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惊变-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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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华当时以川陕省邮政局长的身份，加入了欢迎队伍的行列。
在这热热闹闹可以说人山人海的欢迎热潮中，像汪荣华这样的小人物，说什么也不会被中央代表团中的刘伯承所注视。因为四方面军中的女同志多，不像一方面军中只有30来个，而且多系领导人的妻子，为很多人所知晓。可是汪荣华这个来自大别山的茶山姑娘，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人，格外喜悦与兴奋，当不在话下。当周围的战友向她介绍那个戴着眼镜、英姿勃勃的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将军时，她心里同样涌起对其他首长一样的尊敬与爱戴的感情。因为汪荣华随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来到巴山蜀水时，战斗在巴蜀的土地上曾不只一次地听到过“川中名将”刘伯承的许多传奇般的故事。今天亲眼得见，而且距离这么近，看得这么真切，怎么不感到兴奋和荣幸！
如果说刘伯承与汪荣华的第一次见面给汪荣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不为刘伯承所知道的话，那么，他们的第二次见面，就互相留下印象了，而且有趣得多。
一个多月前，总参谋部四局的同志在野外搞到两只毛茸茸的兽蹄，送到一局来，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从没见过。也不知道怎么个吃法。心思，总参谋长辛苦，就送结他打打“牙祭”吧。
刘伯承提起兽蹄高兴地说：
“啊，这是一对熊掌，是顶名贵的上等菜呀，补人的东西啊，哪儿弄来的？”
刘伯承高兴地亲自动手，先用火将熊掌烧焦，刮去皮毛，再洗净砸碎，用脸盆当锅，熬了一锅熊掌汤，叫大伙来吃。刘伯承和一帮青年男女们嚼一口熊掌肉，喝一口熊掌汤，嘻嘻哈哈，兴高采烈。真美！汪荣华和大伙吃得真香，在茫茫的草地上聚了一顿美餐。
刘伯承想起这件事，自个儿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镜后面的那只右眼眯缝着，显得比左眼小，是双典型的鸳鸯眼。
十六、奸心毕露
张国焘在脚木足成立伪中央
张国焘在阿坝登台导演的一场攻击中央北上路线的闹剧之后，还嫌不够，紧锣密鼓，又以总政治部、总司令部党总支等名义，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党团大会”、“干部会议”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会议，目的是为了诽谤中央，从而抬高自己。
张国焘在这个时候显得特别忙，今天在这个会上作报告，明天在那个会上发表演说，大讲所谓关于反对逃跑主义及今后向南行动等问题。拼力向部队灌输反对“中央政治局个别右倾分子的逃跑路线”、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说什么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并在部队中鼓吹“打到成都吃大米”等具有煽动性的口号，以期在部队中造成广泛的影响。
1935年9月下旬，奉张国焘命令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南下的红军，逐渐集中于卓克基、马尔康、松岗、脚木足（卓木碉）一线。
雪山北面的这几个小城镇，是前清乾隆皇帝劳师远征伤其人、财所克服的小金川七大土司之一的所在地。卓克基土司的宫室建筑在两河的汇流点上，前临急流，后依峻岭，在一块石砌的8丈高、10丈阔的方台之上，构筑着四座俨然西式的高楼。前幢两层，左右后三幢均是四层，屹立于万山环绕中，成为中国西部雪山之侧的一个风景点，点缀着中国西部荒凉闭塞的雪山风景线。
该宫室的一、二两层，都是土司的厨房、贮藏室及农奴的栖身之地。第三、四两层楼，装饰得非常华丽，四面皆有玻璃窗，所有房门与壁板，都有精美的雕刻。右幢数室，陈设颇为精美，沿壁有古董架子，架内置有磁筒、玉石和古玩。室内的床、书桌、椅凳，都是精致的紫檀木做成，显而易见这是土司的卧室。左幢两巨室内有木炕、桌倚装饰得也相当雅致，是土司属员的寝室。后幢楼上为大佛堂，居中有一尊金碧辉煌的佛像，佛像前面垂挂着白色缎面的若干佛幢。佛像两侧的经架上，整整齐齐地摆着许多藏经。佛堂的两壁图绘着几幅壁画，因年代久远，已被烟子熏黑，难以辨认是哪个朝代的古画。左右两幢各有一个小佛堂，堂的两旁，有新美的壁画各一幅，一看便知是近人手迹。因为画上的马、象、狮、虎、豹及英雄甲胄等，颜色还极艳丽，各有生动的体态、姿势。在这座宫室中，还有土司的一间会客室，门媚上悬挂着“蜀饰楼”三个正楷字。会客室的红漆长方桌上摆有一部《三国演义》和一些汉文书籍，足见该室主人有几分汉化，有几分文雅。
