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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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案”，谎称光绪帝已病重的消息公布后，英国驻华公使窦乐纳就通知总理衙门称：“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②窦乐纳还派一名医生为光绪帝诊断病情，结果是宣布光绪帝无病。慈禧太后只好暂时忍气吞声，但与英、日的矛盾加深，并伺机再谋废立。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 年12 月31 日），荣禄向慈禧太后密献计策：“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①“大阿哥”，即皇位继承人。清朝在康熙帝晚年时已颁立下“永不建储之谕”，慈禧太后却背离祖宗“家法”，接受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无子为由，决定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1900 年1 月31 日）举行了立大阿哥的典礼。面对慈禧太后“名为立嗣，实则废立”的阴谋，舆论哗然。英、日、美等国驻华公使拒不参加典礼，列强的军舰也由上海北驶表示对此事要加以“干预”。慈禧太后策立了大阿哥，却未敢废掉光绪帝的帝位。但那位年方15岁、终日以玩犬为乐的溥儁却进了皇宫成了皇位继承人，而光绪帝仍然是被囚在瀛台的挂名皇帝。
通过废立问题的一连串闹剧，慈禧太后对列强的不断干预十分不满，于是便利用了义和团反帝风暴作为她进行报复的工具。本来，列强对光绪帝的支持，是担心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再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对列强在华的侵略权益不利。而光绪帝与维新派共同掀起的戊戌变法，又是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前提的，列强对此也并非完全赞赏。但就光绪帝的开明和慈禧太后的守旧而言，列强自然会选择前者。当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又发生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其盲目排外的一面却恰中守旧势力之下怀，慈禧太后便借以发泄了对列强在废立问题上对她屡次拆台的不满情绪。于是，她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中旬接受了协办大学士刚毅对义和团“宜抚不宜剿”的建议，一改过去“剿抚兼施”的政策，下了对义和团加以“招抚”的决心，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与此同时，俄、英、德、法、美、日、意、奥八国拼凑2000 余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开始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各国又继续向大沽增兵，试图不断扩大侵略战争。
面对八国联军的侵略，清廷必须在和与战问题上作出抉择。自五月二十日（6 月16 日）至五月二十三日（6 月19 日），慈禧太后连续在4 天之内召集4 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光绪帝参加了会议，他不赞成对外宣战，认为顽固大臣所声言的“义民可恃，其术甚神”是靠不住的，指出“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奈何以民命为儿戏？”①载漪、载濂、刚毅等顽固大臣则不仅一再申明要靠义和团的“神术”去“报雪仇耻”，而且还指使人编造出一个“请太后归政，废除大阿哥”的所谓“外交团照会”，② 参见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光明日报》1985 年9 月4 日。① 《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 号，1899 年，第303 页。
① 《戊戌变法》第1 册，第478 页。
使慈禧太后大为恼怒，声称：“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①经慈禧太后与守旧排外大臣的反复密商后，于五月二十五日（6 月21 月）颁布了宣战“上谕”。但就在宣战后仅4 天，慈禧太后就向列强表示“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挑衅”②。又过了4 天，又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③。可见，利用义和团去同八国联军作战以实现慈禧太后报复外国人，又试图对义和团加以镇压，这就是慈禧太后宣战的实质。
七月二十日（8 月14 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慌忙挟光绪帝西逃。在此之前，她调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列强议和。经李鸿章与列强的谈判交涉，慈禧太后得知“惩凶”的名单上没有她，对列强十分感激，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④，授权奕劻、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随后，她与光绪帝返回北京，并将大阿哥溥儁废掉。光绪帝返京后，不再被囚于瀛台，而是常常临朝，回复到以往的帝位生活，但慈禧太后对他仍严加控制。此时的清廷固然仍在推行着自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 年1 月29 日）开始下诏变法所实行的新政，似乎是把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政措施又一步步恢复，然而光绪帝在颁发新政诏令时却不得不服从慈禧太后的旨意“先自骂两句”，说“康有为之变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①。他在对德龄的自白中表达了苦衷：“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②就是在如此心境之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 年11 月14 日），光绪帝怀着无限的惆怅逝于北京。
① 《义和团》第1 册，第13 页。
②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67，第2 页。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6 页。
④ 同上书，第203 页。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 页。
② 《德宗遗事》，第49 页。
第十章曾国藩第一节获取功名，肆力理学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2 月26 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县南的白杨坪村（今属双峰县）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祖父曾玉屏，为乡村的土财主。父曾麟书，是个多年不第的老童生，直到43 岁才考中秀才。在家庭的严格督促下，曾国藩从小勤奋读书，熟悉了封建礼教纲常等一套儒家伦理道德，成为他以后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道光十年（1830），他20 岁时外出求学，先在衡阳唐氏家塾毕业，翌年改进湘乡连滨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考中秀才，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接受了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学风的熏陶，对他日后的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曾国藩于道光十四年考中举人。在以后的两三年间，他连续两次前往北京参加会试，结果都名落孙山。但是这两次北京之行，对促使他努力向学大有帮助。回到湖南家乡后，他闭门在家，发愤攻读，对历史和古文潜心研究，因而较大地提高了学识素养。
