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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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史书，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古籍如《山海经》、《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法言》、《太玄》、《潜夫论》、《论衡》、《新语》、《中论》、《水经注》、《大唐西域记》等著作，清末民初时每本书都有一人至数人为之校勘考释，为此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等与近代新史学维新运动时期及其以后，严复的西学介绍和康有为政治变革学说的影响，加速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诞生。严复的翻译作品，直接影响于史学的当推赫胥黎的《天演论》、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以及宣传“天赋人权”思想的作品。这些学说的进化史观、社会发展阶段论、批判封建“君史”、主张重视“民史”的思想，成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核心。康有为对历史学虽无切实的科学研究，但他宣扬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观和大同思想，尤其是运用史学作为社会变革理论张本的做法，在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最先揭出“史界革命”和“新史学”的旗帜。他在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01—1902）写出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等史论专著。在这两部史论和其他有关论述中，梁启超抨击了中国封建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造”的重大弊病；把封建的旧史书称为“君史”、“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和“蜡人院”；批评旧史学只能“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耗民智”，而不能让人掌握群体进化的规律以作为“经世之用”。所以“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①。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虽然还存在着形式主义，并有些言过其实，但确实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上的革命朝气。
梁启超希望通过“史界革命”以建立“新史学”，他的新史学，就是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和历史事件的内在关系，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这与封建旧史学的寻求治乱鉴戒、发挥人伦“义理”，以求皇朝的长治久安的价值标准，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梁启超还以历史进化的观点，取代旧史学“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看法②。此外，他在“英雄”和“无名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上采取折衷主义；把种族优生论、地理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引进史学领域；在编纂方法①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6 页。
②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8—9页。
上要求打破旧史学的纪传体和表志体，采用西方史书的章节体，都是开创性和局限性兼而有之的表现。
夏曾佑（1863—1924）是实践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编写中国通史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他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始着手，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史》（三册，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从太古时代写到隋朝）。夏曾佑在该书的《序》中，明确表示研究古代史是为了“知来”，“以供社会之需”，为此他以“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以自勉。书中表明他信仰达尔文的进化论，也采用了甄克斯《社会通诠》中的观点，划分由图腾而宗法、由宗法而国家的社会进化阶段，并认为私有制和专制制度取代古代的公有制和公选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这些显然比传统史学中美化古代、视上古为黄金时代的复古观念高明得多。
夏曾佑还提出，史书的纲领有三条：“一为关乎皇室者，。。为一代兴亡之所及者”，“二为中国境内周边各族”，“三为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①。在体例上，《中国古代史》最先采用篇、章、节的结构，以时间为经，以重大事件为纬，在描述历史递嬗时，采用“一代兴亡所系者加详”、“一人一家之事无不从略”的处理方法，把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史，明晰完整、详略得当地一气贯通。
但作者的意图并未完全实现，《中国古代史》内容的重点，一在帝王将相，多写“宫廷之变，群雄之战”；二在宗教和文化，夸大了精神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因为作者认为“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因而过分地强调了周代文教创制和孔子学说的意义，对于生产和经济状况则讨论不足。《中国古代史》的重大缺陷证明，以进化论和文化史观指导写作的通史，仍然难以说明历史变迁的本质，也无法科学地揭示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
章太炎很早就重视史学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注意从历史中寻找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资料，强调利用史籍增进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在《致梁启超书》、《致吴君遂书八》以及重印本《訄书》的一些篇章中，提出写中国史须“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他也以进化论为指导，认为通史之所贵，“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属于进步和革命的史学目的论。稍后，他对于史学的内容曾概括为“第一是制度的变迁，第二是形势的变迁，第三是生计的变迁，第四是礼俗的变迁，第五是学术的变迁，第六是文化的变迁”①。他与维新派人士不同的见解有两点：一是强调“治史尽于有征”，反对康有为的“妄意其事”；二是赞同历史发展可以突变，充分肯定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革命。
