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言宝藏论释+索达吉堪布-第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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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评判。长者言：“你说得很对。”他心满意足，欢喜地回去了。不一会儿，乙亦至长者家，说自己如何有理。长者听完仍笑容可掬地说：“你说得很对。”乙也称心如意高兴地离去了。长者的侍从见此情景，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疑惑不解地追问：“您为何说他二人都对？既然都对又为何要争辩呢？”长者举目一笑，说道：“你也对！他二人所辩的内容即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毫无意义。继续蛮横无理争辩势必引生祸患，对于这类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我跟他们每人一个定论，他们也就满意了。”果然，甲乙二人平息了纷争。
智者于蛮横之人即如对待粗暴老虎的态度一样，不能与之结怨，否则自己已结下了一个强敌，随时会有被它吃掉的危险；也不能与之交亲，它是动物，你是人，彼此合不到一块儿，就算侥幸合在一起，也要提心吊胆地生活。因此，人们对老虎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依止一切高尚士，学者之前常询问，
交结义重情长者，谁具此等则常乐。
若能诚心诚意地依止一切高尚人士，于知识渊博的学者前常常询问请教，交结忠厚、重义气的人，无论是谁，凡具上述品德者就能常时感受安乐。
此颂之义本论已多次提及，也许有人觉得繁琐，但作为重点的义理是有必要反复强调的。《大般若经》中讲到常啼菩萨依止善知识，《华严经》中讲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事迹。做为后学的我们，同样要有“上刀山，下火海”的大无畏精神，宁舍生命也不舍弃自己所依止的高尚人士。对于学佛修行的人来说，高尚之士莫过于根本上师；就世间来讲，中国古代“淑世主义”所尊崇的高尚人士则须具有温、良、恭、信、让等修养的贤善之士，即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精神之大成，既知书识理，又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操，愿为千秋大业牺牲现实的荣华等。这类人士是博古通今、才华横溢的学者，在他们面前恭敬讨教，能获得真知实利。故学人于善知识前应常谦卑、恭敬而求学无厌。
再者，结交朋友之道也应做到温和敦厚而不愚昧，择友则应亲近义重情长者。中国历来提倡“仁、义、礼、智、信”，做人首先须具仁慈之心，进而以合乎时宜的道义相辅，世间所谓的“侠义”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合时宜之仁义不会失礼，有智慧故承事必得成功。“信”亦是指讲信用或讲仁义者可取信于人，古人常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有些人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不顾性命，帮忙硬是帮到底。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终成为荣辱与共的患难兄弟。一次同曹操作战时，三兄弟于混战中失散了，关羽被曹军重重包围，曹操因钦佩关羽的胆识和为人，故殷重地劝其投降。关羽为保护二位皇嫂不顾命难而提出了“降汉不降曹”的要求。在曹营中，虽得到曹操“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礼遇，但却丝毫不为所动。后来关羽得知刘备的下落，便随即“挂印封金”，保护二位皇嫂“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去寻找刘备。这三兄弟实为典型的忠义之士，强烈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义重情深的优良传统。重义之人坚守诺言，答应别人的事，出生入死也要承办。历史上亦有著名的“季布一诺千金”的故事。
