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初步-第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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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单是妇女受迫害的情况就非常严重。 汪银辉曾著文统计，婺源县城一座１８３８年建立的孝贞节烈总坊，记载着宋以来受害的妇女有２６５８人。过了４０年到１８７７年重建孝祠时，受害妇女却激增到５８００多人，平均每年增加将近８００人，
①《戴东原集。 与某书》②《五四运动文选》，第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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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所受毒害的深重。 据《歙县志。 列女传》记载，其中所列“节烈”
、“节孝”
、“贞节”
、“婆媳同孀”
、“三世苦节”
，以至“夫亡投井”
、“自缢”
、“绝食”等各类节烈妇女，使人看后触目惊心。①与戴震同时的吴敬梓，在其《儒林外史》中就有描写王玉辉鼓励女儿绝食殉夫的故事，这正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悲剧。 可见当时戴震对“以理杀人”的批判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的社会中，戴震所揭露和批判的现象虽然不多，但似乎尚未绝迹，不过已改头换面了。 戴震所谓“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
②。 有权有势的人容易有理，而无权无势者却常无理，现在还不能说绝无此种现象。 至于有些地方和单位办事，凭所谓长官意志和领导好恶来作出裁决，这与戴震所批判的以心之意见为理，也似无多少差别。 虽然由于时代不同，原来封建的一套不能照搬，但变相的流毒还是有的。 重温戴震对后儒的批判，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①参见《歙县志坛》总第１０期《程朱理学在徽州的流传和影响》。
②《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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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代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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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论
西学东渐：近代思想史的变迁
中国近代是旧传统式微、新思潮激荡的时代。 这种新旧嬗变既有传统内部矛盾的影响，也有外来力量冲击的作用。这外来的力量就是近代西方文化，也称西学，它与经学、佛学并列为新思潮的三个源头，而其实际功能、历史地位则居其首位。 以下着重就甲午到辛亥这段变动最激烈的时期，对影响较大的哲学观念即基本的价值信念与思想方法作一简略的考察。一、西学的含义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会产生世纪性的转折，西学的冲击是关键的因素。 精神挑战不同于物力撞击，虽然前者客观上也是以后者（船坚炮利）为依托，但它要征服人心（而非人身）
，必须通过被征服者心悦诚服（非强制）地从义理上加以接纳才能实现。而这也意味着精神上被征服的一方，同时在改变对自家传统的态度，这是相互关联的过程。“西学”一词，望文生义便有两种意思：关于西方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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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来自西方的学问。 但其内涵实际上是伴随中西关系发展而演变（或深化）的过程。 鸦片战争前后，它主要是关于西方的知识。 其时对西方人不称“西人”而叫“夷人”
，关于他们的知识或事务便是“夷情”或“夷务”。夷的概念当然与传统夷夏之辨的思想相关，带有民族自我中心、鄙视西人的贬意。所谓“夷务”实指处理对外商务。“夷情”的含义稍宽，包括财经工商以至兵等内容。 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就是意识到对方富强而我又需与之对抗，故要通“夷情”。
“洋务运动”循此发展而来。 但“夷务”变成“洋务”
，倒也反映出自负心理的削弱。办洋务主要是寻求富国强兵的物质设施，也就是西艺（或西技）。要师法西技，就要学其相关的学理，所以洋务派不仅办工业、练新兵，还设译书局。 于是，关于西方的知识便变为来自西方的知识。至于后来不称“洋学”
而称“西学”
，大概是基于东、西洋之分。 洋务期间，有见识的官僚郭嵩焘已注意到西学不仅是技术，还有更重要的政制。但这种思想只有在甲午战争后，才由维新派广泛传播。此时，西学便不仅意味着西艺、西技，而更指向西政、西制，同时一跃而变成“新学”。从通夷情、采西学，到讲新学，中西关系的价值座标产生了转换，这就是文化的变局。但同时，即使在维新思潮中，西学也已越出西艺及西政的范围，而含有更广泛的精神文化的内容。 借用传统道、器二分的说法，艺与政都属于“器”
，西方还有它形而上的“道”
，只有道、器均不遗，才是完整的西学。与中国传统那种含混而单一的思想形态不同，作为知识体系，近代西学不但有不同的思想层次，且不同层次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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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立场与方法互异的观点。 中国思想家对它的引介没有统一的标准，选择什么、效果如何依传播者的立场及相应的具体情势而定。因此，考察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既需概括，但又不能一概而论。 下面将选择三个不同人物，作为不同思想类型的代表作对比分析，以使画面更具立体感。
二、严复：科学的世界观
在传统格局中首先打开缺口、接纳西学的，应推康有为，但以中西势难两立的态度讲西学的则是严复。严复无政绩可言，戊戌时没直接参与变法，辛亥后期拥护帝制则更不光彩。 但他的西学传播活动，却影响深远。 不仅同期的章太炎、梁启超，甚至后来的鲁迅、毛泽东，都对此甚推崇。甲午之战时，严复，这个曾留学英伦，本应洒血海疆的才子，正在主持北洋水师学堂。 其时他心中的问题也非一般船炮之坚利，而是更根本的国民之富强。１８９５年，战火一熄，他就接二连三地写下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及《救亡决论》等名篇，运用其西学的观点，对中国从传统到现实、从政治到学术展开批判，呼吁通过民智、民力、民德的增强促进民族国家的真正发达。 开民智是思想的重心，他是通过对西学的译述介绍来进行的。 除了最为著名的《天演论》（１８９８年出版）外，从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０９年又连续译出了《原富》、《穆勒名学》等八大名著。 王国维曾评论说：“严复所奉，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 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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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其所最好者也。 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
①
