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7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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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而文学堂之青年，亦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①。清廷也早有察觉，故广张文网，严行查禁，但却事与愿违。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浙江金华龙华会员曹阿狗公开演唱《猛回头》，被劣绅告发。金华知府嵩连将曹惨杀，“广出告示，严禁逆书《猛回头》，阅者杀不赦，以曹阿狗为例。然此告示一出，而索观此逆书之人转多，于是革命之风潮乃又加紧一度矣”。②辛亥革命时期两个卓越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和陈天华，虽然因尽瘁革命大业而过早地舍身成仁，没有亲身参与推翻清廷、创立共和国的决战，但辛亥决战的伟大胜利，是与他们屹立于宣传阵地的前沿，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地唤起民众，激励民众投身于这次决战的劳绩分不开的。他们前驱先路，号角警钟的殊勋，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丰碑上。
　　③　《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第215　页。
　　①　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逸史》第2　集。
　　②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七章《武昌日知会之破案》上册，第130　页。第二十七章章太炎第一节从埋头“稽古之学”到主张“革政”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初名绛，入清后改名炎武）
　　的为人，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曾用名和笔名有绛叔、西狩、末底、戴角、独角、菿汉阁主、台湾旅客、支那夫、刘子政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等。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1869　年1　月12　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章太炎初从外祖朱有虔（左卿）受业，自称：“余十一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③光绪十六年（1890），到杭州诂经精舍受业。诂经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俞樾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清代著名朴学大师，撰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校正群经，诸子句读，审定文义，并分析其特殊文法与修辞，治学方法缜密，章太炎受其影响，埋头“稽古之学”，“出入八年，相得也”。①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听到康有为设立强学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①。并于二十二年（1896）岁阑，辞别俞樾，来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务。
　　章太炎当时的办报主张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巵言，陈古则不触时忌”②。他在《时务报》任职不久，文章也只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他认为，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殊方异俗”）的“长技”，可资中国“借镜”，可以作为改变成法（“益损政令”）的参考，例如举办“有益于黄人”的学会。应该“修内政”，行“新制度”，不能“惟旧章之守”，而须“发愤为天下雄”③。他认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实施政治改革。
　　与此同时，章太炎又编撰《经世报》、《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
　　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转旋逆流”⑤；也曾跑到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第1　章第4　节《猛回头案》。
　　①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25　号。①　章太炎：《谢本师》，《民报》第9　号。
　　②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谈》，查章太炎参加的是上海强学会。③　章太炎：《致汪康年书》，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314　页。④　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　页。
　　⑤　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　页。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他对“六君子”的惨遭杀戮深表愤慨；对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而“见诋于俗儒乡愿者”为之解脱；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专制骄横极为仇恨，“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①经历维新新政的破灭，他的“革政”思想较前又有发展。
　　既不满清朝统治，又同情康、梁；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没有转向革命。
　　章太炎将怎样“革政”呢？他提出了“客帝”和“分镇”的课题，认为满洲贵族，是客帝；中国的“共主”应为“仲尼之世胄”。只要清朝皇帝承认过去民族压迫的错误，拥护孔子后裔，做“虚君”，自己退居为齐桓、晋文般的霸主，发愤自强，那么反满情绪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分镇”也是章太炎在外国侵略、清政腐朽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改良设想。认为政治危急之际，“犹赖有数镇稍自奋起，足以扶危而定倾”。因此，不能削弱藩镇，而“甘心于白种之陵籍”。藩镇和立宪政并不矛盾。“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他举明治维新为例，“若皇德贞观，廓夷归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惠自擅？”②此后，进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③他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丧权辱国，而对汉族地主阶级还存幻想。他向往的还是明治维新式的“革政”。在旅台期间，他曾将所写论文汇成《訄书》。光绪二十五年五月，由基隆去日本，七月下旬，由日返国。
　　①　章太炎：《上李鸿章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4　页。
　　②　章太炎：《答学究》，《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2　页。
　　③　章太炎：《藩镇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02　页。
　　第二节鼓吹反清革命和“苏报案”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一伙的卖国原形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来。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议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撰《解辫发》以明志。对过去设想的“客帝”、“分镇”也予“匡谬”，说是“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进而提出：“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④接着，章太炎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东京《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尖锐批判梁启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光绪二十八年正月（1902　年2　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横滨，后入东京，和孙中山“定交”，他们共同商讨“开国的典章制度”和中国的土地赋税以至建都问题，《訄书》重印本《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记录了他俩当时的讨论情况。
　　六月，章太炎返国，为上海广智书局“藻饰译文”，曾译述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社会学》。他还“删革”《訄书》，并立“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①。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　年3　月），章太炎到中国教育会赞助成立的上海爱国社任教。这时，抗法拒俄运动展开，革命形势发展，而康有为却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以为“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鼓吹光绪帝复辟。章太炎看到后，公开批驳，指出康有为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实际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光绪帝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他当初赞成变法，不过是“保吾权位”，如果一旦复辟，必然将中国引向灭亡。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①他又为邹容《革命军》撰序，说是“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②。《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后在《苏报》发表③，立即引起中外反动派的仇恨，于是发生了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英勇就逮，慷慨赴难。他除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中愤怒地斥责中外反动派的卑劣勾当，宣言“不认野蛮政府”外，又继④　章太炎：《分镇》，《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07　页。
　　①　章太炎：《客帝匡谬》，《訄书》重印本“前景”。
　　①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07　页。
　　②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04　页。
　　③　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92　页。
　　续撰文，申斥改良派“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说：“新者，一人一代，不过一新而不可再。满洲之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腐败蠹蚀，其材已不可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④又力言反清革命的必要。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①章太炎入狱三年，潜心佛学，读《瑜珈师地论》、《成唯识论》，而革命之志毫不动摇，曾支持光复会的成立。
　　④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苏报》发表的是其中主要部分，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①　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43　页。第三节主编《民报》，讲授国学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1906　年6　月29　日），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章赴日。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述“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认为最紧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认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②章太炎主编《民报》，自第七号起（1906　年9　月5　日出版），编至第十八号（1907　年12　月25　日出版），以脑病辞职，由张继接办1　期（十九号），陶成章接办3　期（第二十——二十二号）。二十三号起（1908　年8　月10　日出版），仍由他主编，出至第二十四号时（1908　年10　月10　日出版），《民报》被封禁。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不少政论，基本上是宣扬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的。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强调：“扫除腥羶，建立民国。”①《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说：“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②由章太炎手撰，以“军政府”名义发表的《讨满洲檄》，更明确指出：“自盟而后，为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谕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③章太炎在论文中强调革命党自身的建设，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指出革命者必须“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应该做到“知耻”、“重厚”、“耿介”、“必信”，要有“革命之道德”④。
　　章太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