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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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洪仁�：《立法制諠谕》，《洪仁�选集》，第27、28　页。
　　的是“通朝廷文书”，设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在“兴器皿技艺”一条中，他主张凡是“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而在“兴宝藏”一条，则明确提出：“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蚝壳、玻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招民探取。”
　　另外，在“兴银行”一条，主张有“百万家财者”可申请开办银行，印发纸币。也可由“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
　　上面这些主张，是明显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蓝图，是任何封建思想家所无法提出来的。它和《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不同的。《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废除一切私有财产，而《资政新篇》则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鼓励财产私有。后者是符合时代潮流的纲领，前者是一个空想的乌托邦的纲领，不能等同而论。
　　第四，推行进步的文化政策，提倡“文以纪实”。他来到天京，发现太平天国文风很坏，广泛流行着“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现象。一些文人的文章，不论“简短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禀贴面陈，俱是谗言赞誉”。因此，《资政新篇》明确规定，一切文件“只须写实，勿着一字浮文”。他把文风的好坏看成关系到官员是否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工作的问题。洪仁�指出：“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于新天新地之大观。”
　　文字是宣传政策主张的工具，文风和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因此，洪仁�十分注重文风，他特地给合朝内外官员士人下了一道《戒浮文巧言谕》，规定：“照得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理由是这些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间，故意令人惊奇危惧之笔”。若使人“听之不聪，即将贻误非浅，可见用浮文者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后期太平天国的文风有所改进，跟洪仁�的这些提倡是分不开的。
　　第五，在外交政策上，洪仁�主张平等互利，主张积极和先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由于封建皇朝长期闭关自守的影响，洪秀全、杨秀清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时都曾以“天国老大”自居，把外国和太平天国的往来看成是“臣服”关系。《资政新篇》在“柔远人之法”中，严肃地指出，那种所谓“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一切轻污文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并非“经纶实际”。他认为，这些傲慢的语言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无补于事。
　　洪仁�主张和先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在如下两个方面他的思想主张是突出的：一是建立正常通商贸易关系，而这种通商必须是平等的。他认为，“外洋鸦片烟甚为中国害”，主张“遇其航来之路，或于外洋入口之烟，不准过关。走私者杀无赦”。通过正当贸易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二是准许外国“技艺精巧”的技术人员到中国来传授技艺，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技术引进思想。他批驳那种良莠不分，排斥一切外国人的做法。他提出一面允许外国人以技艺来“教导我民”；一面制订“一定章程，一定礼法”加以限制约束。这些外国人在华活动就只能是“为国献策”，而不是“毁谤国法”。洪仁�想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达到与“番人并雄”的目的，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尽管由于太平天国的形势所然，《资政新篇》未能实现。但他的方案提出之后，洪秀全都是加以支持的，多处批了“钦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的字样。洪仁�的这些主张，虽被李秀成认为是不屑一读，但陈玉成却加以赞赏。资产阶级改良派容闳认为“洪仁�对外面世界的了解比其他诸王要多，甚至比洪秀全还要多”。容闳还向洪仁�提出7　条经济改革的建议，洪仁�也是加以赞同的，但因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加上守旧势力的掣肘，未能实现。但这并不影响洪仁�的光辉思想作为向西方学习真理的重要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第四节壮烈殉国浩气长存《资政新篇》和《立法制諠谕》的提出，表明洪仁諠的抱负，他希望太平天国政权能通过改革变得更有活力。但是，当时的形势使他的抱负不能付之实现。不过，他作为太平天国的忠诚战士，仍然时刻在为太平天国的事业忘我奋斗。
