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初步-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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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欺其君，子欺其父”

　　　　，“不孝二亲，轻慢师长，朋友无信”

　　　　，“无义无礼”

　　　　，“不仁不顺”等等。　对这些恶行，认为佛徒也应当引以为戒。　另外他们还描述出一个没有恶行的幸福社会：“君率化为善，教令臣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教其妇，家室内外，亲戚朋友，转相教语，作善为道，奉经戒持，各自端守，上下相检，无尊无卑，无男无女，斋戒清净，莫不欢喜，和顺义理，欢乐慈孝，自相约检。”

　　　　④

　　　　这里描绘出的社会，完全像一个仁义之邦的儒家理想社会，只是加上几句奉经戒持、斋戒清净之类的佛家教义而已。　为要

　　　　①《六度集经。　明度无极章》②《六度集经。　布施度无极章》③《六度集经。　忍辱度无极章》④吴支谦译：《大阿弥陀经》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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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和儒释，东晋时孙绰的《喻道论》，又宣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

　　　　，“周孔教时弊，佛教明其本耳”。又说：“佛有十二部经，其四部专以劝孝为事，殷勤之旨，可谓至矣”。

　　　　依以上材料可见，汉唐时期，有些僧徒则想保持佛家教义，不拜君亲；有的则迎合世俗需要，调和儒释，致力宣扬仁、孝之道。　但从佛教发展趋向看来，向世俗儒学靠拢的愈来愈多。如唐代华严宗的宗密即公开宣称，“佛且类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

　　　　①明确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比附，表示佛教徒是拥护儒家“五常”

　　　　等道德伦理观念的。当时还有些僧徒为表示忠于封建国家，甚至把皇帝看成为活佛、活菩萨，还有的为封建王朝的国运祈祷。　他们又宣扬《孝子报恩经》、《父母恩重经》，鼓吹“孝道”

　　　　“儒释皆宗之”

　　　　②，表示佛教徒也拥护儒家提倡的孝道。　忠君和孝亲是封建宗法制度的根本要求，僧徒出家易为世人所非难，因此他们对此极力加以修补。　如翻译佛经时，有的见到原著某些内容与中国宗法伦理相冲突，则删略不译，或改译，或增字以迎合封建宗法制度的需要。　对佛教徒来说，“圣言量”是最高准则，倘故意违反，将堕地狱、受恶报。但有些僧徒宁肯冒堕地狱、受恶报的后果，也不去触犯封建道德伦理的尊严，这说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日益趋向于世俗化和儒学化。隋唐以后，还出现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倾向。如唐张彦远在《三祖大师碑阴记》中说：“夫禀儒道以理身理

　　　　①《原人论》②宗密：《盂兰盆经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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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１中国哲学初步

　　　　人，奉释氏以修心修性，其揆一也。“宋释智园则说”儒者饰身之教“

　　　　，“释者修心之教”

　　　　，“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

　　　　①。　到元代李道纯提出“道、儒、释三教，名殊理不殊”。并宣称：“释曰玄珠，儒曰太极，道曰金册，名三体一。”

　　　　②明末名僧憨山，则讲“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

　　　　③明代胡谧所著的《三教平心论》，在清胡珽的刊本中，又载有明孝宗的话：“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该书前面还载有雍正的上谕，称“三教同出一源”

　　　　，“询可型方训俗，为致君泽民之大助。”

　　　　总之，调和三教的思想，使之各有用场，而最终成为致君泽民之大助。　这也说明，佛教传入中国后，确是随着“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而发展。　有不少僧徒在援儒入佛和调和儒佛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由于得到封建统治者和世俗社会的支持，佛教终于得以在中国社会生根，并与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互相渗透，发展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僧肇的般若空观及其与玄学理论的相互发明

　　　　僧肇是东晋十六国时期著名佛学家，所著《肇论》中的

　　　　①《闲居编。　中庸传上》②《先天易髓》③《梦游集。　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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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真空论》、《物不迁论》及《般若无知论》三篇，代表了他的哲学见解。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虽然佛教已经传入，具有一定影响，但玄学仍占优势。　僧肇本人亦先“志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

　　　　，“后见旧《维摩经》，欢喜顶受”才“因此出家”。＇奇＋书＋网＇

　　　　①

　　　　玄学的学风表现为清谈，通过阐释《老》、《庄》及《周易》的义理，开展有无本末之辩。　同时还涉及到运动与静止的关系以及圣人无知还是有知的问题。　所有这些关系到本体论、运动观与认识论诸多哲学范畴的讨论，对传入的佛教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的情况是：佛学转入中国后，为了招徕信徒，西域来华僧人都尽力使之适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宗教意识；而中国本土的皈依者，则多从已有的文化素养及心理习惯来理解它。　这样，就先后出现了以道教附会佛家，和以玄学解释佛学的“格义”现象。　例如，当时出现佛学“六家七宗”的争论，便是佛徒们直接受玄学影响而研究印度般若学的结果。“六家七宗”

　　　　，即“本无”

　　　　、“心无”

　　　　、“即色”

　　　　、“识含”

　　　　、“幻化”

　　　　、“缘会”六家，加上由“本无”分出的“本无异”合为七宗。　其间“本无”

　　　　、“心无”

　　　　、“即色”三宗势力影响较大。　因此，僧肇在研究印度龙树、提婆等倡导的般若中观理论时，曾借对这三派“细评得失”

　　　　，使佛学中大乘般苦学有无双谴、不落两边的中观理论得到了新的阐扬；也使当时

　　　　①《高僧传。　僧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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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的玄学“贵无”

