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文明-第8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赶吆痛稚ス饩得娴取Ｓ绕渲氖�1781年尝试的“大井”，即用囚徒代替马来车水，几组囚徒从早晨五点轮流干到晚上八点。“人们出于什么理由决定安排这种不可思议的工作？是为了节约还是仅仅为了让囚徒忙碌？如果出于后一种考虑，让他们从事既有益于他们又有益于医院的工作不是更好吗？如果是为了节约，我们难以理解。”在整个18世纪，科尔伯想赋予总医院的那种经济意义愈益减弱了。这个强制劳动中心日益变为游手好闲的特权场所。大革命时期的人会一再质问：“是什么造成了比塞特尔的混乱？”他们也会提供17世纪已经给出的答案：“是游手好闲。消除它的手段是什么？是工作。”
古典时期以一种含混的态度来使用禁闭，使其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被用于吸收失业，至少消除其最明显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在成本可能变得太高时，它被用于控制成本。也就是说，它对劳动力市场和生产成本交替发生作用。但是，从结果上看，禁闭所似乎并不能有效地发挥人们所期待的双重作用。如果它们吸收了失业者，这主要是为了掩盖他们的贫困，以避免造成恶劣的社会或政治后果的骚动。但是当失业者被赶进强制劳动车间时，邻近地区或类似地区的失业就会激增。至于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也只能是虚假的，因为按照禁闭本身的费用来计算，这种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制造成本是不成比例的。
如果单纯按照禁闭所的实用价值来衡量，那么禁闭所的创立应视为一种失败。在19世纪初，作为穷人收容中心和穷人监狱，它们在欧洲普遍消失了。这就证明了它们的彻底失败，表明它们是工业化初期很笨拙地提出的一种暂时性的、无效的救治措施和社会防范措施。然而，正是在这种失败中，古典时期进行了一项不可约减的实验。今天看来是某种生产与成本的拙劣的辩证关系，在当时则具有其现实意义，即包括着某种劳动伦理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经济机制的困境变得无足轻重，反而有利于肯定某种价值。
在工业世界的这个最初阶段，劳动似乎同它将引起的问题毫无关联；相反，它被视为一种消除各种贫困的通用办法，一剂万应灵药。劳动和贫困被置于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和反比例关系中。按照古典时期的解释，劳动所具有的消除贫困的力量和特点，与其说是源于其生产能力，不如说更多地源于某种道德魅力。劳动的效力之所以被承认，是因为它以某种道德升华为基础。自从人类堕落以后，人类就把劳动视为一种苦修，指望它具有赎罪的力量。不是某种自然法则，而是某种诅咒的效力迫使人们劳动。如果人类游手好闲，致使大地沉睡不醒、不结果实，那么大地是没有罪过的。“土地没有罪过。如果它受到咒骂，那是耕作它的堕落的人造成的。除非投入力量和持续不断地劳动，否则不可能从它那里获得果实，尤其是最必需的果实。
劳动的义务与任何对自然的信念毫无关联；甚至与那种模糊地相信土地会报答人的劳动的信念也无关系。天主教思想家以及新教徒们经常重复的主题是，劳动并不产生自己的果实。加尔文（Calvin）告诫说：“我们绝不可认为，如果人们警觉而灵巧，如果人们忠实地履行了义务，那么人们就能使自己的土地物产丰富。统治万物的乃是上帝的恩惠。”如果上帝不以无限的仁慈插手其中的话，劳动会无所收获。对此，鲍须埃（Bossuet）也予以承认：“我们对劳动后的丰收和独特果实的希望，每时每刻都可能落空。我们指靠着变化无常的上天发慈悲，普降甘露滋润禾苗。”如果没有上帝的特殊恩惠，大自然绝不必然给劳动以回报。尽管如此，不可靠的劳动依然是十分严格的义务：这种义务不是自然的综合体，而是道德综合体。穷人不想“折磨土地”，而是坐等上帝的帮助，因为上帝曾允诺供养天L的飞禽。这种穷人是在违抗圣经的戒律：“不可试探上帝”。不愿工作不就意味着加尔文所说的“妄图试探上帝的力量”吗？这是在强求出现奇迹‘川‘。