该室的主人在成都上过大学，与四川军阀刘文辉交情颇深。他镇守宫室的机关枪与步枪，全是刘文辉送给他的。张国焘南下的部队途经此处。曾派先头部队与之联系，向他假道，但这个土司非但不肯，甚至将派去的人杀了。因而激怒了张国焘，派一营部队进攻，一下就将这个土司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率残余藏兵狼狈窜往深山。红军占据了土司的宫室后，这里自然成为张国焘下榻的处所。
张国焘踌躇满志地踏进土司宫室，登上楼层的高处向四处眺望，欣赏着中国西部少有的风景，感叹藏人的上层人物生活的奢侈。心想，这些上层分子，与藏族下人之间，真有天壤之别。只是护卫宫室的碉堡修建的弊病太多，难收防护之效。比如碉堡的枪眼太小，目标太显，又造在宫室的近处，于是
宫室的高楼成为它们的障碍物，防御盗匪都有些困难，更难起到抵抗大军的作用，于是被张国焘的部队一触即溃，完全在意料之中。因为高台一经围困，上台的石级一经把守或用一挺机枪远远监视，守碉及守宫室的一切兵丁，尽成瓮中之鳖。张国焘心想，这些土司太缺乏战略战术思想，匮乏起码的军事常识，真也太“土”了一点。
随即张国焘又想到，毛泽东总指责南下没有出路，好像南下只能到蛮荒、冷僻之地，无处插足。而现在脚下踏着的这座华丽宫室，难道不是一处优美的处所？如果偏安一隅，这里倒是可以作为临时的栖身之地。四周险要的地势，如若屯上一些兵丁，加以扼守，虽不能说是固若金汤，但聊可“盘踞”一些时候。一时兴之所致，他想得很多很多。。
张国焘站在宫室楼层的栏杆之上，双手叉着腰肢凝目注视着远方的雪山，起伏连绵，白得耀眼，翻起一层层银色的雪浪。他眨眨目，随之眼前出现一片白晃晃的大道来，脑子也跟着翻江倒海起来。。一个重大的决策撞击着他多日来为之苦苦思索的心际：必须赶快与中共中央彻底决裂，一不做，二不休，赶快组建第二党！不能再等待了，不可再犹豫了。他在心里说：“就这么定了，立即开会解决。”他右手紧握着的拳头有力地向下一挥，仿佛手里握着的是一个巨大的权力，挥走的是心中若干日来的苦恼与怨忿。随即他又感到快意起来，因为他认为毛泽东“策马北溜”给他“创造”了这个难得的时机，搞分裂的罪责是你毛泽东等人，而非我张某。我张国焘扯起旗帜是“替天行道”，“顺乎人心”，是水到渠成。就这样，张国焘用手拍了一下胯骨，然后又轻轻合了一下手掌，心里流溢出一种难以诉说的隐悦来。。
10月5日晚，张国焘背叛中国共产党，背叛中国革命，公开与中央闹分裂，组建第二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脚木足的白赊喇嘛庙内召开了。
白赊喇嘛庙，是脚木足最大的一个喇嘛庙，可以容纳四、五十人，于是张国焘通知军以上的干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董振堂、周纯全、曾传六、傅钟、李特、余天云、刘志坚等人参加会议。大殿内虽然置有几盏马灯，但亮度仍很有限，于是几案上又点着一排排酥油灯，但四周的角落仍显得昏暗，看不清与会者的面孔。
张国焘自然坐在大殿的中央，他身边的方桌上亮着一盏罩着美孚罩子的马灯。他看人到得差不多了，站起来压着嗓门对大家说：
“同志们，在上个月阿坝举行的川陕省委会上，我讲了毛泽东等同志为什么抛开我们，单独北上的一些真像，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南下的道理。现在我还要讲讲这件事。
一、四方面军未会合前，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是打退却战。可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是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这是在吹牛皮，自欺欺人。我们渡过嘉陵江，向西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退却，但我们的退却是有秩序的。但是，我们同一方面军会合后，应该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可是当时的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的局面估计不足，不去研究当时的政治情况，不承认自己的退却。大家讳疾忌医。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主张继续行军，继续退却。不管他们的退却是在什么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结果便发展到不顾一切的分裂红军，向北逃跑，造成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罪恶行为。”
