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初步-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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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宗羲反对有个无善无恶的绝对心本体，也反对有一悟本体的功夫，认为这种观点前后矛盾，毫无根据。 他主张“心以意为体，意以知为体，知以物为体。”又说：“格有通之义，证得此体分明，则四气之流行，诚通诚复，不失其序，依然造化，谓之格物”
②。 即认为人的意识活动以意向为根据，而意向以知识为根据，知识以客观事物为根据。 格物就是要做到客观事物与吾心之物相沟通，能达到这步工夫，才算是证得本体。 所以他主张为学工夫就是“知善知恶”
、“为善去恶”
，反对把心说成是无善无恶的绝对虚寂的本体，这就具有不同于阳明心学的思想特点了。黄宗羲提出“工夫所至，即是本体”还有一个特点，即把心本体说成是随工夫而形成的过程。 既然心体是一本而万殊，穷理就是穷此心之万殊，所以工夫的表现，“其途亦不得不殊”
，他批评“今之君子”
，“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
，这就承认认识真理可以有不同途径。据此他肯定，“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 ……于是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
③。 这里他承认“殊途百虑之学”
，可以成家，相反“欲出一途”的人，会走入绝地。 可见黄宗羲讲的工夫所致，有提倡独立思考、承认百家争鸣的用意，包含有辩证的思想因素。
①《明儒学案。 姚江学案》②《南雷文定前集》卷四，《答万充宗论格物书》。
③《明儒学案。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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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夷待访录》透现的早期启蒙思想
《明夷待访录》是反映黄宗羲政治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有个特点，就是接受儒家的思想传统，把唐、虞三代描述为理想的治世。 所以顾炎武反复研读后，称赞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
①。 黄氏在该书的小序中也说：“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表现出浓厚的复古思想。但颇为奇怪的是，后来梁启超却称此书“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他与“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
，通过对该书的宣传，“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②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究竟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是复古还是革新？既然他的政治理想是向往三代之治，为什么梁启超却反复谈到此书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对青年曾产生过巨大影响？这即是说，黄氏的政治思想对近代资产阶级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变法，究竟能起到什么启示作用？它对中国传统思想走向近代，其中有没有突破点和接合点？这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梁启超对“清代思潮”还有这样一个论断：“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这一思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
①《南雷文定附录。 顾宁人书》。
②③ 渠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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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绝相类“
③。 本来康、梁搞变法维新，打的就是“托古改制”的招牌，说“孔子改制，恒托于古”
，“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诸子，罔不托古”
④。 康有为专门写了《孔子改制考》，就是为自己搞维新变法找寻历史根据。 由于中国长期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儒学处于独尊地位，如果没有儒家的经典和圣人的言行作依托，要想提出自己的新思想和政治改革的主张，必然会碰到很大阻力，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传统。 梁启超所以提出“清代思潮”是“以复古为解放”
，似也不无道理。据此我们来看黄宗羲写的《明夷待访录》。
黄氏于该书总是以“古者”与“今也”作对比。 所谓“今”大体指三代以后，即秦汉直到明代。 书中列举君主专制所带来的弊害，指的当是事实；但书中所说的“古”
，不能简单说就是向后看。因为这里所说的“三代”
，实际上讲的是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梁，还是领导民主革命的孙中山，都把大同世界和天下为公作为最高的理想，这是西方民主革命历史中前所未有过的。 所以我们透过黄宗羲貌似复古的外衣，可以看到其中折射出的黄氏所憧憬的某些新时代的曙光，及由此交织而成的一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变革的理想图景，而这一点对近代资产阶级改革家们当有所启迪；同时似乎也可以说，这可以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走向近代的接合点。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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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而言，它反映出黄氏思想的进步性主要不在他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这方面，比如对君主罪恶的揭露，晋代的鲍敬言来得更加激烈。 而黄氏高明的地方，并不因此而要求恢复到无君时代。 他提出，“为君之职分”是兴公利、除公害，即认为为天下人办好事是处于君主这个职务的本分工作；如果君主只是为自己谋取私利，那就是失职和没有尽责。 黄氏虽然披着复古的外衣，说“为天下”的只是唐、虞三代之君，但他并不把尧舜看作是天生圣人。 他认为作这样的君主，“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
，即不是一般人所愿意干的。 所以“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资产阶级认为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执政者总是标榜要为人民作点好事。 黄宗羲当然没有这样明确的思想，但他打掉了封建君主奉天承运的神圣光轮，而把“为天下”除害兴利作为君主应尽的职责。 这种思想形式上似是复古，实际上已透露出对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曙光，是民主启蒙思想的突破点。黄宗羲既提出了对君主职分的上述要求，所以他把君臣关系只看成是合作共事的班子。 他说：“治天下犹曳大木”
，“君与臣”
，无非是“共曳木之人”。
“臣之与君”是“名异而实同”。既然君主的职是为天下，那么大臣出仕，自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据此他严厉批评那些忠君死节之士，认为“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在黄氏看来，臣与君是共负“为天下”之责，所以说“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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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为路人“