严氏具有科学精神的判断，与其“开民智”的思想恰好是一致的。《天演论》之译述，正是提供科学的世界观的出色材料。中国传统有丰富的变易观念，康有为的新今文经学，正是企图发挥它对推动变法的作用。 但在他那里，玄思、臆测的成分居多。《天演论》则通过译述赫胥黎的著作②，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赋予变易观念以科学色彩，使其更加可信。《天演论》用大量自然事实论证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不已的规律，并把其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用以向国人敲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将导致亡国灭种的警钟。 同时，严复又反对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纯自然的“任天而治”
的过程，强调民族合群、自强自立、参与竞争的必要与可能，振奋人们救亡图存的热情。 当时人们的反映是：“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即所谓言合群言排满者，因为风潮所激化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③
严复工作的另一个方面，是介绍、宣传科学的思想方法，即经验论哲学。 这与用进化论为传统变易史观提供科学佐证
①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安文集》第９４－９５页；《王国维遗书》第５册，上海古籍书店版。②赫胥黎原著为《近化论与伦理学》，《天演论》仅译其一半，且加了许多严复个人意见的按语。③《述侯官严复最近政见》，《民报》第２号。 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２６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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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它与传统的思想方法是针锋相对的。 严氏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在于行为以科学为指导，而科学精神又体现在认识论与逻辑学中，以培根的倡导为开端的经验论与归纳法，即所谓“实测内籀之学”就是其代表。“实测”就是治学以实际经验为基础，这是西方学术之本。“内籀”
（归纳）相对于“外籀”
（演绎）而言，“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道，立为公例者也”
①。“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事事物物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
②。 比起康有为，严复对西学的介绍，不仅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且更具探本求源之功。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旧学或中学思想方法的弊端就是“无用”
、“无实”
，“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其典型的方法就是“师心自用”与“必求古训”。前者以陆王之学为代表，后者泛指各种治经之学。 对此，严氏关于科学思想的提倡可说是对症下药的。 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意识到问题的性质，且自觉地当作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身体力行予以推广。 严译八大名著中，《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二部就属于这种著作。它尽管未必有《天演论》那样迅即的社会效果，但对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文化的理性化功不可没。严译也包括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学术名著，如《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等，其内容虽不是自然科学，但它们也多系用经验求证的方法写出，有别于浪漫主义在这些领域的观点，是近代社会科学的
①严复：《〈原富〉。 译事例言》。
②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１册，第４５页。 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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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故王国维说严复的追求是科学的。维新时期，严复提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三大任务。“鼓民力”非纯思想的任务，“开民智”是严复所致力的。 至于“新民德”
，则开了个头，即对自由意识的初步阐发：“夫自由一言，其中国历古圣贤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为教者。 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
①。 严氏最著名的命题便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接过这个课题予以深化、扩展的是梁启超。
三、梁启超：道德——政治启蒙
在启蒙思潮的每个主要阶段及主要领域，几乎都有梁启超活跃的身影。 他追随过康有为讲今文经，效法谭嗣同讲“应用佛学”
，但最体现其思想特色的，则是１８９８年（维新失败）以后至１９０３年以前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引介西学的文章。其所讲内容虽不比严复精纯，但范围更广。且严的重点是“开民智”
，梁的重点则是“新民德”。梁氏“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之不振，由于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查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
②。 在其《新民说》中，民德、民智、民力同政治、学术、技艺是对应
①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１册，第２—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②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４２９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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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且民德在民智之先。 其“新民说”实即道德——政治启蒙理论。１９０１年底至１９０３年，也即与“新民说”系列文章发表的同时，梁启超作了各色各样的“秦西学案”
、《霍布士学案》、《斯尼挪莎学案》、《卢梭学案》、《天演论初祖达尔文学说及其传略》、《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 还有西方名人传略：《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 这些题材比严复更多地突出了政治、道德方面的内容。 它与“新民说”是互为表里的。梁启超突出的新道德观念有公德与自由两大问题。 公德相对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