其实，作为对人的劳动的奖赏，奇迹每日都在降临人间。如果劳动并非铭刻在自然法中，那么它就是在人世的秩序中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游手好闲就是造反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游手好闲是最恶劣的行为，因为它像在伊甸园里那样等待着自然的施舍，强求某种仁慈，而人类自亚当以来已无权提出这种要求。在堕落之前，傲慢是人类犯下的罪孽。自堕落之后，游手好闲是人类傲慢的最极端表现。这是荒唐地以贫困为自豪。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凡是野草丛生的土地，游手好闲乃最大的祸根。在中世纪，最大的罪孽是傲慢。按照赫伊津哈的说法，在文艺复兴初期，最大的罪孽是贪婪，即但丁（Dame）所说的cicca
cuPidigia［无所不贪］。而17世纪的全部文献都宣告，懒散取得该死的胜利，懒散领导和压倒了一切恶习。我们不应忘记，按照创办总医院的敕令，总医院应该制止“成为一切混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布尔达罗门支持那些对懒散——堕落的人类的可悲傲慢——的谴责。他说：“那么，混乱的游手好闲生活意味着什么呢？圣安布罗斯（Saint－Ambrose）回答道，它的真正含义是这个创造物对上帝的第二次反叛。”这样，禁闭所的劳动便获得了道德意义：因为懒散已成为一种最坏的反叛方式，所以必须强制游手好闲者工作，用一种无休止的、不带来任何利益或利润的劳动来打发时间。
正是在某种劳动体验中，形成了这种经济和道德交融的禁闭要求。在古典世界里，劳动和游手好闲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这种划分取代了对麻疯病的排斥。不论是在地理分布图上还是在道德领域中，贫民收容院取代了麻疯病院。旧的社会排斥习俗复活了，但转到生产和商业领域里。正是在这些必然产生和蔑视游手好闲的地方，在从劳动法则中提取出道德升华的社会所发明的空间，疯癫将要出现，而且很快便会扩展开，将这些地方吞并。总有一天，它会凭借某种非常古老、非常模糊的继承权，占有这些不事生产的游手好闲领域。19世纪的人将会同意，甚至会坚决主张，把150年前人们力图用以关押贫民、流浪汉和失业者的地方转让给疯人，而且仅仅转让给他们。
在取缔游手好闲时将疯人也包容在内，这一点并非无足轻重。从一开始，疯人就与贫民并列，与游手好闲者并列（不论游手好闲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同那些人一样，疯人也要服从强制劳动的规章。而实际上，在这种统一的强制中，他们一再地表现出他们的独特之处。在工作间里，他们明显地与众不同，因为他们没有工作能力，不能跟上集体生活的节奏。18世纪，人们发现必须为精神不健全者提供一种特殊制度。这种必要性和大革命前夕发生的禁闭大危机，是同在劳动的普遍要求中所获得的对疯癫的体验相联系的。人们并不是到了17世纪才“关押”疯人，但是，正是在这个时期人们才开始把他们和一大批被认定属于同类的人“禁闭”和“拘留”在一起。直至文艺复兴时期，对疯癫的情感还是与天马行空的想像联系在一起。到了古典时期，人们第一次通过对游手好闲的谴责和在一种由劳动社会所担保的社会内涵中来认识疯癫。劳动社会获得了一种实行隔离的道德权力，使它能够驱逐各种社会垃圾，就像是把它们驱逐到另一个世界。正是在劳动的神圣权力所圈定的“另一个世界”里，疯癫将取得我们现在认为属于它的地位。如果说，在古典时期的疯癫中有什么指涉着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东西”，那么其原因已不在于疯人是来自那个非理性的世界，带有非理性的烙印，而在于他自愿地越出资产阶级秩序的雷池，置身于其神圣的伦理界限之外。
