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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

八十年代访谈录-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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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意义的。真正的精英意识应该是指对专业质量的纯粹追求,而不针对作品的社会轰动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起,我们的社会有了那种当兵就要当拿破仑的意识。要是所有的人都是拿破仑,谁当他的兵呢?音乐学院更是如此,历代的音乐学院学生都是少数,我们那一届还算是人数多的。也许是“文革”打破了以前的革命集体意识,到八十年代我们刚有了个人意识,所以就整天想着最个人性的那些历史例子:当作曲家就得当贝多芬!我们是音乐学院在“文革”后第一批招进去的学生,作曲系历来是每年只有十个学生,我们班有二十几个。据说因为那年全国竞争激烈,成千上万的人竞争,老师不忍心手下太抠门儿,就收了这二十几个。所以进去了就自我感觉良好,我记得耳边净听见有些同学议论西方音乐史中的人物,可能老是在那儿给自己找位置呢。后来再有人得了奖,那不就成了国宝了。管弦系声乐系也是如此。音乐学院的学生在技术训练上可以算是国际水平,但是在音乐美学和文化训练上跟国外的中学生差不多。国外一个普通专业管弦乐队的音乐家,能把古典音乐到现代音乐的所有著名乐谱都掌握了,随便说什么流派都知道,拿起任何风格的谱子都能很快掌握音乐,对文学和美术有起码的见解。而那时我们的音乐美学教育太少了,音乐各流派的教育也没有,要不是因为自学,对音乐的了解基本上停在二十世纪初,加上苏联式的革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教育。出国后就面临从头学,不光是技术,还有美学和风格,否则就是傻逼。跟文学一样,有些人看了几本译文就以为懂得西方现代文学了,真敢大发议论,仗着世界上大部分人懂礼貌,不愿揭穿他的无知;有些作家聪明些,干脆只谈“道”,反正说“道”不会露怯。但是做音乐的不能光说“道”呀,一出声儿,就牵扯到现代音乐美学。创作音乐的得明白这音乐后面的人文精神,对时代和对自我精神的判断;演奏音乐的至少得明白音乐流派风格。要是一群人整天琢磨怎么得奖怎么挣钱怎么穿名牌儿,那叫精英吗?那叫穷疯了。
  查建英:其实是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挣扎出来的几根草。
  刘索拉:对,倒是特单纯,就跟一个村儿里出来了几个文化人儿似的,杀出一条血路来……
  查建英:披荆斩棘……
  刘索拉:但不是所向无敌。真可怜,一出去,四面伏敌,束手无策。你的敌人就是那些最起码的专业竞争,出去以后,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艺术家,怎么生活下去?这种情况对作家更难,还有语言障碍,中文越好外文越不通,结果在国内学外语专业的出去以后都能当作家写自传,国内的作家出去以后最好改行。音乐、绘画还好点儿,没有语言,但因为在国内闭塞,很多技术训练到了西方都不符合美学标准。比如说我认识一个一辈子在中国弹钢琴的人,后来又出国深造,可是有次他在一次义演音乐会的台上练了两下钢琴,就被音乐会主持人当即给取消了演出资格,说叫这个人下来,别上去了。旁边的人解释说,这朋友上了一辈子音乐学院,马上要演出了,不过是练练手。可是那主持人说,你让他下去,今天晚上别上了,一听他练琴就知道他没戏,再让他弹五十年的琴也没戏,因为他不懂得怎么触键。旁人问,为什么?主持人说,你们的弹钢琴方法完全是错的,那种苏联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弹琴方法,完全是砸琴,不是音乐。听这个主持人一说,基本上我们一辈子都白闹了。所以很多弹钢琴的人出国以后就是教琴,但是无法演奏。你要是从小学的触键方法就是那种俄罗斯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欧洲人听着就捂耳朵。拉赫玛尼诺夫在欧洲演出的时候曾使所有观众气愤,认为是有辱钢琴艺术,但他的音乐在我们这儿是发泄伟大情感的楷模。我曾经和一位从苏联到美国的钢琴家讨论过此事,她说到了美国以后她得重新学欧洲的演奏风格。
  我们从小接受的信息和教育及社会制度全都和西方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社会教育其中之一就是夸大自己的成功,这种为了脸面而对成功的夸大,或者说没见过世面的夸大,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成了世界级的夸大。以前从旧中国过来的人,见过世面,又有家教,知道说话要悠着,有钱要藏着;老一辈革命家,有建立新中国不当殖民地的自尊心,知道自己一穷二白也要挺着。所以以前的文人不会吹世界级的牛皮,而擅长谦卑。但是八十年代的开放给新一代的文化人多出一种幻觉,就是受世界级的邀请,得世界级的奖,变成世界级的人,于是人生的意义得到了最大的夸张。比如,诺贝尔奖曾使多少现代文人都睡不着觉?但在鲁迅的时代,这并不是文人生活和创作的准则。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要当英雄,结果赶上了一个名人时代。英雄和名人不是一回事,英雄是把一条命给豁出去就算了,名人是把一条命给拧巴拧巴放进史册里。我记得曾有作家说,我和谁谁谁在一起做了什么,糟了,这下子要传遍全世界了。有人为了自己的名字紧张一辈子,一举手一投足,以为全世界就盯着他/她一个人。




