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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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小商品生产。同时它也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具有半殖民地性质。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的同时，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开始解体。
总之，同治朝以来，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侵略下，中国手工业的破坏和农产品商业化的发展，标志着以“耕织结合”的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分解。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时间和程度不一，因此，各地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沿海、沿江的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分解的速度就快、程度就深，广大内陆地区分解的速度就慢。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结果，但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地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及掠夺原料，其目的不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其结果是破坏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外国资本主义借助于中国农村封建势力和城市买办商人得以把掠夺的触角伸向各地。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为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市场，使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第六章商业第一节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下的中国商业（1848—1894）
鸦片战争后的中外贸易1。对外贸易自主权的丧失。
英国为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首先发动鸦片战争，逼迫清皇朝签订了《南京条约》。随后，法国、美国、俄国、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典、挪威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倚仗强大的军事实力，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夺取了巨额赔款和各种在华特权，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其中以对外贸易自主权的丧失，对中国的商业活动，尤其对外贸易的危害最大。
第一，外国侵略者享有协定关税税则权，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被剥夺。海关自主权是国家独立自主的标志，海关起着保护民族工业和民族经济发展、保护本国市场稳定，防止外国竞争和商品侵略的重要作用，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更是抵制外来商品侵入，保护本国商业的重要武器。鸦片战争前，清廷与一切独立自主国家一样，对海关的税收和行政管理都享有独立的主权，一切来自外国的船舶都要接受检查和监督，并按照规定的原则和税率缴纳进出口税。进口税一般为16％，出口税一般为4％，这是较合理的和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税率，海关自主权起着抵制外国商品冲击的作用。
但是在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南京条约》第十条中规定，中国不能根据本国利益和政策单独制定关税税则，而只能和英国共同来“秉公议定”。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按照英国方面意见，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协定税则。在《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协定关税原则被固定下来。从此，不经外国同意，中国不能自行修改海关税则。中国既已丧失了税则自主权，海关也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尤其是保护对外贸易的功能。
除海关关税外，外国侵略者还侵犯了中国内地征税的主权。当时清廷规定，任何商品在国内流通都有常关税。《天津条约》却规定，外国货物（洋货）运销内地或从内地运土货到通商口岸出口，除纳一次5％的海关税外，在内地只须在第一关交纳2。5％的子口税（也就是内地关税）后，就可以遍运中国各地，不必像中国商人贩运商品那样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结果，中国在丧失关税自主权的同时，还部分地丧失了内地税自主权。外国资本主义没有了从港口到内地的一切关税障碍，更强有力地冲击中国商品和商品市场，最后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中国土特产和原料打开通道。第二，外国侵略者又夺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海关是监督进出口货物合法进出国境和征收关税的行政管理机关，是国家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正式成立海关，由清廷掌握海关的行政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中却规定：外国商船进入中国港口，由该国领事通知海关，双方共同检查货物和划定货价；外商的非法行为由外国领事处理；外商在非通商口岸走私货物，由外国领事来决定是否没收。这些都是对中国海关管理权的侵犯和粗暴践踏。咸丰三年（1853），英、美、法侵略者和上海道台吴健彰相勾结，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乘机占领了上海海关，并于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四日（1854 年6 月19 日）订立关于上海海关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于咸丰四年六月十八日（1854 年7 月12 日），由英国人威妥玛（咸丰五年改由李泰国）、美国人卡尔、法国人斯密斯组成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管理海关行政，中国最重要的上海海关大权被外国侵略者所侵夺。
与此同时，外国侵略者又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要挟清廷，进一步控制我国其他海关。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内规定：“中国政府海关之统一制度，通用于各通商口岸”，“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咸丰九年（1859），英人李泰国被清廷任命为第一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设总税务司署于上海。同治二年（1863），英国人赫德继任，并在两年后把总税务司署迁到北京，设衙门办公，成为掌握中国海关大权的机构。以后，就用赔款、借款抵押手段，全部控制中国海关收入的保管和支配权。
总之，中国丧失海关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管理权以及关税保管支配权，使中国海关彻底变成了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据点，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到致命打击和摧残，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商业发生种种变化的根本所在。
2。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和对中国商品市场的控制。