实际上，禁闭的实践与必须工作的主张之间的关系不是由经济条件规定的。远非如此。是一种道德观念维系和推动着这种关系。当（英国）商业部发表关于贫民问题的报告、提出“使之变成对社会有用之人”的措施时，报告清楚地指出，贫困的根源既不是商品鹰之也不是失业，而是“纪律松懈和道德败坏”。（法国）1657年的敕令也充满了道德谴责和惊恐不安。“由于对各种犯罪的过分宽容，乞丐的自由放任已超过了限度。如果他们依然不受惩罚的话，上帝就会诅咒这个国家。”这种“自由放任”不是与那种与伟大的劳动法则相关的东西，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自由放任：“从事慈善工作的人从经验中得知，他们之中许多人未婚而同居，他们的子女有许多未受过洗礼，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味于宗教，蔑视圣事，屡屡犯罪。”因此，总医院从外表上并不仅仅是老弱病残者的收容所。它后来也不仅仅是强制劳动集中营。它还是一个道德机构，负责惩治某种道德“阻滞”，这种“阻滞’慨不能受到法庭审判，也不能单纯靠苦修来医治。总医院具有一种道德地位。它的监理们负有道德责任，同时被授权学有各种司法机构和压迫手段。“他们有命令、管理、商业、警察、司法和惩治的权力”；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可以使用“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工作义务就取得了既是伦理实践又是道德保障的意义。它将成为禁欲苦行（askests）、成为惩罚，成为某种心态的表征。凡是能够和愿意工作的囚徒都将获释，其原因与其说是他已再度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不如说是他再次在人类生存的伟大道德公约上签了字。1684年4月的一项法令规定，在总医院内设立一个收容25岁以下少男少女的部门，在该部门里，每日大部分时间必须工作，还必须辅以“读讲宗教著作”。但是，按照规定，这种工作完全是约束性的，没有任何生产的考虑：“应该在他们的体力和状况所允许的限度内让他们尽可能长时间地、辛苦地工作。”根据他们在这最初活动中的积极态度“判断他们改过自新的愿望”。然后才能教他们学习一门“适合他们性别和禀赋”的职业。最后，凡有过失“都将受到总监认为适当的惩罚，如减少粥食、增加劳动、禁闭以及该医院通用的其他惩罚手段。”读了《萨尔佩特利耶尔圣路易医院日常生活条例》后，就完全能够懂得，劳动规定是作为道德改造和约束的一种练习而被制度化。如果说这种规定没有揭示出禁闭的根本意义的话，那么它至少揭示了禁闭的基本理由。
发明一个强制场所，使用行政措施进行道德训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批将道德义务和民法组合在一起的、令人瞠目的道德机构。各国的法律将不再容忍心灵的混乱。虽然，在欧洲文化中，道德错误，甚至完全私人性的错误，被视为对社会成文法或习惯法的冒犯，这并不是第一次。但是，在古典时期的大禁闭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新的特点在于，人们被禁闭在纯粹道德的城市中，在那里，毫不妥协、毫无保留地用严厉的肉体强制来实行统治心灵的法律。道德自愿地像商业或经济那样接受行政管理。
于是我们便看到，在绝对君主制的机构中——在这些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其专横权力的象征的机构中，铭刻着资产阶级和继之而来的共和主义的重要思想；美德也是一种国家大事，可以用法令来振兴美德，可以设立权力机构来确保美德受到尊重。禁闭的围墙实际上是把17世纪资产阶级的良心开始憧憬的道德城市中的消极因素圈封起来。这种道德城市是为那些从一开始便唯恐避之不及的人设立的，因为在那里正当的统治完全凭借着不许上诉的暴力来维持。这是一样美德的统治，在那里人人自危，对奉行美德的唯一回报（美德本身也就是报酬）就是避开了惩罚。在这个资产阶级城市的阴影笼罩之下诞生了这种奇怪的美德共和国。它是用暴力强加给所有被疑为有罪的人的。它是古典时期资产阶级的伟大梦想和严重偏见的底面：国家法律和心灵法律最终合二为一。“让我们的政治家们停止他们的计算吧，……让他们彻底懂得，金钱可以支配、切，但不能支配道德和公民。
看上去，难道不正是这种梦想素绕在汉堡禁闭所的创建者们的心头吗？有一位监理希望看到“在这所教养院所教导的一切都完全符合宗教和道德义务。……教师应该用宗教来教诲儿童，在合适的时候鼓励他们学习和背诵圣经的段落。他还应教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