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第1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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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郭影秋：《李定国纪年》＇300＇，第　27—30、186　页。



第　１２　章　　明代的历史著述


引言：若干普遍趋势


明朝统治的将近　３００　年，很难说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
发生的变化，触及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历史编纂学就其最广泛的意
义来说，也不例外。虽然革新是在一个长时期内逐渐发展的，但整个来看，
明朝最后　１００　年的历史著述与最初　１００　年的区别相当大。区别明显地表现在
质量和数量上。在这一章里，将对这些变化作详细的阐述。这里可以把它们
概括为对原始资料的一种更为批判的态度，这在　１６　世纪变得逐渐明显，并使
后一时期区别于较早的时期。
１６　世纪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更多的人有能
力接受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大量增加，对读物（包括历史著述）的需求也增
加了。这个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是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这些人
也是历史著述预期的读者。考中进士（他们构成历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的
大多数）的平均数从　１３８８　至　１４４８　年间每三年约　１５０　名增至　１４５１　至　１５０５　年
间每三年　２９０　名和　１５０８　至　１６４３　年间每三年　３３０　名。①在　１６　世纪，跟书籍和
知识的普及同样可喜的，是印刷术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据一位专家说，在明
朝的后半期，印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没有超过以前各个时期，
也与之相等。”①的确，明朝在文化思想上的突出成就不能与前此各个时期相
提并论。在历史著述领域也是这样。历史著述方面的重要革新在这之前就出
现了，到了明代成为历史著述的榜样。突出的例子是《史记》和《汉书》的
纪传体之于正史；《资治通鉴》之于编年史；《通鉴纪事本末》之于记事史；
《通典》和《文献通考》之于政书。以上仅举了最重要的类型中的少数几种。
已故的吉川幸次郎教授论证，律诗无疑在唐代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后
再也不能企及。②
但是，在唐宋时代只有相当少的能读会写的人具有欣赏以至模仿大诗人
的能力，而在随后的时代，这种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了。吉川幸次郎认为，更
广泛的社会阶层对过去文化成就的分享的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他暗
示他的这个看法并不只限于诗歌方面。看来这也适用于历史著述；有独创性
的早期样范为愈来愈多的人所知，他们于是在自己的历史著述中也加以采
用。
在这里对我们所说的历史著述作些说明，也许是适宜的。它包括按中国
传统分类法中的史部所列入的著述：




① 拉尔夫？C。克罗采：《国姓爷与中国民族主义：历史，神话与英雄》＇130＇（坎布里奇，1977　年）；唐纳
德？基恩：《国姓爷的战事：近松的木偶戏，其背景与影响》＇284＇（伦敦，1951　年）。
① 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220＇，见《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221＇（上海，1934　年），附录Ⅱ，
第　290—328　页。
② 庄金德：《郑氏军粮问题的研讨》＇112＇，《台湾文献》，12，1（1961　年　3　月），第　55—66　页。方豪：
《由顺治八年福建武闱试题论郑氏抗清的主力》＇155＇，《大陆杂志》，22，6（1961　年　3　月），第　1—20
页。



１．分为本纪、志、表和列传的纪传体官修史书或正史
２．私人或半官方编写的与纪传体正史类似的别史
３．官修的和私人撰述的编年史
４．纪事本末体史书
５．大多限于一个时期或某件事情的杂史
６．皇帝和大臣的诏令奏议汇编
７．传记
８．职官志
９．政书
１０．地理志，包括方志

对以上著述，还应加上子部中的一些类目：

１．大多分在兵家类的有关军事和边防的著述
２．分在杂家或小说类的政书

这种分类法在各种目录中不尽相同。①有许多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入
子部的书或整批的书，在其他目录中列入史部，奏议集在《四库全书总目》
中列入史部，而在别的地方列入集部。
除去这些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述之外，另有许多著作对历史研究可能很
重要。某一作者的文集可能包含对奏议的补充和作者的友人们的传记材料；
关于作者访问过的有趣的地方或作者参与过的事件的记述；有关历史或政治
问题的志、论、说；以及与友人和同事的往来书信。作者的文集中有时甚至
有短篇历史著作，而在任何书目或目录中均未提及。此外，有许多小说和剧
本应当看成是它们所产生的时代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原始资料。最后，明代
的诗歌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应看成是历史研究的资料。②
明朝头　１００　年的历史著述的特点，是政府编纂庞大的全集。进行这种汇
编是继续元代和更早朝代的传统。第一部这类作品是《元史》，编于洪武年
间，随即刊印。接着是永乐时期的主要汇编：朱熹和其他宋代学者注解的《四
书大全》和《五经大全》，以及理学著作集《性理大全》。与历史有关的是
《历代名臣奏议》，１４１６　年编，自商周以迄宋元，和著名的《永乐大典》，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汇编工程。虽然它原有的　１２０００　册①到　１８　世纪仅存十
分之一（现存更少），但它收录了有关宋、元和明初历史的一些佚文秘籍，
使其免于全部失传。含有元代驿站组织资料的《经世大典》（１３３１　年）和其
他著作，使我们能够推想元代的驿站制度。①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幼师学志》，11，2（1973　年　6　月），第　10、18　页。
② 关于郑联和郑彩与郑芝龙的血缘关系，见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63＇，《台北文物》，10，1（1961
年　3　月），第　81—84　页。
① 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证，见他的《重
考李振华先生〈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322＇，《大陆杂志》，7，11（1953　年　12　月　15　日），第　7　—　8　页，
和　7，12（1953　年　12　月　30　日），第　21—27　页，附有《文献丛编》的补充证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
馆编（北平，1930－1937　年；台北　1964　年重印），Ⅰ，第　426—428　页。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第　7　页。



