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导读-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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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导读
罗志田
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1 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2 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最明显的一个表征，便是许多时人动辄曰“近三百年”、“三百年来”的称谓来表述刚刚过去的昨天。3 不论表述者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等“世风”到了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这方面梁启超仍然是开风气者，他在1923…1924年间开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课程，随即出版了同名的讲义。4 此后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词选，也都沿其例冠以“近三百年”。5 词选不必论，在学术史思想史方面，后来影响最大而多次再版者，则为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早在1902…1904年间即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1904年所著的《近世之学术》一部分，约占全文三分之一，已开始通论这一时段的“学术思想”。6 1920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字数上比前论扩充一倍有余；7 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不仅分量大增，立意上也稍别。用他自己的话说：该书旨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之所以“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故“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8
从其三次论述看，最后一语看上去似乎不过由“清代”返回早年的“中国”，但前次表述时还在清季，对一般人而言“中国”与“清朝”基本就是同义词；此时则已在民国，其特意表明“不叫做清代学术”，并用西历之世纪来标举“中国学术史”的时段，在力图表述得更“科学”的同时，多少也有些“去清朝化”的涵义在；与近年西方汉学界特别强调“清朝”的“非中国”特色，看上去适成对照，背后的思虑或也有相通之处。
梁启超三次论述的另一变化，即其最初所论是“学术思想”，后两次则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其实他三次所论述的，如其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除具体人、事的去取有差异外，根本观念无大异同；9 三者的研究对象基本是一回事，可见明显的继承关系。则晚年梁氏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固可能有更加“精密准确”的自觉意识在，但若说其心目中“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密切到几乎可以混为一谈或融于一炉的程度，大概也差不多。10
中国传统本不强调学术分科，今日所谓“思想”与“学术”之分，在清人以及清代以前绝大多数历代学人心中，或根本不存在。故梁启超和钱穆的两本同名著作，一般被视为既存关于清代“学术史”最权威作品，但同时也是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若依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或许还更多是思想史著作。如李学勤先生以为梁启超书基本是学术史，而钱穆书“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11 有意思的是，陆宝千先生晚近所著的《清代思想史》共八章，其以“思想”名者仅二，以“学”名者凡六；12 故其全书虽以“思想史”名，却明显继承了梁、钱二氏的“学术史”取向，颇值玩味。可知20世纪思想史与学术史著作的“沟通”渊源甚早，影响也相当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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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关于这一时段学术思想的研究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侯先生先出版了两大本《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13 其书名与梁、钱二书接近。其后此书屡有改易，然1949年后各版本虽多在前书的基础上改写，却明显越来越偏重于接近“哲学”一线的“思想”，而原较注重的“学说”反倒淡化了（这或许是受到苏联学术倾向的影响）；后出各衍伸版皆无“学说”二字，多称为“思想史”，甚至有径名为“哲学史”者。如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便是在前书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不过略去了鸦片战争以后的原第三编。这一修改本后来成为侯先生主持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中的第五卷。侯先生晚年回顾该卷的修订说：他“主要着力于增补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史的论述：十七世纪启蒙思想之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背景，以及十八世纪汉学兴起和十九世纪上半思潮变向的社会根源”。14
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所论时段从鸦片战争前夕的龚自珍思想到五四时期。1993年侯先生去世后，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黄宣民校订的侯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内容基本是原来《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被略去的第三编。后者不仅在书名上从“哲学”回归到“思想”，且开篇即论康有为，黄先生以为体现了侯氏独特的历史分期观点，即学术思想史的分期和社会、政治史可以有不同，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史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而具有近代意义的早期启蒙思想史可以上溯到明清之际，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则应该从康有为开始。15
