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惊变-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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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变节自首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5年5月初，直系军阀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出通电，要北洋军阀政府通令查禁“过激运动”，派出反动军警，分别包围汉口德润里23号湖北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刘芬律师事务所，逮捕了共产党员许白昊、刘芬和原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等几个工人。并通缉包惠僧和廖乾吾。杨德甫被捕后，在肖耀南的军法处，投降敌人，供出了北京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负责人。
北洋军阀政府接到京汉路局密函后，当即通知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前往查抄北京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会所。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杨子烈。在张国焘等人住处搜出20件重要信函。
张国焘和杨子烈被拘于鹞儿胡同的侦缉队中，由于在狱中惧怕敌人严刑拷打，很快就向敌人屈服了。他在向国民党的亲笔供词中写道：
国焘历年受学校教育，研究经济学，颇以马克思主义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言相符合，固信仰之。。。当独秀去京赴沪以共产主义旗帜相号召时，于民国十年间曾来函邀国焘一致进行。国焘亦随以提倡平民教育，进行社会事业自任。去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国焘亦随之加入，故国焘可谓国民党内之共产派。按国民党内容复杂，共产派系新加入，主张偏重反对外国侵略。国焘自去年加入该党后，并未任何项职务，可谓之挂名党员。按中国共产派现尚幼稚，既无若何组织，人数亦尚少，故从来并无何项革命行动事业，多偏重研究学理及宣传。国焘在此派内，担任劳动教育及平民教育诸事。又国焘因曾做劳动教育事业，各处工人亦有很少数与国焘相识者，故亦颇知所谓铁路总工会。
杨子烈的供词投敌变节更为露骨：
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诸大人的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铁匠营二十一号是铁路总工会暂时通信机关，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而为干事，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洪，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于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
经过数日审讯，加之张国焘与杨子烈写了供词，于是北洋军阀政府京师警察厅认为，张国焘等确系共产党，犯有“鼓吹革命煽惑罢工”罪行，立刻将张国焘、杨子烈解送京畿卫戍司令部讯办。
在京畿卫戍司令部的审讯中，张国焘进一步向敌人供出了在北京的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包括中共北方区委的主要负责人和领导骨干。根据张国焘向敌人这一招供，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密咨内务部总长，“请转令严拿共产党李大钊等归案讯办”，内称：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之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党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
接着张国焘又向敌人供出全国铁路各路在党工人名单，其中包括京绥路7人、京奉路21人、胶济路3人、正太路2人、京汉路8人、津浦路2人、粤汉路1人、道清路2人、陇海路1人、京广路24人，每个人都有具体姓名和通讯地址。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和其他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如项德隆、李振瀛等，都在名单中，被张国焘一齐出卖了。敌人如获至宝，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再次密咨内务部，要求按照张国焘供出的名单，转令严拿讯办。
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按照《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名单》以及《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名单》，南北配合，迅速缉拿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在敌人所要缉拿的“要犯”中，除李大钊等少数人在党中央保护下逃脱外，孙云鹏、范体仁以及道清路的吴鹏九，津浦路的叶云清等人被敌人逮去。
这是张国焘用自己的行为写下的叛徒历史。
中国共产党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联合奉系军阀发动北京政变的机会，设法从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监狱中，营救出被捕的工会负责人和共产党员，张国焘也随着出狱了。
太复杂也太困难了，中国共产党未及很好审查被捕的重要党员在狱中的表现，也由于张国焘善于伪装与躲闪，1925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当上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长兼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底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接着在次年的1月，张国焘任中共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党团书记。10月任中共中央驻湖北区委代表。同年底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1927年7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参加南昌起义。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9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1928年6月出席中共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31年初回国，任中共中央常务委员。5月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林林总总，张国焘自出席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低，甚至还愈来愈显赫。而博古呢？1925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初才开始出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列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4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忽然直线上升，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共中央书记。这时博古才28岁，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在张国焘眼里，博古完全是一个“小伙子”，他怎么会买博古的帐哩！
