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冲突-儒学与现代管理-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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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管理的口号，或管理的实务？儒家的道理是否只停留在中国人的嘴边，抑
或体现于实际行事之中？
这类疑问，并不是毫无来由的。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里，的确看到许
多言行不一的现象，往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其间的不一致，有时
甚至可以达到俗话所谓“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程度。
这种言行差距的例子，在历代统治者中比比皆是。因此，我们必须承认，
儒家的理想很难完全落实。既然无法完全落实，为什么一定要讲个不停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的人认为，被挂在嘴边的那些儒家的大道理，只不过是某
些人用来装点门面的幌子、遮丑的谎言，甚至是统治者愚民的工具。依此观
点看来，儒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似乎就在于点缀与遮掩，而传统文化中的矫
饰与虚伪即属儒家思想的副产品。事实上，任何一种东西都可能被误用；儒
家思想被扭曲、误用，也不足为奇。儒家之道的正当作用在于作为一种理想，
由此对现实有所“提携”、“转化”，从而“制衡”、“约束”现实中下坠
的力量。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一个戏剧性事件。在这场变革中，儒教受
到严重打击。但是，孔子思想并没有在日本消亡。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追
上欧美诸国，积极引进欧美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把
孔子的思想引入新体制中，加以利用。制定了三条政策：一、在国民教育中
恢复儒教教育；二、继续举行孔子祭祀典礼，把孔子神化；三、大力开展儒
教研究活动。
比如，近二十年来，NIES（新兴工业经济群）各国和地区中的新加坡，
积极开展学习日本活动，拼命吸收日本式经营。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日本经济
上取得的成功在于日本的经营方式。亚洲
NIES和
ASEAN（东南亚联盟）近二
十年来惊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可说是以儒教理论为基础，经不断
努力而有此成绩的最佳例证说明，儒教理论不但适用于经济现代化，而且超
越群伦。他们将社会秩序和儒教的伦理行为规范互相结合，这么地产生了孔
子的经营哲学。这个经营哲学成为
NIES经济发展和成功的基础；同时，对工
业化及产业化的社会，也发挥了功用。例如，韩国一位成功的财阀利用的便
是同族经营的效率性。像日本一些大企业经营成功，也是利用对同一家庭的
感情，因而提高了企业的效率。
时代的呼唤经理人的法宝
时代的呼唤经理人的法宝
在世界各发达国家经济全面衰退的今日，如果能够从现代社会学和哲学
的新观点来看孔子的思想，那么在经营管理方面，便会有新的发现。
孔子说：“仁者，爱人也”。“仁”字虽然只是一个符号，却代表着“软
性管理”的经营思想体系；或是说“以仁为特征的人文管理思想体系”。孔
子的经营管理思想具有实用价值，是一种教人如何在现实社会中生存，如何
增长智慧，如何获得管理成效的学说。
纵观历史上的儒家管理哲学，横看今日的中国及世界，我们不能不感受
到一种启发，即：如何把儒家的管理哲学开发出来，以利于我们正在进行的
经济建设和祖国的飞黄腾达这一宏伟事业？
美国一位汉学家曾预言：“现在已逐渐到了西方文化的没落时代，亚洲
的祖先是‘东方的太阳’（即孔子）。现在，儒家文化非常引人瞩目。为什
么呢？原因是，在日本代表的东亚各国和地区中，儒教文化影响非常大，而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取得了快速发展，所以引起世界瞩
目。”
21世纪将是亚洲儒家文化的时代，中国将成为
21世纪的经济大国。为
了迎接这一时代的到来，我们有必要整理儒家管理哲学这一国宝。
事实上，儒家管理哲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哲学，注重实用、实实在在、
不尚空谈是它的特点。本书所纳入的儒家管理思想及其管理方法就特别注意
到了这一点。比如，“管理就是治人”、“管理就是协调”等观点，以及儒
家教你如何做人、用人，如何“修身”等等，无一不是实在、朴素又有启发
意义的。这种实用的管理思想与管理方法必将成为经理人的法宝。
“治人”——管理就是关于人的管理
“治人”——管理就是关于人的管理
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说：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有贤能的人存在，好的政治
就能实行起来；贤能的人不存在，好的政治就会消灭。在儒家看来，人是管
理活动的中心，有了人才有管理，没有人就无所谓管理了。
儒家管理思想之所以以人为中心，这同整个儒家哲学的人本主义倾向是
分不开的。《孝经·圣治章》引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句话
虽然不一定是孔子的原话，但其中的“贵人”思想却的确是孔子乃至整个儒
家哲学的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
人为万物之灵。这一观点体现在管理思想中，那就是必然把人当作管理的主
要对象。在儒家看来，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
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荀子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和法（即规章制度）的关系，
以此为契角来论证这一观点。他指出，只有造成国家混乱的君主，而没有必
定混乱的国家；只有能够使国家安定的人，而没有使国家自行安定的法。例
如，传说中的射箭能手羿，他的射箭方法没有失传，但不是世世代代都有像
羿那样善射的人；传说中的治国圣王禹，他所创立的治国法规仍然存在，但
不是世世代代都有像禹那样的君主。方法与法规归根结底还是依靠人来执
行。“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
道》），意即：法是不能自己发挥作用的，依法类推也不能自动进行，有了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那么法就能起作用，否则就不能起作用。
在儒家看来，管理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于人。
据儒家经典《尚书·皋陶谟》记载：有一次，皋陶和大禹在帝舜面前讨
论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为政”的三项原则：一曰：“修身”
（“慎厥身，修思永”）——即君主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自身的品德