外国资本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目的在于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同时大量掠夺原料，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它们的需要。在道光二十年（1894）以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活动，是以商品输出为中心展开的。就其商品侵略的方式和结构及其深入程度来看，光绪朝以前，主要在各通商口岸附近，机制工业品输入数量也不很大，还未全面触动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此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在商品输出渐增的同时，列强开始对中国大规模资本输出，经济势力开始深入到中国内地和广大农村，逐渐控制中国国内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操纵对外贸易，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殖民地市场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对外贸易自主权的丧失，中外贸易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外国洋行迅速控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首先，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逐步合法化，走私口岸从广东扩展到福州、浙江、江苏沿海各地，直到河北、东北地区，上海成为鸦片走私的另一个中心。嘉庆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800—1839）进口鸦片42。87 万箱，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年（1840—1860），仅由印度进口鸦片就达94。92 万箱；咸丰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61—1895），更高达234。75 万箱。若从平均每年输入鸦片总值与贸易总额比重看，同治三年至十二年（1864—1873）占38。9％，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九年（1874—1883）占42。5％，说明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前后，鸦片贸易居进出口贸易的首位。“花钱买鸦片。。消耗了白银而大大妨碍了中国人的一般贸易，实际上就必须用茶叶和丝来偿付其他商品”①。而英商却在罪恶的鸦片贸易中大发横财。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孟加拉生产每箱鸦片为237 印度卢比，运到中国售价为2618 印度卢比，攫取利润高达11 倍。鸦片贸易的增长是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中失去优势的重要原因。
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14 页。同治朝末年，欧洲工业技术革新，动力机器迅速推广，铁路、轮船航运业迅速发展，工业生产品产量迅速增长，生产费用却大为降低。同治八年（1869）苏伊士运河通航，缩短了对中国输出商品的运程，运输费用减少。同治十年（1871），上海—香港、香港—伦敦间海底电缆接通。这一切使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有很大增长。从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1864—1894）中国进出口贸易值看，同治三年出超2446。4 万两（海关两，下同）；同治十年入超839。8 万两；光绪六年（1880）入超140。9 万两；光绪十六年入超8994。9 万两；光绪二十年入超3399。8 万两。其间，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年（1872—1876）的5 年里，虽有出超，但自光绪四年（1878）以后到甲午战争前已无出超，全是入超，而且入超额越来越大②。其次，在外国商品输入量激增的同时，中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同治十年至十二年（1871—1873），中国丝茶两项占出口总值的87。2％，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1891—1893）降到51。5％，其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则由12。8％上升到48。5％，其中主要是棉纱和棉布，豆类、草席、花生、皮毛等物品。出口货物种类的新改变是由于世界工业发展对这些原料的需求，中国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出口商品的价格也由外商操纵，直接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中国对外贸易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为了商品输出的需要，鸦片战争后外资洋行迅速增加。道光二十年（1840）还不足40 家，同治十一年（1872）就达343 家，光绪八年（1882）增到440 家，光绪十九年（1893）已达580 家。外资洋行在同治末年后，从经营进出口贸易又扩展到航运、金融、码头、货栈、保险、工业企业方面的投资，尤其凭借其在中国夺取的沿海、沿江航行特权，纷纷建立轮船公司，加强商品倾销力量，进一步强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控制地位，并且直接或通过买办向华商贷款购货，将华商置于自己的附庸地位。外国洋行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作用，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贸易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第二，买办资本的产生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形成。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它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直接雇用了为它们服务的买办。
鸦片战争前在中外贸易中就出现了买办，但那时他们还属于中国公行的雇员，主要任务是代理外国商人推销商品、买进货物，基本受封建政府控制和委托，管理和监督外国商人。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废止，外商自由贸易，可以自行雇用中国人充当买办。这时的买办不受清廷任何约束，完全受外商支配，为外商在中国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后来，随着掮客商人的加入以及外国商行直接培训和提升仆役人员，买办的队伍日益扩大。买办与外商之间的雇佣关系发展成为一种买办制度，双方订有契约，中国政府无权过问。许多从官商巨贾转化来的大买办，指望从外国资本主义分子那里分到一杯羹，同时利用买办的有利条件，继续经营自己的商业和其他企业，加速资本积累，因此，格外卖力地为外商服务，危害着民族工商业。
买办和买办化商人在为外商服务的活动中增殖起来的资本，就是买办资本。主要有三方面的来源，首先是靠买办的佣金收入。除薪金外，外商又根据推销商品、收买原料的营业额大小，付给买办报酬，一般1—2％，高者达5％；并用“销价差额佣金”鼓励买办为他们攫取高额利润。所以佣金已不仅② 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 表。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 年版。是对买办劳务所支付的一种代价，而是刺激买办追求高价，从而达到扩大利润的一种重要手段。甲午战争前，一般买办薪金低的只数十元，高者也不过数百元，但是一年的佣金收入却常在数千元甚至几万元。为了“致富巨万”，买办要竭尽全力为外商服务。其次是买办兼营企业的收入。买办中不少人原来就经营商业或钱庄，投靠外商后，依靠他们在中国攫取的特权，打着外商的招牌，闯关偷税获取非法利润；或从国外银行通融资金，增加工商企业的资金和竞争力，大发其财。如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自己买有许多商号货栈，帮助侵略者推销鸦片、棉毛织品及收购丝茶产品。可以说，买办假洋人之手发财致富。外商企业吸收中国人投资来壮大自己实力，是其实行经济侵略、压榨民族资本的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