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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节

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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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轮船侵入长江航线以后,造成了长江中下游木帆船业的迅速衰落。
  “1860 年开放长江,轮船通航,数千艘帆船遂被逐入支流。这些帆船对于当时行驶在支流中的小船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在他们的竞争下,数百名小船的船夫,被贫困和诱惑所屈服。。。其中许多人为了吃饭而不得不加入叛军”⑥。事实上,支流上小船的水手,长江航线被裁减下来的大批水手、纤夫,有的加入太平军,有的则加入清军或湘军。
  渗入湘军与清军兵营中的哥老会,往往也称哥弟会、仁义会、洪江会、江湖会、英雄会、乌龙会等。哥老会之所以能够在湘军与清营中传播,主要因为它投合了兵丁们的需要,即遇事互相帮助。“自军兴以来,各省招募勇丁,在营之日类多结盟拜会,誓同生死,期于上阵协力同心,乃历久之习惯”② 同上书,第1337—1338 页。
  ③ 同上书,第1339 页。
  ④ 四川的“啯噜子”是来自各省游民中的秘密结社,一部分活跃于川陕老林地区,一部分在川东泸州到重庆以下的川江之上,充当水手,或驾船为生。见档案《朱批奏折》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七日及李世杰折,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① 《左宗棠奏疏》卷33。
  ② 《军录》张之洞折,光绪廿五年正月廿一日。
  ③ 《军录》左宗棠折,同治五年五月初八日。
  ④ 《军录》闽浙总督英桂折,同治八年三月初一日。
  ⑤ 《军录》署四川总督锡良折,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二日。
  ⑥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 册,第1307 页。
  ①。湖南湘勇中,“哥弟会党,人数多不可计”。不仅一般勇丁,甚至“积功保至二三品官阶”者,也纷纷结拜哥老会。咸丰八年(1858),清营中发现蓝翎都司饶嘉宾与都司龙正文、守备刘吉芬等30 余名军官结拜哥老会②。光绪五年(1879),一名被革职的总兵杨开泰与曾任知县、都司等职务者,结拜哥老会③。左宗棠的湘军中,哥老会尤多。当左宗棠率湘军来到西北时,哥老会也随之传至陕、甘及新疆等省④。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湘军大量裁撤、遣散,被裁遣者,生活无着,遂沿袭军营中结会之习,在各地开堂“放飘”,使哥老会迅速发展。据清官员奏:“自咸同军兴以来,湘民释耒从戎转战者,湘军几遍寰区。从军既久,习于游隋,又兼素无恒业,遂不肯复安耕凿,每踵军营积习,结拜弟兄。”⑤咸同以降,哥老会受到天地会与青帮的影响,或与之融合,往往也带有洪门与青帮的某些特色,如哥老会一般称红帮,因有些哥老会成员也加入洪门或青帮(安清道友),故人们往往把它与青帮、洪门相混,或讹为青红帮。实际上哥老会自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独立的组织,与天地会(洪门)和青帮不同。哥老会的组织立有山、堂、香、水,如光绪年间湖南哥老会首领龙松年便立有双龙山、公义堂、五湖香、四海水。哥老会内有严格的等级,首领称正龙头、副龙头。其下设有五堂:即坐堂、陪堂、刑堂、礼堂与执堂。举行仪式时,还临时设有“盟证”、“香长”,一般由五堂中人兼任。另外还设有头目,分为:心腹、圣贤(又分文圣贤、武圣贤)、当家(又分披红当家、插花当家)、红旗、黑旗、巡风等。头目之下还有大九、小九、大么、小么、大满、小满。结会开堂,称为“开山”,要举行开山式,一般在深山古庙或人迹罕至之处举行。会场正面设坛,上祀五祖、关羽,并有用红纸书写之“进山东”、“出山东”,内容为誓辞、条规、檄文等。由正龙头向神坛朗诵。一般头目、会员对神礼拜,行“抖海式”立誓。一般会员入会,也要举行入会式,于清净之处举行。新会员入会,须有老会员介绍,称为“保举”。会场之布置,也与开山式相同。由管事者引保举及新入会者进入会场,新入会者跪于神前,由管事者提问,新入会者作答,内容皆有定式。然后举行“抖海式”。这时,管事者斩一白雄鸡,口称若日后背盟,即“有如此鸡”。誓毕,再行礼起立。礼毕,由管事者将新入会者之姓名,填记于“宝”即名录之中,并缴纳会费,即算入会①。
  随着哥老会组织的发展,其成员遍布各省,号称其成员不持一文,可往来全国。每至一处,先谒外管,称“拜码头”,继而引见龙头,待以宾客之礼。临行时,复按其在会内之职位高低与路程远近,送给盘费。若需要巨款时,则由龙头派人“拖队伍”,即进行抢劫。
  ① 《军录》湖南巡抚刘崐折,同治六年六月初一日。
  ② 《军录》英桂折,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③ 《军录》贵州巡抚岑毓英折,光绪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④ 《军录》左宗棠折,同治六年九月初二日。
  ⑤ 《军录》湖广总督张之洞折,光绪十八年七月廿三日。
  ①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4 章,商务印书馆1911 年版。
  第二节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会党这一时期,教门在组织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已陷入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之中,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则降为次要和从属地位。因此,除少数卖国分子外,全国人民都能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前深受教门影响,被视为教门“羽翼”的民间武术团体,如义和拳、大刀会、金钟罩等,纷纷同各地的地主武装——团练结合起来,组成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白莲教系统的教门组织,也发生了分化。有些成员,放弃了“反清复明”的口号,接受了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加入义和团①。有些继续反对清廷,因屡遭镇压而加入了基督教与天主教②。有些则成为纯粹的封建迷信团体,在民间传播封建迷信思想,靠骗钱财来维持,如光绪八年(1822)成立的一贯道,便是在原来白莲教基础上建立的,后来进一步堕落为反动会道门。
  义和团运动期间,各地会党组织十分活跃,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中,冲锋陷阵。其中较著名的事件,有四川大足龙水镇余栋臣领导的哥老会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长江流域各省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在浙江,这时还成立了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的会党。
  终南会。属哥老会系统,也称终南山,其首领张恭、蒋天山及沈荣卿都是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开明。他们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议论时政,日益感到“四夷交侵”的险恶形势。在原首领离去后,他们改终南山为龙华会,向群众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宣传革命思想,有众2 万余,已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
