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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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时期开设的新式学堂比洋务学堂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学堂的设置看，它已从专门的习西文和习西艺的培养外交军事人材的专门学堂，发展到近代教育结构初步完善的普通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从课程的内容看，它已从偏重于理学转向偏重于实学。如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定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为专门学，把经学、诸子学降为普通学；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从招生的对象看，出现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新事物，开办了女子学堂。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1898 年5 月31 日），上海电报局的经元善发起创办经正女子学堂开学，课程分中文，西文两种，中文课主要有《女孝经》、诗文、图画，医学等；西文课主要有体操、琴学等。
戊戌运动时期新式学堂的开办比洋务学堂开办更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它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31 页。
直接冲击了科举取士制度，并改革了旧的书院体制。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废八股取士，改试策论。伴随着废八股，改革传统书院体制也成为维新学堂开办的重要内容。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主张更定书院章程，书院除讲求经学理学外，也应兼习算学格致等有用之学。同年，翰林院侍讲学士秦授章上《请整顿各省书院预储人才折》，提出“定课程”，“重师道”，“核经费”等主张；对书院课程，议分经、史、掌故、舆地、算学、译学六门，并主张以算学、译学作为正途选拔。梁启超也上书张之洞，议改书院课程，主张向日本学习，“以时务一门课程为诸学之归宿”。在一片改革书院的呼声中，同年，陕西巡抚张汝梅等在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课程不限定中学西学，但求有裨实用。这是维新运动时期开创的第一所新式书院。不久，贵州学政严修将贵阳南书院改为经世学堂，讲授经史、算学、时务、政要，首开贵州新学风气。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将各省、府、厅、州、县现在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这样，改旧书院为新学堂之风一时盛行，如八月十九日（9 月14 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时奏请将江南旧有之储材学堂改为江南学堂，并将旧有之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等六所书院，全部改为府县学堂①。
留学政策的确立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和一些开明官吏在积极推进新式学堂开办之时，也积极倡导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6 年2 月7 日），总理衙门以“近日交涉日繁，需材益众”，拟派同文馆学生4 名，分往英、法、俄、德四国学习语言、文字、算法，以3 年为期。清廷同意照派。这是甲午战后中国第一次向外派遣留学生。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奏请仿照曾国藩派幼童赴美肄业。及福州船政局屡派学生赴英、法肄业成案，派江南陆军学堂、铁路学堂、储才学堂中已通西文学生出洋肄业，预定中学3 年、大学6 年为期，先派40 名，请出使法国大臣庆常就便监督，由候补知县沈翊清带领出洋。这是维新时期地方上首次奏派留学生。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 月），中国驻日公使经日本政府同意，选定唐宝锷、戢翼翚等13 人留学日本，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借东京神田三崎町住户为学校校舍，由本田增次郎任监督，吉田、后滕任讲师，教授日语、日文及普通学科。这最早的中国留日学生学校，没有校名，办了3 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结束，13 名留学生有6 人中途辍学，7 人毕业获得毕业文凭。这7名毕业生中，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3 人转入专门学校攻读①。此为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同年夏，船政学堂选派学生6 人，由监督吴德章带赴法国学习制造新法，是为船政学堂派学生出洋之第四届。以上为维新运动初期留学生派遣的大致情况。
自光绪七年（1881）清廷全部撤回留美学生后，一直没有统一的派遣留学生计划与明确的政策，以致派遣留学生长期未形成风气。直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 年4 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其“游学篇”大①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01—302 页。
① 实滕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0 页。
力倡导留学日本之效，才促成了留学风气的形成和清廷留学政策的逐步确立。张之洞在“游学篇”中大力宣扬：“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并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①随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也积极推动。这年四月，矢野文雄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该国（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借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②第一个赞成这一建议的是御史杨深秀。他连夜制订《游学日本章程》，并且上奏皇帝，请旨准行。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这一建议开始实现。同月，康有为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指出“日本道近而费省”，主张“广励东游，速成尤易”③。六月十五日（8 月2 日），光绪帝诏谕军机大臣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令着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一并咨送，均毋延缓④。军机处奉旨令总理衙门提出具体方案。总理衙门复奏：“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两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即由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照料，无庸另派监督。各生应支薪水用项，由臣衙门核定数目，提拨专款，记交出使大臣随时支发。”①这是清廷第一次明令全国派遣留学生。这样一来，留学政策开始确立，留学日本也从此成为一种国策。
