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第6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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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十九世纪，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仅成为欧洲、北美洲的主流信仰，也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这时代称之为普世宣教的黄金时期，也毫不为过。福音本来就是神给普世人类所预备的救赎计划；只是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基督教的各宗派，不得不花费相当的精力以求生存。大势既定之后，如何帮助其他民族认识基督，就成了基督教所有宗派共同面对的使命了。宣教运动因此而兴起。
除了教会的主观意愿外，环境上的客观因素，也促成十九世纪全面性的普世宣教运动。计划要到海外宣教的教会，其国家必须掌握充分的海事实力，方能确保该类事工可以顺利进行。到了十九世纪，许多基督教国家开始在海事方面抬头。英国透过其雄霸各大洋域的海军，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势力范围普及世界每个角落。荷兰（Holland）的海事水平也进步神速。其他诸如美国（U。S。A）、德国、挪威（Norway）等；也都拥有强大的海军；为前往海外的宣教士提供了各种的方便。与此同时，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也积极扩张其领土，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这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巴不得自身的文化能根植于殖民地的土壤上。为此，这些国家的政府，也特别乐于支持宣教工作，为宣教士提供种种的方便。例如，英国就是一个拥有许多殖民地的十九世纪强国，而英国的宣教工作，也在十九世纪中扩展到许多地区去，成为宣教大国。不论我们对殖民地主义的评价如何，宣教事工在殖民地主义高涨的世纪兴起，却是一个不争之事实。到了十九世纪末年，西方每个基督教宗派皆拥有直属之宣教机构。与此同时，一些超越宗派的宣教团体也随之兴起，集合各教会的力量，共同拓展天国的领域。中国内地会就是华人教会较为熟悉的典型例子之一。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普世宣教事工的进展开始出现瓶颈的迹象。宣教士来自西方社会，东方社会一直仅是宣教工场而已。这种光景，导致福音事工的层面逐渐浮现出一些难题。例如：许多福音事工的主导，一直操持在宣教士的手中，以至常见事工缺乏当地信徒来领导的情况。另外，福音工作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受到非议，并带来福音事工上的一些困扰。加上宣教士的文化与当地的文化，亦不时出现冲突。凡此种种，似乎令福音事工的进展开始放缓。就在这时候，接连两次的世界大战，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崭新的局面和全新的挑战。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因而作出了调整，以迎接新时代的来临。其中一项影响深远的发展，就是教会里的互相合作。
自从一九一○年，普世的基督教会即聚集于爱丁堡（Edinburgh）；一起寻求福音事工的合作途径，以面对新世纪的挑战。第二次大战之后，教会面对的需要及挑战更为严峻。许多新兴的国家出现，民族主义也开始抬头，冲击着旧有的社会秩序与价值取向。科学进步的速度，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对信仰也带来诸多的冲击与挑战。在社会及文化层面，多元思想也逐渐流行，不同的学说，传统，价值等应当和平共存的取向，亦愈来愈获得认可。教会事工也因应这些转变，作出了许多调整及努力。一方面，敬虔的传统依旧发挥着影响力。强调福音信仰的教会，不仅开始重视学术研究的需要，并且投入社会关怀的行列，务求全方位地见证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基督徒的人数，在二十世纪当中，非但没有萎缩，反而继续增加，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西方的教会，也逐渐与发展中国家之教会建立起伙伴的关系，携手促进全球的福音见证。
