出个所以然。倒是对小时候不理解的《论语》中的一句话，有了更深的体味。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及至年岁渐增以后，我才领悟出这句话的真义——如果一天得不到生命的‘道’，那么这一天的生存又有何益？
但是直到九八年之前，我一直没有把佛法放在我的思考范围之内。我想我与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从小我们就接受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宗教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工具！我们便想当然地把佛教天然地与封建迷信划上等号。再加上每次经过寺庙门口，看到里面的经忏、水陆道场；没牙的老头、老太婆；香烟缭绕之处，算命看相的也掺杂其中，便更坚定了这一认识。现在想来，这真是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乃至几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当时我根本不懂得即就是对佛像双手合十，都会有无量功德的道理。我们有谁去打开一本佛教经论，特别是有关般若空性方面的论典，放下成见去认真研读一番呢？这种现象的最为可笑之处就在于：绝大多数斥佛教为麻痹工具、为封建迷信的知识分子，可能正好跟九八年之前的我一样，从未接触过一本真正的原始佛典，仅凭感官印象及教科书的主流话语就认定了佛教的本质。
九二年我第一次去五台山玩的时候，恰逢一座寺庙的佛像贴金。当看到许多人正为一尊尊土制的坏胎上色、装饰时，我就满含讥讽地对身边正顶礼膜拜的同伴正色说道：难怪基督教骂你们佛教是偶像崇拜，一点儿不假！瞅瞅你们，给一尊尊土堆叩个什么头呀？！愚味！
现在想来，真正愚昧的其实是我！造了如此大的罪业，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忏净。九八年的一个春天下午，我终于平生头一次打开了一本佛经，不看则已，看罢感慨万千！自己孜孜以求的全部生命及宇宙答案竟全在里面！我第一次发现世间上居然存在着一种不离世间又超世间的大智慧。特别令我惊叹、信服、推崇备至的是：第一次，我在所有的西方理论体系中发现了它们所根本不具备的一条致命缺欠，而这恰恰是佛法的耀目之处，那就是般若空性及显空不二！没有任何一位古代、中世纪、现当代的西方哲人揭示过这条真理。如果说缘起法在一些西方智者的理论框架中已初具雏形的话，特别是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观点已非常接近缘起法则，但缘起因而是空的观念，更进一步，空因而缘起，乃至显空不二的观点，在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迄今，没有一人涉足这一领域。我想当黑格尔如果知道万法唯空的道理后，他的‘绝对理念’又能在哪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而结构主义符号学苦心孤诣建构起来的‘能指’、‘所指’符号语言体系，又将在佛法的‘能所双亡’中‘无有二取’！
再来看看东方的圣人孔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孔子一生最伟大的梦想，在他以‘仁’为本的人生、政治理念指导下，这位先哲一直标榜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伦道德规范。这毫无疑问会对整个社会的心理建构带来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但对我个人而言，却总是在孔子‘不知生，焉知死’以及‘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话语背后，感到一种无法洞悉生存本质、心物关系的遗憾。而且在实用主义哲学本来就很浓厚的中国大地上，他的宏伟伦理道德的大厦将因之而很难建起！我们的民族性中本来就缺乏高瞻远瞩的品性，又没有三世因果的长远时空观规范，因而大多数中国人很快就将孔子的伟大理想庸俗化为‘明哲保身’的处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