修养。二曰“官人”（“知人则哲，能官人”）——意即要善于发现和使用
人才。三曰：“安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即要给老百姓恩惠，
使他们得到安定的生活。在这里，人（包括君主、各级官吏和广大老百姓）
是国家管理的基本对象。所谓“为政”就是“治人”，而“治人”在本质上
包括“修身”、“官人”及“安民”三个主要内容。
“以人为本”——“治人”的哲学基础
“以人为本”——“治人”的哲学基础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关于“天地之间人为贵”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这
一思想明确了人在天地间的位置，区别了人与万物的差异强调了人在社会历
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这一思想也包含有合理的因
素，具有一定积极的现实意义。
以人为贵，必然以人为本。民者，人也，古代民和人通用。孔子从人本
主义出发，进一步认识到民在社会、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了
“民为本”的思想。孔子说：“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意即能顺从人民的
意志为转移，这就叫知道国家之根本。曾子接着强调：“此谓知本，此谓知
之至也。”知道以“民志”为“本”的统治者，他就是聪明绝顶了。这是春
秋时代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升华。随着奴隶制神权统治的衰落，人的地位提高
了。如《左传》中写道：“夫民，神之主也”，“天道远，人道迩”。说明
当时人间事物以人为主，以民为本的观点增强了。孟子也说过：土地、人民、
政事，是诸侯国的三件宝，即人民是国家的三件宝之一。他还说：“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民最为重要。所以，孔子
儒学从社会的实际经验中，得出了一个真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
一观点甚至得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赞同，唐代李世民就强调：“凡事皆须
务本，国以人为本。”
“民为本”，这是对社会历史活动本质的真实概括。人民群众是物质财
富的生产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主宰。得民心者，得天
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个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和谐与安宁，都要得乎民
心，顺乎民意。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
舟。”失去民心，违背民意，必定要垮台的。所以，绝不能忽视人民在国家、
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管理的实施者是人
管理的实施者是人
所谓“官人”，就是对于各级官吏的管理，也就是对于管理实施者的管
理。
儒家十分重视各类管理的辨别、考察、培训及使用，也就是知人、用人
及育人。孔子首先提出“举贤才”的主张。孟子则用实例来证明任用贤人的
重要性，他指出：虞国不用百里奚，因而灭亡；秦穆公用了百里奚，因而称
霸。这就证明：“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孟子·告子下》），意
即不用贤人就会遭到灭亡，即使是要求勉强存在，都是办不到的。
那么，如何“官人”呢？《大戴礼记》专门有一篇题为《文王官人》的
文章，借用周文王的口气对“官人”的内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它把“官人”
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知人”，即对于各级官吏的鉴别，二是“用人”，即
对于各级官吏的使用。这实际上是对先秦儒家“官人”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关于“知人”。孔子提出：“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
哉”。（《论语·为政》）意即：“了解一个人，就要看他的所作所为，了
解他所走过的道路，观察他兴趣爱好。这样，那个人的善恶怎能隐藏得了
呢？”孟子也提出：“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瘦哉？”《孟子·离娄上》）
意即：“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注意观察他的眼睛，这个人的善恶又能往哪
里隐藏呢？”
《文王官人》篇则具体提出《六征》鉴别法。所谓“六征”就是根据官
员（包括在任者和打算任命者，下同）的六种表现，而考察他的品质，一是
“观诚”，就是考察官员的道德、品质和情操；二是“考志”，就是考察官
员的言论谈吐来辨别他的志向；三是“视中”，就是通过官员说话的声调来
观察他的内在气质；四是“观色”，就是根据官员的表情来察看他的外在气
质；五是“观隐”，就是通过一定的外露信息来明察官员有意掩盖的本质；
六是“揆德”，就是在前五种表现的基础上，对于官员的品德作出总的评价。
关于“用人”。据《论语·雍也》篇记载，孔子曾向鲁国的执政大夫季
康子介绍自己的学生，仲由、端木赐和冉求分别具有“果”（即果敢决断）、
“达”（即通情达理）和“艺”（即多才多艺）的特点，认为他们可以担负
国家的管理工作。在另一个地方，孔子甚至还直接提出仲由可以负责兵役和
军政，冉求可以当县长，公西赤可以办理外交。荀子在《君道》篇中也提出
“材人”即对于国家管理人员量才录用的观点，并区分了“大夫”、“卿相”
和“君王”三类治国的人才。
《文王官人》篇则进一步提出“九用”的观点。所谓“九用”，就是对
于九种不同气质和特长的管理人才，分别任用他们担任九个方面的工作，诸
如：
①公正、仁义而有智谋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国家各级官员；
②仁慈、厚道而懂得事理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基层领导人；
③正直、忠诚而有信用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纪律监察官员；
④谨慎、公正而且明察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法官；
⑤公平正直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财务管理官员；
⑥谨慎、明察而廉洁、公正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主管分配和赏赐的
官员；
官员；
⑧善于交际并能广泛搞好关系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外交官员；
⑨勇猛、刚毅、善于估计形势和果断决策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军事
领导人。
总之，根据对象的不同能力而分别任用，使之各得其所，这就是所谓“因
方而用之，此之谓官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