然而，部分或因其后来偏重“哲学”的倾向，侯书各版在近世学术史领域的影响不甚显著（以下所说的“学术史”，基本在前述与“思想史”互通的意义之上）。最明显的例子是同样以马克思主义取向治清代学术史的陈祖武先生到20世纪末尚不甚注意侯先生的著作，他在1995年总结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的成绩说：
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章太炎、梁任公、钱宾四三位大师，先后相继，鼎足而成。太炎先生辟除榛莽，开风气之先声，首倡之功，最可纪念。任公先生大刀阔斧，建树尤多，所获已掩前哲而上。宾四先生深入底蕴，精进不已，独以深邃见识而得真髓。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以此而论章、梁、钱三位大师之清代学术史研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总其成者无疑当属钱宾四先生。16
该文收入陈先生1999年出版的著作中，那时陈先生进入清代学术史领域已二十年，所论尚不及侯著。差不多十年后，他有了新的认识，以为“侯外庐先生继诸位大师而起，博采众长，融为我有，复以其深厚的史学素养和理论功底，掩众贤而上，将研究向前推进”。17 这里的“掩众贤而上”基本是前面“掩前哲而上”的再表述，大致把此前对梁启超、钱穆的评价转赠于侯外庐。这一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见解转变或较多体现了一位作者的读书历程，惟其专业恰是清代学术史，似仍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侯著在特定领域里的影响范围。
这样，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清代学术史”或“近三百年学术史”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或不为过。18 问题是，晚清道咸以后学风有明显转变，梁、钱两著虽在内容的处理、侧重的面相以及风格、识见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例如梁偏汉学而钱近宋学），但基本不出“务为前人所不为”的道咸“新学”之大范围，故皆可以说是道咸以来“新学”一线的产物。以“读书必先识字”为表征的乾嘉汉学正宗一线，虽因章太炎等恰好身与反清革命而使章门弟子在民初的北京大学文科中一度处于控制地位，在这特定的研究领域中，影响反而小得多。
我们的人文学领域长期以来有重专著轻论文的传统，尽管目前受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已出现偏重学术论文的倾向（部分也因近年著作出版太滥），大体上著作的影响仍非论文可比。其实章太炎和刘师培就写过相当精彩的论文总结清代学术，却并未写出长篇著作。民初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北大新学人虽对清代学术相当看重，尤其顾颉刚更有长期的准备，却因种种原因未产生篇幅较大的著作，仅写出一些散篇文章。稍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清代学术似较新文化人更为关注，前引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便可视为代表作，然而实际的情形是侯著的影响不够广泛。结果，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一领域的基本参考书便长期为道咸“新学”的观念所占据，后学无形中也更受此派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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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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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丘为君先生总结出的二十世纪“对清代思想史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三个重要理论”，分别是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和余英时先生的“内在理路说”。丘先生以为，尽管“理学反动说”影响相当广泛，也确有其价值；若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后二说更有高瞻远瞩之气象。19 这一判断是否确切是一回事，但章太炎和刘师培的论述显然不在其所论范围之内。
论者或曰，梁、钱二书有相当显著的不同，而钱先生自己后来明言，他当初在北大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课是有意为之，盖“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特开此课程，自编讲义”。且因其与梁开同样的课而论述不同，一时颇受注目。20 这样，要说两书都在道咸“新学”之大范围内，似乎有些勉强。这就需要对道咸“新学”进行简单的考察。
王国维指出：清代学术凡三变，以国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分成三个时段。其各自的特征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具体到治学内容的变化，道咸以降之学即“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王氏强调，虽然道咸以降之学基本为国初与乾嘉“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但因时代政治风俗之变，特别是国势不振的大语境促成了“变革一切”的愿望，故时人治学“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而“务为前人所不为”。21
这一趋势到光绪年间变得更明显，张之洞在戊戌年曾有一首题为《学术》的诗：“理乱寻源学术乖，父雠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其自注说：“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22 诗中刘郎指刘逢禄，张氏并非所谓汉学家，但对经今文学兴起而导致的学术变化，显然不满意。所谓“务为前人所不为”，实即处处与此前居于正统的乾嘉问学路径反其道而行之，颇有些胡适所谓“正统”崩坏、“异军”复活的气象。23
张之洞观察到的“经学讲公羊”是道咸“新学”的一个主要特点，经古文学与经今文学的区分和不同点甚多，24 但最基本的或许是以何种方式“见道”这一儒家关怀的根本问题：一主张读书先识字，字义明而经义明；一主张体会经之微言大义。冯友兰曾提出，清代之今文经学家所讲的义理之学“大与道学家不同”，盖“其所讨论之问题，与道学家所讨论者”有别。25 但寻求微言大义的今文家与偏重“义理”的宋学及诸子学仍有共性，钱穆就注意到，今文家宋翔凤晚年“深推两宋道学，以程朱与董仲舒并尊”。26 从社会史视角看三者在晚清并起，非常值得玩味。27
晚近言学术史者对今文家的态度差异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据此常可看出立言者的立场。一般情形下，受道咸“新学”影响者在经学中基本平等看待古文今文，甚或更重今文，这方面梁启超表现得更明显。而偏于古文一边的，则通常对乾嘉时的今文家尚承认其有所得，对道咸以后的今文家便多斥责其把学术搞乱。而章太炎等之所以反对今文家，除今古文家派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