  双龙会是由拳师王金宝受终南会之委托而创立,亦有2 万余众,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提出“洋教为非当灭”等口号。
  伏虎会,亦称伏虎山,系终南会分支,由海宁人王锡桐创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海宁官府支持天主教会欺压群众,王锡桐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结果遭官府关押。获释后,“立会招贤,以排外为宗旨”,创立伏虎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组织上万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占领海宁县城,焚毁该县天主教总堂。后遭清廷镇压,事败,伏虎会并入龙华会。
  白布会。最初是浙南一带的团练组织,后来流入严州一带,变成客民的同乡会。在濮振声出任首领后,改订章程,按军事编制,建立“独立军”,从事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天主教民专横,官不能制”,濮振声率领白布会起义,活跃在建德、桐庐、新城三县交界处,击败清军防守营,继破从桐庐前来“进剿”的清军,占据桐庐、分水两县,并进兵严州府城。后来濮振声不幸被俘,被监禁在仁和县署。起义失败后,白布会仍在严州各地活动。
  平洋党由嵊县竺绍康创立,最初是为了向当地土豪蔡老虎报杀父之仇,① 《军录》两广总督叶名琛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② 王明伦:《团练与义和团运动》,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路遥编:《义和团运动》,巴蜀出版社1985 年版,第267—271 页。
  由于清廷包庇蔡老虎,因而把矛头指向官府,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
  鸟带党原是诸暨一带无业游民的组织,以“劫质富户,勒索财宝”为事。因腰缠玄带为号,故名。辛亥革命时期因王金发等人加入而重新活跃起来。王金发是嵊县人,秀才出身,有文化知识,在革命思想影响下,于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大同学社,以研究学术为名,进行反清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鸟带党也逐渐倾向于反清革命。
  除以上较大的会党外,还有金钱党、祖宗教、百子会、白旗会、红旗会、黑旗会及青帮系统的私贩党等。
  辛亥革命时期,教门作为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组织,在资产阶级推翻清皇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更难发挥正面的作用。一些会党则由于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络与领导,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辛亥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反清斗争的秘密结社主要是会党。这些会党大多属于天地会与哥老会两大系统,也称“洪门”与“汉留”。其活动地区主要在两广、江浙、江西、安徽、四川、两湖及陕甘等省,甚至宁夏、新疆也发现过哥老会的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状况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这时会党的成员虽然仍以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为主,但这些阶级、阶层本身已发生了变化。会党活跃的省份,大多经济比较发达,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都比较高;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多已卷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希望发展资本主义。这种要求在受到国内封建统治的阻挠与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以后,他们日益产生不满情绪,不断进行自发的反抗斗争。他们的斗争往往由于会党本身的弱点和落后性而陷于失败。一些有较高文化素养,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熏陶的知识分子加入会党以后,他们开始积极引导会党群众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行列。其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一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他们中间许多人曾留学国外,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思想上同封建专制制度日益格格不入,倾慕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当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腐朽的清廷采取投降卖国的政策,使中华民族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认识到要挽救祖国的危亡,必须推翻清廷这个“洋人的朝廷”,从而提出“革命排满”的口号,主张废除封建的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亟需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的支持,而同下层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会党,便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可资利用的一支现成力量。会党也只有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才能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不仅有可能性,而且有现实的基础。
  会党具有长期从事秘密活动的经验,有互济互助,患难与共的传统和“富团结力,守秘密,重然诺,急公死义”的精神。而且有自己一套组织系统,是一支现成的队伍。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多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有奋不顾身的革命热情,却缺乏深入到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发动工作的本领,他们希望有一支现成的队伍为自己所用,会党正是这样一股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联络,虽只限于其首领,而会党的家长制统治,重义气,绝对服从首领的传统,恰好有利于革命派这种联络工作。只要首领被动员起来,便可以带动一大片。革命派通过会党,又可以进一步联系广大下层群众。
  会党长期受到清廷的镇压与迫害,具有较强的反抗意识,一直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这同革命党人“革命排满”的口号,在形式上颇为相似。经过革命派的联络与教育,会党大多从原始、落后和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组织,转化为具有民主革命倾向的团体。一些会党不仅组织上接受革命党人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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