及至二十世纪结束，耶稣基督的教会依旧屹立于地球村。她不但没有退后，消失，反倒益发勇敢地迎接新世纪的各项挑战。况且，耶稣基督作为历史的主宰，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而他的信实亦必存到万代。尽管“后现代”的氛围笼罩整个世界，即使多元主义占据人心，然而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将仍旧忠诚于那位呼召他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救主，并将继续以他们的生命来书写教会的历史。
问题研讨
一、面对当今世界的各项需要，携手合作是重要的方针之一。你认为我们可以如何促进教会之间的合作？
二、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的你，能指出当前基督教信仰所面对的一些挑战吗？我们如何能应对这些挑战？
三、历史是神作为的记录，也是信徒生命见证的记录。你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书写教会当代的历史？怎样可使这段历史更为荣耀上主的圣名？
阅读建议
马丁·路德的生平，建议参看：
罗伦·培登（RolandBainton）著，古乐人、陆中石译：
《这是我的立场》，香港：道声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改教的简史可参看：
艾伦·柯特（Aland，K）著，王建屏、郑秀清合译：《九十五条及有关改教文献考》，香港：道声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改教以及其后的历史，可参看：
李振群著：《透视二千年之卷三：宗教改革与近代教会》，西马：协博培训中心，一九九九年。
六。教会历史篇／李振群 第55课 三度叩门行动
前言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与整个教会的历史息息相关。虽然从宗教改革背景而来的西方基督教宣教士，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才进入中国，但其他型态的基督教却在许久以前，即已来到中国。福音信息一定要传达万方万民，此乃教会打从开始就持守的信念，福音使者也为此四处奔走，宣扬十字架的救赎。尽管中国对他们而言非常遥远，又充满着神秘色彩，中华大地仍是他们致力拓荒宣教的疆域之一。耶稣基督诞生之时，中国正当西汉末年，而使徒时代则时值东汉时期。有些传说认为，福音早在东汉时期即已传入中国，然而却无甚历史依据。而且有实质证据的，就是从唐代称为“景教”的基督教活动了。
唐代的景教
一六二三年（明朝），长安（即今西安）附近一户人家，在盖房子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很大一块的碑石，其上标题位置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字，碑身则刻满了叙事文字。考究之下，发觉竟是记述唐朝太宗时代，景教传入中国事迹的纪念碑！后来，在一九○八年，考古学者在甘肃省的敦煌石室中，又发现了一些景教的文献，为景教传入中国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对照西方教会的历史，以及中国唐朝的历史记载，我们终于可以确定，“景教”其实就是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名称，进入中国的年代是主后六三五年。景教碑于是成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历史记录。
原来在第五世纪早期教会的时代，因为教义上的争执，原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长的聂斯多留（Nestorius）被打成异端，因而迁往波斯一带，另行建立教会。这个以波斯一带为基地的聂斯多留派教会相当兴旺，而且怀抱相当强烈的宣教心志。因此，他们派遣了宣教士前往东方，循行古代丝绸之路到了中国，宣扬福音，建立教会。当时唐朝政府对之相当礼遇，容许这些来自波斯、叙利亚（Syria）一带的基督徒在中国宣教。这些教士则为基督福音信仰取名景教（又名“波斯经教”或“大秦教”），并且在中国各地展开传教活动，建立教堂，宣读圣经的教义。按景教碑上所言，景教当时在中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发展，看来颇为兴盛。即使考虑碑文通常有夸大其词的倾向，景教的流传看来仍是颇为可观的。按照历史的考据，景教在中国流传了约二百年，一直受到朝廷的优待。然而，到了主后八四五年，唐武宗下令消灭国内的佛教。由于景教在外表上与佛教相当酷似，因而受到牵连，其活动遭到各地官员取缔。结果，景教在中国从此一蹶不振，后来甚至完全从中原消失了。