章太炎在史学领域中的主要成就是初步总结了中国学术思想史。重印本《訄书》从《原学》到《学隐》十三篇文章，以及其后的《诸子学略说》和《国故论衡》，体现了他对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的探讨。他对先秦各家各派和后来的汉学、玄学、理学、心学、清代诸家，均有中肯的分析和许多创见。但是章太炎受古文经学派观点束缚，对史料信古少疑，批判精神不及梁启超，“夷夏之防”的种族色彩浓厚，中年以后回归孔学，其学术史研究再未有更①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2 篇，《凡例》。
① 章太炎：《教育今语杂志》第2 册“社说”。
大的进展。
刘师培亦在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书中指出中国“上古之史多荒渺，而纪事互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纪事多相袭。。。欲治中史，非编一繁简适当之中国历史莫由”。他强调要以关系国民的重大历史事实为中心，又要有一种系统的哲学思想为之连贯，还应参考西方史学的有关成果，内容应兼及宗教、社会等多方面，“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该书对上古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作了探讨，对中古、近古社会的种族分合、政体异同、制度改变、学术进退均有论析，而以历史进化论贯穿全书。
近代新史学的首次低落和传统史学的回潮辛亥革命前后，无论是持改良派观点还是革命派队伍中的学者，都更热心于政治活动，真正专心致志于史学者甚少。前述诸人，除夏曾佑有实际为半部的《中国古代史》外，梁启超、章太炎的史学，均呈现为有理论观点，但未成为思想体系；有单篇史著，但未产生专门史书的状况。因而资产阶级新史学不足以真正占领史坛。辛亥革命后，由于封建余孽和北洋军阀政治上的复辟活动，康有为等人在思想上的倒退变古宣传，以及首批资产阶级学者的颓唐落伍，旧史学一度回潮。于是有王先谦、叶德辉继续用史学来宣扬封建宗法思想，并仍然把史学当作经学的附庸。还有缪荃荪的《续碑传集》、闵尔昌的《碑传集补》、尚秉和的《辛壬春秋》、徐世昌的《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列女传》等宗旨在“崇圣道”①，方法上“仍先秦、两汉治经之家法”②的著作一一产生，而属于新史学的理论和著作却处于不振。
尤其是在袁世凯支持下设立的清史馆，以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后改称馆长），延清柯劭忞、缪荃荪、王树枬、吴廷燮等百余人参加，内中除极个别人之外，全是清朝遗老和旧史学家。这些人多以遗臣自命，欲“用修史以报故君”，因而在修史之初就确定体例“不妨依据旧史”，在内容上采用于式枚、缪荃荪等在《谨拟开馆办法九条》中所说的“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休养生息。上无失德之君，下无抗命之臣，固属前代稀有，而武功赫奕、拓土开疆、文教昌明，轶唐绍汉”的观点为宗旨，在1927 年北伐军进入北京前匆匆编印成《清史稿》。《清史稿》采摭资料丰富，史实较为赅备，有些资料也经过了一定辨别整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体例上创立了“交通”、“邦交”二志，“畴人”、“藩部”、“属国”三传，“诸臣封爵”、“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藩部”等六表，反映清代社会生活和制度的新现象，为旧史所没有。但是《清史稿》极力赞颂清皇朝的统治，称其“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①，对清代历朝皇帝无不美化为可与尧舜禹汤相媲美；而对于有损清皇朝尊严的历史事实、暴政和对外战争失败，则曲意隐讳，诸如清主之祖原为明朝属臣、顺治初年的圈地、平定东南时的屠城、残酷的文字狱、慈禧与光绪的矛盾等，都运以煞费苦心的“曲笔”，甚至“削而不录”。该书尤其仇视各族人民的① 徐世昌：《清儒学案·凡例》。
② 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① 《清史稿·遗隐传序》。
抗清斗争和反清起义，甚至诋毁推翻了清皇朝的辛亥革命，藐视和反对民国。如称辛亥起义为“谋乱于武昌”，视辛亥革命中被革命军击毙的端方、赵尔丰、松寿为“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纪年时凡民国以后之事，均用干支或曰“越若干年”，以表示不奉民国正朔。《辛壬春秋》更明确地表示怀念清皇朝，偏袒立宪派，拥护袁世凯，仇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考古学的巨大进展考古学受到重视，始于清代的乾隆朝，从乾隆十四年到五十七年（1749—1792），廷臣受命编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共96 卷，记载北京内廷和盛京（沈阳）所藏古物80 种、4074 器，其中有文字者1290 件。自此实物考古之风渐起，到鸦片战争前夕，阮元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更引起官吏和学者个人考古之风。阮元以后，曹载奎、吴荣光、刘喜海、吴云、吴式芬、徐同柏、吴大澂、陆心源等人，于考金（铜器）、考石刻、考陶器、考印玺，均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其中如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录》，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愙斋集古录》，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古籀余论》，陆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等，在考古学界颇具影响。
光绪末年，河南安阳和西北地区地下古物的出土，既造成了我国珍贵古物的遗失，也促进了考古学的巨大发展。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殷人求卜用的大量甲骨，这些甲骨出土后归于王懿荣，王死于庚子之役后归于刘鹗。刘鹗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名以《铁云藏龟》出版。刘鹗发配新疆后收藏散失，加上河南商贾时以出土甲骨求售，日本考古学家乘机攫得一部分。同时的中国学者最先有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其后有叶玉森、董作宾、郭沫若、商承祚、金祖同等人从事甲骨文研究，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运用《铁云藏龟》考释甲骨文的最早著作。
甘肃敦煌东南三十里鸣沙山有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不仅多石刻、绘画，而且藏有六朝隋唐的经文写本。自宋初寺僧将藏经石室密封，不为人知将近千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修理石室，壁破书出，轰动学界。光绪三十二年（1906）英国人斯坦因（Mo Aural Stein）到新疆，次年五月到千佛洞，盗走写经24 箱， 艺术品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