修行人除了依止善知识外，同行善友也特别重要。若接触的是古道热肠，正义凛然的道友，自然会在无形中使自己的品格、智慧、大悲都得以增长。法王常教导我们，如果不能单独一人静修，则应结交一位善友，切不可与烦恼深重的人接触。对于上述几项要点，谁人若具足，那么他定会得到暂时乃至究竟的一切安乐。
谁说不合应时语，则彼众人会欺凌，
语无伦次喋喋者，岂非推知疯人矣？
谁人说了不合时宜的话语，那么他就会受到众人的轻视与凌辱；若有人语无伦次且喋喋不休地讲话，难道不能依此推知他是疯人吗？
不合时宜的话语，即不观察时间、地点，不管应说不应说而大大咧咧随心所欲，想什么就说什么，还自以为很洒脱。别人一听即知言者缺乏教养，说话没有水平，首先心里就瞧不起，若有机会再明讥暗讽几句。就算不合时宜的话出自天真烂漫的孩童之口也仍然要忌讳。一次宴会上，有位年仅五岁的小女孩兴趣盎然地尾随着一位身材富态的小姐问道：“阿姨，您肚子里的小宝宝什么时候生出来？”此言一出，胖小姐极为不悦，脸上的笑容霎时冻结：“呃？阿姨肚子里没有宝宝。”小女孩不肯放过她：“那你肚里面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大？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吃撑了对不对？”虽说小孩有口无心，口无遮拦，但闻者于大庭广众之下，受此屈辱自是尴尬不已，内心对小孩家长恨之入骨，怨恨孩子没有家教，图谋报复亦不无可能。可见语言是一种艺术，运用时更需要技巧，愚笨的人还是少说为妙。华智仁波切亦云：“恒常谨慎有三种，众中出言应谨慎，独处行为应谨慎，平常观心应谨慎。”比如鲁迅先生所塑造的阿Q即是一个肉体与精神都深受摧残而麻木不仁、盲目自大的人。他常常自欺欺人，自轻自贱，自高自大，欺软怕硬，却又以“精神胜利法”胡言乱语，结果成为众人嘻笑欺凌的对象，自然常常遭受别人的辱骂与殴打。
精神不正常的人说话颠三倒四，喋喋不休，无条理、无中心，旁人依其话语立即可以推知彼乃是疯人。有些心智虽正常，但说话语无伦次，充分享受“言论自由”而不思维取舍的人，他们与疯人又有什么差别？彼等虽非真正的精神病人，却也与疯子靠得很近了。有的人天生即有爱啰唆的毛病，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事情，他非要讲几十句乃至几百句，唯恐对方不明白，反反复复地重述。曾有位台湾居士打电话到大陆向上师汇报事情，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上师耐着性子听完，略一归纳，所言之事，几分钟就能讲完，对方却为此花了四千多元人民币的电话费。会讲话的人言简意赅，说得虽少，内涵却耐人回味。对此，西方人就很有时间观念，他们讲话条理分明，简单明了，决不啰唆，有识之士皆应，取他之长，补己之短，优则学为己用，且大力提倡。
弱者以为自所说，一切皆会出差错，
了知此义不多言，彼者会受人尊敬。
性格脆弱能力有限的人，总担心自己所说的一切话语都会出差误。了知此理后，便不多言，因此他们会受到众人的尊敬。
能力弱小者指知识面不广，语言表达能力不强的人，此类人若有自知之明则做事就会小心翼翼。弱小者讲话时总以为自己所说肯定有错误，因此在众人面前少言寡语，或者干脆缄口默言，如是可免落下被人嘲弄的笑柄。因为他们在聚会场合老保持这种姿态，久而久之，便会得到别人的尊敬。人们觉得他从不搬弄是非、说东道西，也不与人抬扛令人发窘，给人一个老实稳重的良好印象。虽然是他们自己怕出差子，并不是以正知正念守持身口意而得到众人的尊重，但较那些言多而失，令他人厌恶的健谈利口者来说，自然好得多。有智慧的人多半深明“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之理，且不说智者，即便是愚者，若在众人前默然不语也会使人对自己莫测高深而产生敬畏之心。比如前面所提及的南莫科班智达，初时是一位最极愚笨的人，在宴会上经足智多谋的神安巧妙地“设计”和“包装”，只对国王讲“索瓦索得”，对旁人则拒不开口，故而使众人都相信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智者，进而得公主为妻，后因祈祷妙音天女而成为真正的智者，名震寰宇，受人尊崇。
世人总以为交际应酬必须擅于谈论。半生不熟的朋友皆“哈哈哈，好久不见”，天南地北地闲扯。如是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倒因一些不观察的语言触动了别人的隐痛使互相难堪，最后不欢而散。有了惨痛的经验后，有的人会学得乖巧，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与人交谈时，他人问及好恶或意见，便开始给些模棱两可、两边不得罪的答案或者干脆不置可否，只是报以微笑。如是也就免去了许多麻烦，使更多的人认为此人稳重，可以信赖和交往。