景教的发展还算顺利，并未受到正式的逼迫，但却因武宗灭佛一事受牵连而消失，个中原委，一直是个有趣且耐人寻味的课题。细心研究之下，发现有几个原因值得我们引以为戒。首先，景教看来一直是依附着朝廷的势力而生存的。这也许反映了当初在东罗马帝国的处境。然而，当朝廷人事变迁，其生存环境也就跟着改变。另一方面，景教到底有多少中国信徒，今日无从稽考，然而在所有景教的文献中，皆甚少出现汉人名字，似乎反映了中国本地信徒不多，至少领袖阶层的汉人少而又少。是故，即使其传播范围颇为广泛，却始终未能在中国生根。此外，景教的文献中所使用的表达手法，其形式实在与佛教非常接近。例如，三位一体的教义，在景教碑上的用语是“三一妙身”。这个词句诚有可取之处，但其佛教的味道也十分的浓厚。因此，在灭佛的政令下，景教也就遭到池鱼之殃了。总括言之，景教并没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以致无法进一步发展。所遗留给后人的，就只有这块如今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面的碑石了。
元代的也里可温
景教虽因株连而遭逼迫，倒也没有完全消失。中原地带既然不利景教的传播，景教人士乃迁移活动中心，转到中国边境的地区，继续活动，等待时机，重返中原。考古学家在吐鲁番及内蒙古地区发现了许多景教教徒的墓碑。西伯利亚地区也出土了许多刻有十字架与叙利亚文墓志铭的墓地，年代皆在武宗灭佛之后四百年左右。这些发现证实了景教教徒并没有回到波斯，只是滞留在塞外地区而已。进一步的考证指出，一些蒙古部族，在十一世纪即已接受了景教。吞金灭宋的元朝君主忽必烈，其母亲就是一名景教教徒！后来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统治，景教教徒也就顺着这情势，再度回返中国。
蒙古崛起之后，其帝国向西的发展，震撼了整个欧洲。当时罗马教廷的势力正式如日中天之际。因为闻说蒙古军中，有信奉基督的人士，教廷乃差遣使者出访蒙古，双方从此展开了交往。及后，罗马甚至派遣教士孟高维诺的约翰（JohnofMontecorvino）前往中国传教。这位孟高维诺的约翰于一二九四年抵达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欢迎，而得以在中国开展罗马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景教与天主教在中国元朝时代，乃展开了竞争性的传教活动，而元朝人士也就统称景教与天主教为“也里可温”（这是蒙古语，意思是“上帝”，另一说认为是指“有福缘之人”，即蒙恩者之意）。
元朝的景教，按历史记载，发展似乎颇为理想。由于元朝优待色目人（即眼睛不是黑色的外族人），信奉景教的又多是色目人，因此景教教徒在中国获得有很多特权，如无须服兵役、免缴赋税等。一份研究指出，镇江地区的景教寺竟然有八十多所，镇江外来的人口中，每一百六十七户既有一户也里可温！其兴盛之程度，可想而知。元朝的天主教，也在孟高维诺的约翰的苦干下，甚具规模。一项研究指出，到了元朝末年，天主教在中国的人数已达三万人之多。孟高维诺的约翰也被罗马教廷委任作北京的大主教。其后，罗马也派遣继任的教士，在孟高维诺的约翰去世后接续其传教事工，直到元朝覆亡。
然而，当元朝在中国未满百年的统治瓦解后，也里可温也就随之而去，从中国土地上消逝。与唐朝景教不同的是，这次的消失与逼迫无关，而是在自然情况下走进历史的。究其原因，与唐朝景教的情况颇为相似。元朝的景教，依附蒙古人与色目人而存在，不在话下。即使天主教的传教事工，也是依附朝廷的势力而存在。孟高维诺的约翰就是因着王族的支持，才得以在北京站稳脚步；研究也发现，在一三一三年修建于泉州的一所天主教堂，是因为一位亚美尼亚人（Armenian）捐献才建成的。当朝廷的支持消失后，教会也就无法站立了。除此以外，景教教徒与天主教教徒之间的竞争，也削弱了福音事工的力量。孟高维诺的约翰初到北京时，就一直面对着景教教徒的排斥，几乎无法立足。而更为关键的是，汉人一般上对蒙古人、色目人并无好感，对这些人所热衷的宗教信仰，自然采取排斥的态度。元朝倾覆，也里可温也只得随之消失了。与唐朝的情境一样，元朝在信奉耶稣的人中，汉人不多，也里可温同样没能在中国生根。即使没有外来的逼迫，这样的教会至终也只能成为历史的凭吊对象！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元朝灭亡后，取而代之的是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由于当时处境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