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曾国藩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以第38 名中试。四月，殿试三甲42 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三名，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道光二十年散馆，列二等19 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
考中进士并被选入翰林院，对功名心切的曾国藩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早在道光十一年他便改号涤生，要求自己“涤其旧染之污”而新生③。中进士后又“更名国藩”，期望作为国家的屏藩，立功业于乱世。特别是选入翰林院后更是“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①，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都进行严格的要求，从而更励志于探求学问。正好这时，湖南善化学者唐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曾国藩便“从讲求为学之方”。唐鉴是个理学家，“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在唐的带动影响下，曾国藩开始“肆力于朱学”。这时中英鸦片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对于这一引起中国“数千年来大变局”的大事，曾国藩是很注意的。他当时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势力之入侵持憎恶和反对态度，谴责他们“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②。赞扬姚莹、达洪阿率领台湾军民击退侵台英国兵舰，俘获英国士兵多人的正义反抗是“大快人心”的举动③。
鸦片战争结束后，曾国藩更致力于理学，按照理学家的严格要求进行修身养性。他以倭仁为榜样，“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④，将读书与修身结合起来。他在治理学的同时又治古文辞，追随桐城派学习古文、诗词等。几年以后又对考据之学感兴趣。于是他认为的“自西汉③ 德菱（龄）：《清宫二年记》，《东方杂志》10 卷7 号。
① 《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卷上，第27 页下“省克”。
② 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1，第6 页。
③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1 册，辛丑（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九日。④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 年版，第16 页。
至于今识字之儒”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三途⑤，都已涉身其中，因而为进一步研究学问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⑤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1 册，辛丑（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第二节上折陈言然而，时事的变幻使曾国藩朝另一方向发展。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已升任礼部右侍郎。当时，经过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自沿海向内地而逐步深入，国内原有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形势，曾国藩感到忧心如焚，因而在咸丰帝即位后连续上奏，提出不少建议。其中，《应诏陈言疏》关于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对咸丰帝有所震动，批示“切中情事，深堪嘉纳”，令有关部门“评议以闻”，但经“部议格不行”；《议汰兵疏》进呈后获“召见，嘉其切中时弊，谕以俟广西事定再行办理”①。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国藩在极其焦急之中又向咸丰帝陈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接向咸丰帝提出三条尖锐的批评意见。其一是“防琐碎之风”，批评咸丰帝“自去岁以来”只注重诸臣之“细节”，而疏于国家大计，表现在“发往广西人员，。。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其二是“杜文饰之风”，批评咸丰帝“徒尚文饰”，不讲实际，不能采纳好的建议，“自去岁求言以来”，对一些“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其三是消“骄矜之气”，批评咸丰帝去岁以来既下诏求言，结果却拒谏自专，无视百僚的意见。指出“目今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②。也就是指责咸丰皇专横独断，致使太平天国起义不能很快镇压下去。曾国藩上奏此折是想效古忠臣之鲠直敢谏，自以为不失为忠心耿耿之诤言，但却差一点引起大祸，咸丰帝阅奏后大为震怒，“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①。由于周围大臣的劝说才作罢。这次事件对曾国藩教训很深，此后他再也不敢凭一片赤诚去“冒犯天颜”了。
咸丰二年六月，他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七月，得悉其母病逝讯息，急忙回原籍奔丧。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5 页。
② 《国史本传》，《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13 页；《曾文正公年谱》卷1，第21、25 页。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32—38 页。
第三节组织湘军，屠杀会党群众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 年1 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树起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大旗。经过两年余奋战，自广西入湖南、进湖北，顺长江而下，经江西、安徽、江苏，于咸丰三年二月（1853 年3 月）攻下江宁府城，随即将它定为国都，改名天京。
这时清皇朝的八旗兵早已腐败，继起的绿营兵也日趋衰败。清廷先后调集大批军队前往广西、湖南镇压，结果纷纷败溃，只好寻求地方武装力量进行阻挡。当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清廷便命令两湖督抚等地方官员劝谕士绅，举办团练。此时，曾国藩正因母丧在原籍守制。这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 年1 月21 日），他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转来军机大臣转达咸丰帝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谕，要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助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曾国藩接旨后四天即前往长沙，着手筹办团练武装。
鉴于清朝原有军队已不足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实际状况，曾国藩认为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与培训起一支有严密组织并有顽强战斗意识和实战能力的新军。为此，他拟定了他的建军原则，竭尽全力组织起一支新的地主阶级武装湘军。
在湘军兴起前，湖南已有新宁举人江忠源兄弟等在本籍自募的楚勇和湘乡儒生罗泽南、王錱师徒主持的湘勇，在镇压地方农民起义上都取得相当的成效。曾国藩与他们这些人有着师生或同乡的情谊，便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吸收其经验并大加发展。他的湘军与旧军队比较，在兵源、选将、营制以至训练办法上都是“改弦更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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