　　洪仁�不是一名行伍军人，但凭他的渊博知识，对敌对我知己知彼，在许多方面显露出他的军事才能。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部署第二次破江南大营，洪仁�认为：“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围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③因此他同意李秀成“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破京围获得成功。破江南大营之后，洪仁�主张东征苏、常、上海。他说：“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北距川、陕，西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①正如英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所说的，“太平军自起义以来，就想占有一个海口，以便可以和外国通商，并得到武器和军用品的供应”。洪仁�希望攻克上海之后，即购买火轮装备太平军，然后“沿长江上取，另发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枚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②。从这个军事部署看，虽然由于对侵略者可能助清守城甚至出面狙击太平军估计不足，但军事部署还是统筹大局的，是有一定的战略眼光的。上海没有攻下，当时安庆告急，洪仁�立即又部署围武汉以救安庆的计划。他把安庆、武汉这两个上游阵地看得很重。他说：“夫长江者古号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省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①这个见解也是有独到之处的，但围武汉救安庆的计划由于陈玉成到黄州后没有挥兵进攻武汉造成军事上失误，也由于李秀成配合不力而贻误战机，武汉没有攻克，安庆保卫战处于十分危急阶段。
　　正当陈玉成和清军在安庆城外激战之时，洪仁�奉命到皖南和林绍璋、吴如孝筹兵，并率部两万余人前来救援。但这支部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洪仁�有筹划之力，却无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救援部队指挥权借重老将林绍璋，而林绍璋又是早年湘潭失军酿成大祸的将领，生性怯弱又摆老资格，根本不听陈玉成的指挥。陈玉成在安庆大营《致章王林绍璋书》中曾指责林绍璋说：“殿下之兵，一战未开，即行自退，如误大事是殿下一人所误也。”陈玉成批评林绍璋是“轻举妄动，自惑军心”②。在这种情况下，洪仁�两次救安庆都未能奏效。安庆失守后，洪仁�十分痛心，他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③洪秀全不分青红皂白，因安庆失守革了洪仁�的职，由正军师降为副军师。大约在这前后，洪仁�掌理的外交大权也被剥夺了。据说是因③　《资政新篇》，《洪仁�选集》，第21　页。
　　①　《洪仁�自述》，《太平天国》第2　册，第851—852　页。
　　②　同上书，第852　页。
　　①　《洪仁�自述》，《太平天国》第2　册，第852　页。
　　②　《洪仁�自述》，《太平天国》第2　册，第852　页。
　　③　见《浙江日报》副刊，1956　年9　月23　日。
　　为和外国传教士关系过于密切，洪秀全不高兴，才不让他掌理外交的。
　　洪仁�在天京的实际掌权时间并不太长，安庆失守被革职后，他虽然回到天京，但由于军事形势日下，也很难左右朝政了。天京失守的前一年十一月，洪仁�便奉旨出京催兵催粮。天京陷落时，洪仁�在湖州，幼主洪福瑱逃到湖州，洪仁�就担负起卫护幼主的任务。他认为湖州势孤“恐难建都立业”，主张到江西联络侍王李世贤所部，然后北渡河南与陈得才部汇合，以图振作。但是，当他到江西时，李世贤早走赣南，洪仁�、幼天王势单力薄兵败被俘。他履行了他早在咸丰十年（1860）的誓言：“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坚贞不屈，决心效法文天祥，“至于得失生死，付之于天”。临刑之前，曾写绝命诗一首，其中写道：“英雄正气存，有如虹辉煌；思量今与昔，忿然挺胸膛”；“一言临别赠，流露壮思飞；我国祚虽斩，有日必复生”①，坚信革命事业最终要获得胜利。洪仁�最后为清廷所杀，被杀前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①　《洪仁�自述》，《太平天国》第2　册，第853　页。
　　第六章杜文秀第一节永昌惨案杜文秀是近代以回族为主体的云南各族人民联合反清起义的杰出领袖。
　　文秀字云焕，号百香，回族，云南永昌府保山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十一月初八日，幼聪颖负大志，应童子试，名列前茅。16　岁补廪生，中秀才。清朝政府自嘉庆、道光以来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危机四伏。又对回族实行空前的高压政策，民族矛盾日益严重。这时，云南地方回、汉民族经常以日常琐事发生冲突。永昌地处西南边陲，这种冲突尤为突出。地方官吏或敷衍塞责，不能认真办理；或挟私徇情，任意抑扬。于是是非混淆，舆论失实。回族人民衔冤难告，嫌怨日深，从而酿成了大规模的回汉械斗和屠回巨案。
　　嘉庆五年（1800），顺宁府（今凤庆）悉宜银厂回汉民因口角争斗，事态扩大，回民被击杀18　人①。道光元年（1821），云龙州白羊厂回民与湖广及临安汉人“因争厂地■硐挟嫌”，发生械斗，双方死伤多人，其中回民居多。回民赴京控告，地方政府奉旨处理，给回民死者每尸给银9　两，草草了事②。道光十九年（1839），缅宁（今临沧）官府唆使地方恶棍屠杀城内回民1700　人，同时将城郊五寨回民170　余户，全部焚杀①。劫余回民在张富、马效青、黄巴巴、蔡发春率领下，聚众自卫。
　　清朝地方官府始则“助汉抑回”，终则公开屠杀回民。缅宁事件很快冲击到保山。保山县城内有回民4000　余人，城外50　余村均有回民居住。道光二十三年（1843），汉人万春组织烧香会，将金鸡村等七哨汉民，组成数百人一香，或千人为一香。势力既成，目无官府，率众围困县城，企图尽屠城内回民。幸赖太守陈芝楣多方排解，虽未酿成大祸，但嫌怨已深。二十五年（1845）四月，保山城东板桥地方回汉青年因唱秧歌，发生口角，进而斗殴。回汉之不肖乘机煽惑，纠纷日益扩大。而保山县之官府已被汉绅所包围，与香哨首领呵为一气。始则拆毁板桥清真寺，焚烧当地回民房屋。接着又对金鸡村、八达营、乙丑村等处回民大肆屠杀，脱逃出来的回民前往保山城内避难②。
　　八月，张富等在距保山城六十里地的丙麻地方大败清军，邓川知州恒文据此以为保山城内回民“悉属匪类”，密召香首周曰庠、练首沈聚成密谋策划，亲授屠杀回民机宜。九月初二日黎明，哨练入城。城内原住回民加上从城外逃进城的，共有8000　余人，“无分老幼男妇，混行杀戮”。杜文秀阖家遇难，仅以身免。他的未婚妻马小有姑被恒文家奴黄贵掳匿。当时人即称此为“永昌惨案”。清吏昏庸，回汉之争，至此转为纵汉杀回的局面。风声四播，人心益增不安。保山以外各州县，也不时发生流血事件。
　　②　转引自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477　页。①　本文原载《回族人物志》第4　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②　《白羊厂回汉械斗案》，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年版，第10—11　页。①　《白羊厂回汉械斗案》，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年版，第10—11　页。②　《马文昭叩阍封章》、《缅宁回民叩阍稿》，白寿彝编《回民起义》第1　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　年版。第二节北上叩阍道光二十六年（1846），杜文秀星夜绕道至昆明，向云贵总督贺长龄上诉，长龄未能秉公办理。文秀与丁灿庭、白廷杨、刘义、沐文科北上京城叩阍。要求严惩永昌屠回案的凶犯，为死者昭雪。二十七年七月，道光帝命陕西巡抚林则徐为云贵总督“赴滇审办”。则徐抵滇，以“只问良莠，不分回汉”相标榜，实为永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