这些汇编以其宏大的规模著称于世，它们反映出的永乐气派多于学术上
的成就。②在永乐朝以后，有一些对明朝历史十分重要的作品继续了庞大的官
修汇编的传统，如　１４５６　年和　１４６１　年的官修地理学，１５０３　年和　１５８７　年的《大
明会典》，和　１５３０　年的《大明集礼》。所有后来这些作品都是在司礼监的监
督下刻印的。刻板保存在司礼监为此而设的称为经厂的仓库。因此，属于司
礼监刻印的书称为经厂本。③经厂本是大开本，字体大，纸质洁白厚实，印刷
考究。它们为清朝的“殿本”和不少朝鲜本中文书提供了样板。
明代在历史著述上最突出的进步，是对历史资料采取批判的态度。明朝
的前半期，朱熹的理学派在思想中占统治地位。这一派对历史著述的影响是，
它教人按照朱熹的《通鉴纲目》所传述的那样去接受传统及其价值，而不鼓
励对历史记载的确实性与可靠性提出问题。
在　１６　世纪中叶以前，历史作者通常不去对各种历史文献和来源可疑的记
事甚至流言加以甄别。他们更不愿过问官方档案的可靠性。这种态度在正式
著作、杂著和历史注释中都很明显。像刻于　１４５９—１５６６　年间的郑晓（１４９９
—１５６６　年）的《吾学编》（２．１．１）或刻于　１５７４　年的薛应旂（生于　１５００　年）
的《宪章录》（　２．　３．　１）就仍然按这种方式编纂，即部分基于官方文献资
料，部分基于传闻或可靠性不同的记述。①例如，《吾学编》第十一章论述建
文皇帝的死，作者写道，据说建文皇帝在他的南京宫殿中被烧死，但又把他
逃往四川、云南和广西，以及他后来再度出现的故事当成可能的事实加以补
充。①在这类著作里，有时在官方档案中找不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可能混杂在无
法证实的故事传说中。
到　１６　世纪初，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开始逐渐采用陈白沙和稍后的王
守仁的新方法，他们愈来愈多地知道了文献资料和故事传说的根本区别，同
时他们也认识到文献资料未必总是提供真实的信息，而各种故事传说也可能
包含一些真实性。向新方法过渡的最早的代表之一是祝允明（１４６１—１５２７
年），他是一位反对朱熹学派的非正统思想家。他的各种杂记集（如　４．５．８）
把有价值的信息与无法证实的传说结合在一起；但他　１４９９　年刊行的苏州杰出
人物的传记集《苏材小纂》（３．５．１），基于墓志、履历和其他的文献资料，
被看成是可信的著作而受到赏识。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祝子罪知录》中，
他对历史人物提出的见解往往与传统的看法大相径庭。据说他的著作对于李
贽的《藏书》具有相当大的影响。①
但明代历史著述的这个新趋向，在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　年）这样的作家


② 郑成功手下获得爵位和文武官职的人的详尽名单，见赖永祥：《明郑藩下官爵表》＇303＇，《台湾研究》，
1（1956　年），第　79—101　页，和　2（1957　年），第　47—78　页。
③ 关于郑成功接受永历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资料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见朱希祖：《郑
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　87—112　页。
① 关于这一点和下面提到的见解，见廖汉臣；《延平王北伐考评》＇341＇，《台湾文献》，15，2（1964　年　6
月），第　47—74　页。
① 关于张名振的死期，廖汉臣的有所根据的猜测＇见他的《鲁王抗清与二张之武功》＇340＇，《台湾文献》，
11，1（1960　年　3　月），第　102　页＇，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118＇（北平，1930　年）
第一编第　4　卷第　576　叶有明确的证实，即在　1　月　12　日至　25　日之间的某个时候。
① 李振华：《张苍水传》＇312＇（台北，1967　年）；石源道博：《张煌言之江南江北经略》＇275＇，《台湾风
物》，5，11—12（1955　年），第　7—53　页。



的著作中才有了充分的表现，他也来自苏州地区。不像明代早期的作家，王
世贞有机会接近实录，他　１５９０　年刊行的《弇山堂别集》（　２．　２．　６　）和　１６１４
年刊行的《弇州史料》（　２．　２．８）中发表的各种历史论文，就主要根据这些
实录。他的论文《史乘考误》，清楚地显示出他对各种资料的相对价值和需
要选择与批判性评价的理解。例如，他在这篇论文的前言中说：
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
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
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史失求诸野
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其著人非能称公平贤者，寄雌黄于睚眦，若《双溪杂
记》、《琐缀录》之类是也。二曰轻听而多舛，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
之，若《枝山野记》、《翦胜野闻》之类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诞，或创为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
好，不覈而遂书之，若《客坐新闻》、《庚巳编》之类是也。无已，求之家乘铭状乎？此谀枯
骨谒金言耳。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
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臾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在这篇文章里，王世贞把他对历史著作不加选择地引用其他著作的一般
批评具体化了。在　１５９４　年刊行的《国朝献征录》（３．１．２）中也看到对原始
文献资料的很大重视，此书是焦竑（１５４１—１６２０　年，①编的一部由墓志铭、
纪念碑和明代杰出人物的讣告组成的庞大的传记性汇编。
焦竑大为称赞的李贽（１５２７—１６０２　年）是明代最独特的非正统历史著作
家。①他的刊行于　１５９９　年的《藏书》，是一部上起周代下至元代的杰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