此后，张之洞率先派遣志愿学习陆军者4 人，又在浙江求是学院派出志愿学习文科者5 人（1 人因事未出）赴日留学。各省总督也跟着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综计此时派遣赴日留学生共有64 名，其中南北洋、湖北各20 名，浙江4 名。日本方面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东京成立成城学校和日华学堂，分别接受以陆军为志愿和以文科为志愿的中国留日学生。在另一方面，维新人士罗振玉在上海开设东文学社，陈宝箴在福州开设东文学堂，教授日语及普通学科。自此以后，同类学校在日本和中国不断增加。戊戌政变后，清廷下令废除维新之法，但百日维新中确立的留学政策并未废除。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1899 年9 月1 日），光绪帝秉承懿意，诏谕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制定“出洋学生应如何分入各国农工商等学校专门肄业，以备回国传授”的详细章程。总理衙门遵旨议定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六条，即：“一请饬出使大臣就现派出洋学生，督令各肄专门之学；一请饬选拔农工商矿务书，删繁举要使人人易于通晓；一请饬疆吏宽筹常年经费，续派高等学生出洋肄业；一出使参赞随员，如有精通洋文者，亦可令肄习各学；一俟学生业成回华，分派各省农工等艺学堂以开风气；一请将业成回华得有文凭之学① 《劝学篇·外篇》，第5—6页。
②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3 页。
③ 《戊戌变法》第2 册，第222—225 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422。
① 《约章成案汇览·游学门》乙篇卷32 上，第24 页。
生，甄别优劣，分发委用，量予官职以资鼓励。”①但因义和团运动，使这一章程未能实行，所以，这时期派遣的留学生仍以军事为主。光绪二十四年（1898）派遣留学日本的64 名留学生中，有45 名学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毕业于东京成城学校，成为这所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随后升入陆军士官学校。
这时期留学生派遣与洋务时期留学生派遣比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留学西洋转为留学东洋。此外，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情况是政治流亡学生的出现。戊戌政变后，维新运动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其门人弟子亦纷纷到日本。次年，梁启超与横滨华侨商议后，在东京牛噫东五轩町筹设东京大同学校，最初有学生18 人，多数是流亡日本的维新人士，包括蔡锷和范源濂等原长沙时务学堂学生②。光绪二十五年（1899），康有为离日本赴美之后，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章炳麟后亦来相会，政治流亡学生与自费留日学生也随即增多。
① 《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2 上，第21—28 页。
②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8 页。
第三节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政学堂的开办科举制度的废除光绪二十六年七月（1900 年8 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十二月（1901 年1 月），慈禧太后指示，光绪帝在西安发布上谕，宣称：中国过去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因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向上奏报，以备朝廷实行新政时采纳①。次年，政务处创立，成为实行新政的指挥部。
办理新政，首先需要人才。当时积极赞同新政的封疆大臣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一致认为：“人才之兴赖乎学校”，然而“科举一日不停”，“学校决无大兴之望”②。于是，这时期新式学堂的开办，其矛头直接指向了清末科举取士制度。从这点而论，新政学堂的开办是维新学堂的继承与发展。
清末科举取士制度的废除，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对科举取士内容的改革。戊戌变法中，曾一度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取士，因戊戌政变而被取消。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改革教育，第二次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并同时下旨废除武举。为了破格选拔人才，这年还仿博学鸿词科例，诏开经济特科，定于癸卯（光绪二十九年）会试后正式举行③。
其次，对科举中及第人数的递减。光绪二十七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会奏变法自强第一折》，认为“今日育才要旨，自宜多设学堂，分门讲求实学，考取有据，体用兼赅，方为有裨世用”。然而，学堂毕业难于取得功名，这样聪颖子弟多裹足不前，于是建议“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必当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以励济世之人才”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又会同张百熙、荣庆上《奏递减科举折》，把递减办法具体化，建议“从下届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②，奏定9 年内分三科减尽。
最后，对科举取士制度的全部废除。时代洪流难以阻挡，不待9 年，仅仅两年之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许多封疆大臣，如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人联名奏请立停科举。他们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所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