　　　　、“崇有”两派得到了交融与发展。　正因为这样，僧肇在中国玄学与佛学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僧肇在《不真空论》中，提出在本体上“即万物之自虚”的根本观点。　也就是说，他所理解般若学的空观，既不承认万物之外有一个虚无的阶段，即以无生物的阶段，也不承认万物之外有一个虚无的本体。他认为就万物的现象而言，不能说无；但其本身却是依缘而起，即从其存在的条件而言，则是虚假不真的。据此，他指出，人们应该“契神于有无之间”

　　　　，即用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的般若学中观论来把握外界事物。　所以，他对“心无”宗评论道：“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　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

　　　　“心无”宗主张空心不空物，即认为只要清静本心，便可达到成佛境界。　僧肇肯定了其不受外物干扰这一面，但认为它不识“即万物之自虚”——不认识万物自身本来就是虚而非实的存在，不符合般若空观的见解。对于“即色”宗，他评论说：

　　　　“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也。……

　　　　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

　　　　“即色”

　　　　宗明了物质不是自己形成的，故只是幻相而非真实体这一点。　但却没有认识到作为物质现象，它本来就不是真实的。　即所谓“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　不能自异，故知象非真象；象非真象，故则虽象而非象”。

　　　　世界万物虽表现出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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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并非万物自身所具有的，只是随缘而起，是诸条件的凑合而已。　可见现象本来就是不真实的，是虽有而非真。接着，僧肇又对“本无”宗加以评论：“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　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亦无。　……此直好无之谈，岂谓顺通事实，即物之情哉？”

　　　　“本无”宗以“无”为本。它否认事物的有，认为有离不开无；又否认事物的无，认为无也离不开无。　在僧肇看来：说非有，指其不是真有；说非无，指其不是真无罢了。　何必一定要说“非有”

　　　　，就是没有这个“有”

　　　　，说“非无”

　　　　，就是没有那个“无”？这乃是好无的言论，哪里算得上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呢？

　　　　僧肇认为上述三派的失误，都在于把“有”与“无”对立起来，所以不能领悟“诸法不有不无者，第一真谛也”。也就是说，不能理解般若空观“虽有而无，所谓非有；虽无而有，所谓非无。　如此，则非无物也，物非真物”的道理。可以说上述三派都是分别用玄学的观点来解释佛理的。其中，“本无”宗尚“无”

　　　　，承接了玄学“贵无”论以无为本的余绪；“心无”宗以万物为有，即受了玄学“崇有”派的影响；“即色”宗认为“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

　　　　，则是玄学“崇有”派中郭象“独化”理论的发展。　有鉴于三家的偏颇，所以僧肇在《不真空论》中反复申明：“物从因缘故不有，缘起故不无”

　　　　，即万物都由因缘条件而产生，故并非实有；但它又是依据因缘条件而存在，所以不能说它是无。　为要说明这种佛理，他举例形象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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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法假号不真。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

　　　　即认为万事万物的所谓“存在”都是假的，不是真的。　犹如幻化人，不是没有幻化人这回事，只是说不是真实人罢了。这样，僧肇便以不真故空的中观理论，会通佛学与玄学，从而结束了玄学在本体论上的“贵无”与“崇有”之争。《肇论》的《物不迁论》，又以般若学中观理论，解释玄学家们长期纠缠的动静关系问题。　僧肇既不同意玄学“贵无”派割裂动静，以静为本、以动为末的见解；亦不同意玄学家“崇有”派、特别是郭象等人只见倏忽变化，而不见静止的说法。　他取即动而求静，视动静为不二的论点。　他开宗明义说：“夫生死交谢，寒暑迭迁，有物流动，人之常情。　余则谓之不然。　……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　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

　　　　进而，他从分析人们的常识入手，阐释佛理：“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然则所造未尝异，所见未尝同。”

　　　　双方都承认“昔物不至今”

　　　　，过去的事物不会延续到现在。　既然根据没有什么不同，何以双方的见解却大不一样？他对此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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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对真而莫觉，既知往物而不来，而谓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不来，今物何所往？何则？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　于今未尝有，以明物不来；于向未尝无，故知物不去。复而求今，今亦不往。　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　……如此，则物不相往来，明矣。”

　　　　世人常识认为万物是变动的，根据是过去的事物不会延续到现在。　僧肇则指出：既然过去的事物不曾延续到现在，这就只能存在于过去；同样，现在的事物也只能存在于现在，不会延续到将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物都各自留驻于各自的时代，那怎么可以说它是运动变化的呢？

　　　　这里，僧肇显然借助了郭象关于“独化”

　　　　瞬变的理论，而否定了玄学“贵无”派宣扬的以动静为二的观点。　同时，他也排除了郭象“故不暂停，忽已涉新”

　　　　①的以倏忽变化否认物有常静的说法。　在僧肇看来：“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

　　　　就是说，整个宇宙之间，并无变动之物。　就连倾山岳的巨风，昼夜奔流的江河，飘荡不息的大风，周历天空的日月，都是常静不本来，按照科学的解释：“运动是（时间和空间）不间断性与（时间和空间）间断性的统一。”

　　　　②僧肇夸大了运动的

　　　　①《庄子。　大宗师注》②《列宁全集》第３８卷，第２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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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１中国哲学初步

　　　　间断性，否认运动的不间断性，从而得出了“物不迁”的结论。　他为的是要说明：“如来功流万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弥固”

　　　　，即是说佛的功业和佛家的道理是永存不灭的。僧肇的论证，在哲学上虽然归结为形而上学，但比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简单的比附，理论上是精致得多了。最后，看他的《般若无知论》。文中着力论证佛教的般若智慧（圣智）和通常人的认识（惑智）不同。　它涉及到玄学关于圣人有知还是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