张国焘的一席话，与会者大都感觉不突然，因为在上月的一系列会议上，大都听到过这些言论，只不过现在的调子唱得更高一点而已。
停了停，张国焘继续说：
“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我们发动全党强烈的反对毛、周、张、博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是完全必要的。四方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毛、周、张、博说南下是死路，南下会成为瓮中之鳖，我们不是活得很好吗？哪一个是鳖？毛泽东等人攻击我们说南下有地形上的障碍，有优势兵力的敌人，同时还说南下是退却路线，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要用南下胜利的事实，来击破他们的预言，叫他们的预言绝对破产。我们要用南下反攻敌人所获得的成绩，来响亮地回答他们。”
张国焘身边的马灯灯芯燃了一截黑瓤，光源被遮去了许多，屋子倏忽暗淡下来。张国焘不得不中止讲话，侧身重新将马灯拧亮一些。然后继续说下去：
“目前的苏维埃运动，是受了一些挫折，应该承认这是事实。我们应该把苏维埃运动，转移到比较落后的地区去，这是必然的趋势，毫不足怪。中国落后的地区，我们可以建立根据地，从艰苦斗争中去求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四方面军南下，就是为了创建新的根据地。我们必须要以艰苦的斗争，来保证这一胜利。像那些只能在太平时候工作的牛皮家，我们是不需要的。当革命发展的时候，有篮球、足球打，有菜馆子进，有捷报看，便兴高采烈。可是当革命走弯曲路时，便悲观失望，随时带几个金戒指在身边准备逃跑，这不是一个有准备能艰苦斗争的革命家，而是太平时候的装饰者，我们不需要这个。”
张国焘讲到这里，显得有些气忿，声音也就随之大了起来：
“现在毛、周、张、博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去，向北逃跑，党中央已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我们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重新开展工作。”
张国焘唯恐在座的有的干部不明白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是怎么一回事，紧接着又振振有词地解释一番：
“1905年，列宁在任第二国际执行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期间，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对以调和主义为幌子，贩卖取消主义的托洛茨基，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又揭露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1919年3月，列宁毅然抛开机会主义者把持的第二国际，主持召开了第三国际成立大会，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共产国际。
“目前的中共中央，已经被毛、周、张、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他们的分裂行为，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的原则，其根源是失败主义和游击积习，以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的秘密北走，完全是阴谋诡计，是自私的，是不名誉的，是不道德的，是中共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耻行为，已经失去了大家的信用。同志们，我们还再跟着这样的中央做什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抛开原有的中央，成立一个临时中央，以挽救中共的失败，到适当时间，再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中央。。”
张国焘在昏黄与摇曳的灯影中，睁大眼睛注视着身边的干部，以一种期待的语气询问着大家：
“你们对立刻组成新的‘临时中央’，有何意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大家都傻了眼。刘伯承望望朱德，见朱德背微驼着坐在那儿沉思，模糊的光影中，黧黑的面庞上笼罩着一层阴影。
徐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