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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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应该肯定，在整个收复新疆的斗争中，左宗棠的个人作用也是突出的。他不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两国的政治阴谋，在政策上采取了有利于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方针，在物质供应上解决了“兵、饷、粮、运”四大困难；而且在军事指导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订“先北后南”的正确的战略部署外，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缓进速战”的原则。在用兵新疆的3　年中，真正作战的时间不过4　个来月，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物质准备，选择战机，对敌人的动态进行周密的研究和计算。他的用兵，的确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当左宗棠的军队收复南疆各地，消灭了阿古柏集团后，进一步从俄国手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31　页。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1，第32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13　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48　页。
　　中收复伊犁的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俄国虽然失掉了可以霸占伊犁的借口，但仍然千方百计地拖延。光绪四年（1878），清廷不得不派专使崇厚到俄国谈判。昏庸无能的崇厚堕入了俄国精心设计的圈套，未经请示清廷，就擅自签订了出卖大量权益而仅仅收回一座空城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怒，要求杀崇厚“以伸公愤”。左宗棠也接连上书，痛陈此约的危害，指出：俄国虽名曰归还，而实际上伊犁“四面俄部环居”，“孤注万里，何以图存？”将来“虽得必失，庸有幸乎？”他还揭露俄国的贪欲永无止境，“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④。因而，必须重新交涉，“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以挽回崇厚造成的恶果。
　　光绪六年（1880）一月，在全国上下舆论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拒绝批准“崇约”，将崇厚撤职定罪，另派曾纪泽赴俄谈判改约。俄国得知崇约被拒，一面摆出断交的架势进行政治讹诈，一面派兵遣将，大搞武力威胁。在全国军民反侵略精神的推动下，清廷命令各地加强边防，以准备对付俄国可能挑起的侵略战争。
　　二月，左宗棠提出了准备三路出兵，武力收复伊犁的方案，以配合曾纪泽的谈判。为了就近指挥这一重大行动，并向全军将士表达自己的决心，年近七十的左宗棠，不顾体弱多病，不畏风沙严寒，从肃州出发，随将士穿过千里戈壁，把大本营设在新疆哈密的凤凰台。他的这种精神，充分显示了反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但正在这时，清廷突然以“现在时事孔艰，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为由，把左宗棠调回北京。左宗棠迫于朝命，不得不离开新疆，但他到北京后，仍然“力持正论，与此事相始终”①。
　　虽然左宗棠调回北京，但他在伊犁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对曾纪泽的谈判仍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迫使贪婪成性的俄国不得不将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城及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归还中国。在这方面，左宗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新疆建省，是左宗棠长期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他多次向清廷陈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省的具体方案。光绪十年（1884），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任命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时左宗棠已在两江任上）。这是新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全国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它大大加强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恢复和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左宗棠作为创议者，显示了他远大的政治眼光，确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新疆期间，左宗棠还重视屯田开荒，安置难民；推广蚕桑事业，发展地方经济；修筑道路，便利交通，做了一些有利于新疆各族人民的好事。此外，他还在光绪六年（1880）创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希望利用西北盛产的羊毛与外国输入的毛织物竞争。
　　④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　年版，第333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　页。
　　第七节督办福建军务光绪七年（1881）正月，左宗棠回京觐见后，诏命入值军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久后，又调任两江总督。这时，中俄条约已定，左宗棠不可能在抗俄斗争中再出什么力，他只得把注意力转向国计民生，期望在有生之年追随陶澍、林则徐之后，做一些利民、惠民的事情。但由于疾病缠身，他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了。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这位曾在反侵略斗争中大显身手的老将坚决主战，并慷慨激昂地表示，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愿亲往抗法前线视师，“不效，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②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要已退休的老部下、英勇善战的王德榜挑募旧部，组成“恪靖定边军”，前往前线参战。此后，正是这支部队，在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役，配合老将冯子材，大败法军，为祖国建立了功勋。