若遇应时合境时，当以谨慎说少语，
虽有善说若过多，如同剩货无人用。
如果遇到相应时宜且合意的环境时，应当以谨慎的态度说少量的话语。虽然都是善妙之说，但若过多，就如市场上销售不出去的剩货一样无人需求。
前面讲了说话应小心谨慎，此处讲如果机缘成熟，人物、时间、环境都适合之时，该说的话或对众生有利益的话不说也不行。尊者告诫我等末学当以谨慎说少语，把持正知正念，观察自己所要讲的内容，抉择因果利弊，经过再三权衡之后，才将欲说之词托出，必定利大弊小。俗话说：“敌中作战难，人中说话难。”不认真观察，随便几句话脱口而出，就已经如离弦之箭，射伤人矣。对于同样的一件事，若说得低一点，大者不满足，说得高一点，弱者不欢喜。自己说一句话，既要准确得当，又要照顾到场中每一个人的情绪，确实不容易啊！所以要在人众中讲好话，不详细观察对境怎么行得通？完成上述加行，在正行正试言谈时还要谨慎地少说话，古人言：“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精通语言艺术的人讲话的态度很谦虚，很温和，有礼貌，无论大事或小事皆不会乱说，所说都能抓住重点。
不懂此理的人在商量事情时，往往发言没有条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东拉西扯，问牛答马，使与会者皆变得懵懵懂懂不知所云，正事一样未解决，闲话扯了一大堆。旁观者一听，那感觉就象无数高音喇叭在自己面前叽哩呱啦地乱叫，让人觉得嘈杂，不舒服。学习本论后，望大家学会深思熟虑，掌握谨慎少语的说话方式，这对个人的谈话水平以及开会的实质效果都会有大幅度的提高。
且不说一般的语言，即使是词句优美，义理丰富的善说，若说得过多也无人接受。如某些道场讲经说法的时间过长，连续五六个小时，无论法师讲得多么精深，作为烦恼粗重的世间人既听不进去，又易滋生厌烦和嗔恼之心，甚至丧失闻法的积极性。所以贤明的善知识皆懂得让弟子劳逸结合，讲求效果，将传法时间控制在两小时以内。如同物美货缺的商品，在适合的市场竞争中，肯定是人们争相采购的对象，但若达到饱和之后，这些商品即成为剩货，再无人理睬了，故人们常说：“物以希为贵。”
虽是广闻博学士，亦难认识自过失，
众人若指自过失，则能推知自有过。
虽然是一位博学多闻的智士，但也很难认识自己的过错；假如众人指出自己的错处，就能推知自己有这些过失。
拥有大智慧，学识渊博的伟人志士，虽然在各自领域中出类拔萃，但仍旧难以认识自身的过失，如古人所言：“知人易而自知难。”当他们在事业上志得意满之时，处处受人尊敬赞叹，而又没有人站出来说“你有某种过失”，他们当然觉得自己确实“完美无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不观察自己的正误，却擅于“纠正”别人的错处。比如太宗皇帝，是一个文武双全，英明盖世的能人，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他身边有两位监督他言行的“明镜”：一为长孙皇后，另一位乃忠义贤良的魏征。皇上一有过错，他们立即会巧妙地指出。据《贞观政要》一书所载：唐太宗喜欢一只小鹞子，一日正在玩鸟，魏征来了，太宗怕魏征指责自己，赶快把小鸟藏到怀中。魏征假装没看到，故意留下来与他商谈国家大事。太宗心里虽为鸟着急，却也怕暴露，因为他信任、敬畏魏征。等魏征走后，太宗取出怀里心爱的小鸟一看，早已命归黄泉了。于是伤心地回到后宫，大发雷霆说：“我非杀掉这个田舍翁（乡巴佬，指魏征）不可！”皇后闻之，问明原委，立刻穿上大礼服向太宗行礼道贺：“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唐朝有魏征这样的好臣子，又有您这样的好皇帝，这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好现象，国家兴盛指日可待。”故使太宗渐渐平息了怒气。以太宗这样的器量宽宏之人，对魏征的意见虽样样接受，但也会因一时不满而生出杀气来，若非皇后以智相谏，待酿成大祸，将如何收场？
纵观当今社会也确有许多只知他人丑不知自己黑的人。一些高官显贵或大法师在为别人传达“精神指示”之时，均能引经据典，绘声绘色地要求听众如此这般那般，却忘了自己也应依法而行。当他们自身犯了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