《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刘索拉(6)



  查建英:唉,头没开好,一辈子难捋顺。老情结加上新情结,能把好好一个人拧巴成麻花儿。
  刘索拉:在这种风气中,成功不成功都得有心理学问题。你看吧,有很多人目前已经挺成功的,可跟他们说话就特别不舒服,就跟心理残疾人说话似的。这可能也不能怪八十年代吧?我现在遇到一些年轻人也这么拧巴。咱们的教育里面没有享受工作,净想着大名词儿,肯定脑子要出毛病。我听说有些成功的作家不敢给人写手迹,不敢写信不敢写字条,怕人留着。这点儿陈丹青好,整天给人用手写信。
  查建英:不仅脑子,身体也要出问题。现在就能看到种种虚火过盛、失调、透支的迹象,要么只奋斗不享受,要么一享受就要命——吸毒、酗酒、嫖娼……这样的享受不是和工作或者精神生活连着的,是和空虚、颓废、腐败连着的。这倒不是八十年代的问题了,那时候人的内心还没有这么多彼此冲突的欲望。
  刘索拉:八十年代激动人心的大名词现在都改成激动人心的钞票数码了。现在是在杂志的封面上会有激动人心的标题:如何年薪一千万!当年作家们讨论如何得诺贝尔奖,就弄得人们愤世嫉俗的,现在的人面临年薪一千万的挑战,除了抢银行还有什么别的招儿吗?让我想起来“亩产千斤”的时代来了。
  查建英:不过,咱们这是侧重谈问题、挑毛病,其实从很多方面看中国还是在进步或者在好转。比起从前,这个国家开放多了,物质生活改善了,信息、人员比以前要流通了,出现了一些新的、有趣的空间,体制也比以前多了些弹性。你怎么看现在年轻的艺术家?
  刘索拉:我希望现在的学生和年轻艺术家是中国的希望,但他们需要一个更丰富的文化土壤来成长。年轻人好奇心强,现在他们有条件去得到很多信息,但是对这些信息的敏感判断力是需要一个活跃的文化气氛来培养的。美术学院的、音乐学院的学生,年轻作家们,他们在物质上比过去人丰富,信息上更不缺乏,如果再有个重视文化的社会环境,什么事情都会自然产生,不需要去讨论什么主流或者是商业上的大话,活着,做事情,享受生活和文化。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就只剩下了在艺术上论输赢,玩儿招术,在意谁比谁强等等这些低级情趣。这是整个中国多年来的民众教育问题。当兵就想当拿破仑,玩儿体育就得参加奥运。我败了的话,就不认账。我要是不好,谁都别想好。这不光是八十年代的毛病,所以别老跟八十年代过不去了,八十年代也是产生单纯人的时代,不懂得功名利禄,所以不计较后果,特别热情……
  查建英:对,为艺术而艺术的那种人比较多。
  刘索拉:那时候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还是挺多的。但是后头没那么单纯了,是因为出去以后碰到钉子,也碰到最实际的生存问题,所以艺术家们就转化了。跟他们聊天,他们开始说,怎么怎么成功,怎么怎么有钱,怎么怎么得奖,就成了风气。其实成功和赚钱都没有什么不好的,艺术家应该生活得好。就是没有必要整天讨论这些无聊的花钱问题和比赛较劲,好好享受成果吧。
  查建英:对,艺术家像所有人一样想过好日子,没有必要顶着一个“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的招牌,但一个艺术家区别于他人的主要特征当然是他/她的艺术天赋和追求,而不是争奖杯和挣钱,前者关乎艺术,后者关乎名利,这不是最基本的常识吗。你讲的那种风气,九十年代以后在国内文化人中也可以看到。
  刘索拉:在国内的文化人可能得到了很多九十年代的好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国外的人,更面临生存方式的挑战,所以必须学会生存,而国外的环境更容易使人困惑,你是面对西方几代人建立起来的物质文明。我记得那时在国外老会碰到一些中国艺术家喜欢吹嘘自己是“第一”,否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不过八十年代的出国艺术家倒是第一拨儿从国内出去做艺术的人,而不是出去学艺术回来工作的。难就难在这儿了,没有国外艺术学生的心理准备,每个人都带着一股出国代表团的劲头儿。
  查建英:八十年代弄文艺还发不了财,大家还在体制内吃国家饭,九十年代弄文艺才突然能挣钱了。
  刘索拉:艺术家能赚钱是好事。我记得最早的小暴发户也许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有的,那时候做音乐的开始做商业录音和演出了,做摄影的开始拍商业广告了,电影界更是最有油水的。我记得八十年代的时候阿城说过他写书就是为了卖钱,我更是个棚虫,不喜欢艺术家的清高,就喜欢做流行音乐唱片赚钱。我那时候有种对知识界的反叛,不愿意当艺术精英,喜欢用轻浮的物质观念来对抗沉重的文化斗争。那时什么都是一种真反抗,都不是作秀。可是后来我出国了,所有的这些反抗动作都是最没有意义的——拜物的艺术形式早就被发展到了极端,我们在国内所知道的商业音乐的知识根本是无用的,即便是做现代音乐,我们所知道的音乐形式也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现代。所以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从物质到精神。不懂得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也就无法懂得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物质和艺术的连体文化风雅潇洒如同一身,而不是有了钱就忘了自己姓什么,恨不得跳着脚走道儿,只认得钱眼子不认得艺术美学。文化人有钱是好事,可以安心做文化和把文化的美学搞得淋漓尽致,但对于很多亚洲殖民地来说文化就是娱乐,到处是暴发户。中国有那么多文化,中国不是殖民地,不怕来点儿自我否定,矫正一下对成功的态度……