　　光绪十年（1884）七月，法军偷袭我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福建水师几全军覆没。闽、浙前线形势紧张，台湾危急。清廷不得不起用已于年初“因病开缺”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这时的左宗棠，已是72岁高龄，然而“闻命之余，慷慨戎行，冒暑数千里”，率部兼程赶到福州。到达福州的当天，就命令迅速集中帆船，准备亲自冒险东渡。在被劝阻后，他调王诗正率“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与法军交战，并“购军火”、“雇商船”，“昼夜孜孜，以谋援台”。当澎湖失守时，左宗棠气愤得“椎胸顿足”，以至“咯血时发”。但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仍然坚持主持战备事宜，不肯休息。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清廷出卖了冯子材等英雄将士用鲜血换来的巨大胜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并不顾广大爱国军民的反对，严令各地撤兵。左宗棠“以此行未能破敌大加惩创引为恨事，肝疾牵动，愤郁焦烦”①，病势剧增。同年七月二十七日（9　月5　日），逝于福州。清廷予谥“文襄”。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82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6，第46　页。
　　第十三章张之洞第一节清流派的首领张之洞，字孝达，一字香涛，号壶公，晚年自号无竞居士，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　年9　月2　日）生于贵州兴义府。曾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县知县。祖父张廷琛，曾任福建古田县知县。父亲张锳，曾任贵州兴义府知府。
　　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后从好几位老师就学，其中丁诵先、韩超两位老师给他的影响较大。丁诵先，道光十八年进士，翰林院侍读。韩超累官至贵州巡抚。咸丰二年（1852），张之洞应顺天乡试，中式第一名。同治三年（1864）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以后，他曾担任浙江乡试的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职务。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他任四川学政时，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这两本书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书目答问》至今仍是近代目录学的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书。他还聘请通才宿儒，如缪荃孙、樊增祥、王文锦、王懿荣、蒯光典、易顺鼎等，教士子以治经门径，通达时务。在四川尊经书院的学子中，他推荐五少年，第一名是杨锐，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六君子之一；第二名是廖登廷，即后来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
　　光绪五年（1879），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同年，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臣上疏，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折上，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19　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光绪六年（1880），清廷派曾纪泽赴俄，重订伊犁条约。
　　当时，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而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领。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第二节整顿山西吏治，严禁鸦片光绪七年至十年（1881—1884），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吏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给友人书云：“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竟非清净无为之地也。”“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国矣，如何如何。”②张之洞注意整顿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属，振作革弊，劾罢贪纵害民的县官，奖励好的官吏，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山西的铁运销奉天、上海等地，陆运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运降低运费，又在产地筹办冶炼局。他创办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诂经精舍、学海堂的例规，聘请王轩为主讲，杨深秀为襄校兼监院。杨深秀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六君子之一。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见了李提摩太，读了他的书，受其影响，拟筹建洋务局，未及实现。
　　光绪十年（1884），法国侵略越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四月，清廷召张之洞晋京。张之洞陈抗法事，多所谋划，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不久实授。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2　册，总2002—2003　页。
　　第三节筹划抗法，兴办洋务企业张之洞到达广州后，便加强防务，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六月，法国侵略军占台湾基隆，张之洞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往会刘永福，合击法军。他认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①清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加刘永福为提督记名。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骁勇善战，屡创法军。但由于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烱所率军队在抗法战争中配合不力，打了败仗，唐烱军逃走，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唐、徐被撤职查办，张之洞因荐徐延旭不当而交部察议。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　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
　　在中法战争中，张之洞筹饷运械，给岑毓英军200　万元，桂军200　万元，唐景崧、刘永福40　万元，台湾40　万元。朝廷表彰他筹济军事，不分畛域。这一时期，他在广东开设水陆师学堂，创设枪弹厂，疏请大治水师、专款购兵舰，设缫丝局，创办机铸制钱局及银元局，筹办织布局和制铁厂，这是他办洋务企业的开始。
　　光绪十二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