本来，博古是专门来找张国焘谈军中的政治工作问题，但张国焘压根儿听不进去，博古反而被碰了一鼻子灰。最后张国焘反以教训的口吻对博古说：
“我劝你不要有这些误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阂，你作为一个政治部主任，对于两军的政治工作，应该提出建设性的工作计划，决定积极奋斗的目标。如果企图根据这个或那个理由，再指责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那是不公平的，是有害两军团结的。”
对于张国焘这样的中共元老，说实在的，博古也不敢吹胡子瞪眼睛，也只有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去进行说服。说服不了，他也无法，只得回去向中央汇报了。
七、拉拉扯扯
张国焘请彭德怀杨尚昆吃饭
张国焘参加两河口会议之后，在懋功地区小住几日，上上下下了解一些情况以后，返回茂县四方面军总部。途经理县下东门，见到徐向前。
徐向前关心地问起两河口会议的情况，张国焘懒洋洋地不愿多谈，显得颇为疲惫的样子。只是简单地说：
“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
徐向前非常关心目前的战略方针，问道：“下一步，部队向哪个方向打？”
“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再图发展。依我之见，还是先取川西南为好。否则，粮食、给养都成问题。
徐向前说：
“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突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过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张国焘听了徐向前的意见，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方针，他对徐向前说：
“你将我的这个意见草拟一份给中央。明天你亲到懋功，当面向中央陈述。”
徐向前按张国焘的意见办了。谁知翌日因李家钰部猛扑四方面军威州前沿阵地，战局紧张，徐向前要指挥部队作战，无法脱身，结果没有去成。
张国焘回到茂县，反复琢磨两河口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要员们的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讲话，深感个人如果一再坚持南进的方针，恐不被中央所接受。特别是在下东门听了徐向前一番分析北进与南进的利弊之后，认为当前北进较之南进为好。到底向北还是向南，真颇费推敲，弄得他心神不定。想来想去他握起电话无可奈何地给徐向前说：
“向前，还是仍按中央的决定，攻打松潘。你不去懋功了。”
两河口会议之后，张国焘对中央的北进方针小有反复后，还是勉强接受了。
两军会师以来，中央的一些同志在与张国焘的接触中，明显地感到张国焘在今后的战略方针上不与中央保持一致，还对中央生出些意见来，两军的指战员之间，甚至产生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言论。为了加强团结，改善关系，中央决定派出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罗迈、刘伯承、周兴、金维映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抵达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以示关怀。
且说在1933年8月就遭到张国焘监禁的四方面军将领曾中生，听到中央慰问团来到杂谷脑的消息，激动万分。当晚，推开桌上一叠正在写作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稿子，在一盏昏暗的马灯下，颤抖着手，立刻给中央写信，他在信中述说着自己的经历与对党的一片赤诚。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1900年生于湖南资兴，1922年毕业于郴州第七联合中学，一度到军阀沈鸿英部队当参谋。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经过半年严格的入伍生训练后转入第四期政治科大队学习。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周恩来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1926年黄埔军校毕业，投入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任组织科长，参与建立政治机关，发展中共组织。北伐中进驻武汉后，曾中生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以极大的热忱在报上发表宣传北伐胜利、报道工农运动的文章。1927年9月，他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了次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1928年冬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1930年4月，党派他到南京工作，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积极整顿南京党组织，制定在敌人统治中心进行斗争的策略和方针。同年10月，调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曾中生任书记兼军委主席。
1930年12月，国民党军队从西、南、北三面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进攻，曾中生领导红军英勇抗击，组织军民与敌人周旋。此时，由蔡申熙、陈奇率领的红十五军从鄂东南经皖西、豫南转到黄麻地区。全军千余支枪，平均每支枪仅三发子弹，战士们大部分没有御冬的棉衣，又匮乏粮食，很多时候填不饱肚子，条件险恶。围绕十五军的行动方针，地方和军队之间又发生分歧。地方同志主张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军队同志则主张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另谋发展。曾中生主张赶快整顿部队，集中兵力突破敌人包围，与红一军会合。红十五军根据曾中生意见，整顿三日，统一了认识。曾中生又两次与十五军领导研究突围方案，并布置地方党组织和群众配合部队行动。1932年1月初，红十五军东袭麻城福田河成功，消灭数百敌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胜利转到了外线。
红十五军与红一军会师，合编为红四军。曾中生任政委。他与红四军领导一起，及时总结反“围剿”斗争经验，正确分析形势，决定红军转入反攻，以主力突击根据地周围敌人弱点，打歼灭战，扩大根据地；以部分红军结合地方武装扫除根据地内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