；“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
①。 这就打破了“君为臣纲”的封建传统。 他指斥“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甚至因为孟子有君臣对等的言论，“至废孟子而不立”
②。 对此他认为是毫无道理的。黄宗羲为要抑制绝对君权，主张提高宰相的地位。 他引用伊尹、周公摄政的故事，认为“以宰相而摄天子”的职分，是古已有之，用不着像“小儒”那样少见多怪。 他提出要建立“每日便殿议政”的制度。 对进呈的奏章，要君臣“同议可否”
，然后“天子批红”。批不完的“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
，不用再上呈皇帝。 他还主张宰相设“政事堂”
，用以接纳“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
，使“凡事无不得达”
③。由此做到下情上达、集思广益，这比之君主个人专行独断，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前进了一步。对于君主与法制的关系，黄宗羲区别出“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
，认为前者是为天下人兴利除害，故“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
；后者则为保其一家“利欲之私”
，故“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他认为一家之法会“桎梏天下人之手足”
，即使有“能治之人”也无能为力。 因此他主张要立公法而废私法，并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④的观点，把法治摆在人治之上，认
①原臣》②《原君》③《置相》④《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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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君主也要依法行事，这可以说是君主立宪制思想萌芽的反映。黄宗羲重视民意的思想，还表现在他主张把原来属于清议场所的学校，变成有点类似近世的代议机关。 他认为“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
，更重要的是对君主能起到舆论监督作用，做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
①。 在封建社会中，当然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而黄氏却要天子公其是非之权使归于学校，这无疑对专制君权是一场挑战。黄宗羲不但要把学校变成监督朝政的舆论阵地，并且还要形成制度。 按照他的设计，中央的太学祭酒（相当于校长）要由当世大儒充任，每逢“朔日”
，“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在地方则每月朔望由“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
，“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
对“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②。这样太学和郡县学就变成教育兼检察机关，对各级政府的政事缺失有一定的督察权，可以“直言”
、“纠绳”甚至“号于众”
，即向群众公开宣布。黄氏这种设想对近世代议制度的形成，会起到有益的启示作用。总的来说，黄宗羲生活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时代，农民起义、市民暴动的政治风云，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历史陈迹，促使他对当时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能不作出深
①《学校》②《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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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反思。 他总结过去，展望将来，虽然由于阶级和时代局限，不能明确看到社会变革的前途是走向资本主义，但多少已有一点朦胧的感觉。 他从职、权、责的角度来批判封建君权，并提出一些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对近代君主立宪运动是有所启迪的，如对康梁主张的维新变法，确是起到先驱的启蒙作用。 但要说此书类似“人权宣言”
，则未免夸大，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来看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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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学
这是借反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而形成的一股“经世致用”
思潮。 下面主要涉及三人。王夫之（公元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年）
，字而农，号船山。他在理与气、道与器、动与静、知与行、理与欲等的相互关系上，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展开了全面的批判。 他的思想体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发展的最高峰。 但他的这些思想是不是已经具有近代启蒙思潮的意味，却是见仁见智。方以智（公元１６１—１６７１年）
，字密之。 他特别关注事物的运动与变化。 他在前人气一元论的基础上引进“火”
这一概念，就是为了揭示万物所以运动变化的“生机”。
他的“合二而一”
说，表明了他对矛盾的对立与同一的认识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戴震（公元１７２３—１７７年）
，字慎修，又字东原。他着重讨论理与欲的关系。他激烈批评程、朱、陆、王思想的禁欲主义倾向为“以理杀人”。
他确认，理存于欲中，人君治国的基本要求就是“体民之情，遂民之欲”。
显然，戴震的这些观点，即使还不具备近代的意味，也反映了时代进步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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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著作都很多。王夫之的代表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等；方以智的代表作为《东西均》、《药地炮庄》等；戴震的代表作为《孟子字义疏证》。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
对于实学这个概念，有人分为广、狭两义。就广义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主体的儒学，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解决现实的社会与人生问题当作从事学术的终极目的，把追求“内圣外王”作为最高理想境界，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实学”。
这是与释氏讲“诸法皆空”
，老氏讲“以无为本”
，即与二氏空、无之学相对来说的。①
至于就狭义言，则认为具体使用了“实学”这一概念的，是宋朝理学家朱熹。 朱氏在《中庸章句》中有一段评论：其书（指《中庸》）
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