《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刘索拉(7)



  查建英:不过,如果四代培养一个绅士,那也许两代、三代才能从暴发户变成一个真正富有的人……
  刘索拉:关键不是富有,而是变成一个心理正常的人……
  查建英:对,心理正常,有气度,物质和精神都丰富,所谓“富而好礼”的文明人……
  刘索拉:变成健康、正常、明朗的人。正常人、普通人。从一个弄潮儿再变成普通正常人的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是你一旦变正常了,确实特别舒服,这是很多八十年代的人有时过不来的心理,比如说你不是个人物了,你怎么活?不是人物还能活得高兴,这个心态是最好的心态。
  查建英:对。我们说了半天,其实就是说的一种时代病,因为中国社会长时期不正常:从“文革”的不正常,变成八十年代的另一种不正常,然后八九年之后下海淘金,又经历种种商业的不正常。如果老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心态怎么能稳?不只是艺术家,很多人都处在焦灼状态中,热锅上蚂蚁似的,还非上这个热锅不可,生怕给拉下,烧煳了也得火一遭。如果生活变成了大赌场,人人短期行为,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那就连牛人心里都发虚,不知他还能牛几天……
  刘索拉:对,包括普通人都有一种心态,觉得不是人物没法活。其实越不是人物越可以活得更好,因为你没负担,你可以特别高兴的享受普通生活中的一点儿小乐趣。现在大家都爱算计,得有多少钱,才能达到中产阶级标准;得有多少钱才能达到大款标准,越算越没有安全感,就是一种暴发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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