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冲突-儒学与现代管理-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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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概括所反映的其实只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企业的情况，具有东方
儒家文化背景的国家，其发展过程就不是这样。以日本为例，即使是在工业
化时期，日本企业同样保持着亲密型的人际关系。与西方企业推行“以物为
中心”的管理方式不同，日本企业推行的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西
方人把企业看作“利益社会”，日本人则把企业视为“命运共同体”；西方
企业把人际关系契约化，日本企业则使人际关系微妙化；西方企业把工作外
的私人关系看作“不正当的恋爱”而极力阻止，日本企业则把亲密的人际关
系看作“美妙的婚姻”而公开提倡；西方企业只鼓励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日
本企业却鼓励人们的相互合作和支持；西方企业存在着威严的上下级关系，
日本企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却类似某种“前辈”和“后辈”、“老师”
和“学生”的关系。总之，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同，日本企业的人际关系是
建立在“家族主义”或“集团主义”的基础上的。
化时期，日本企业同样保持着亲密型的人际关系。与西方企业推行“以物为
中心”的管理方式不同，日本企业推行的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西
方人把企业看作“利益社会”，日本人则把企业视为“命运共同体”；西方
企业把人际关系契约化，日本企业则使人际关系微妙化；西方企业把工作外
的私人关系看作“不正当的恋爱”而极力阻止，日本企业则把亲密的人际关
系看作“美妙的婚姻”而公开提倡；西方企业只鼓励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日
本企业却鼓励人们的相互合作和支持；西方企业存在着威严的上下级关系，
日本企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却类似某种“前辈”和“后辈”、“老师”
和“学生”的关系。总之，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同，日本企业的人际关系是
建立在“家族主义”或“集团主义”的基础上的。
但是，正如米勒在上述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的企业不可能采用日本
的终身雇佣制，也不能像日本那样，促使员工对公司毫无保留地效忠。我们
无法采用这种做法，就像我们无法采用日本国内的生活，也就是大家庭制，
父母的权威至上。美国的文化重视个人主义，强调地位平等，与日本的人际
关系截然不同。随着美国企业日渐了解个人所扮演的角色、需求、参与和自
尊心，都与创造性成效密切相关，就能发展一种新的亲密感。”
如此看来，儒家以“五伦”为标志的社会组织形态，其中所包含的家族
主义倾向在现代管理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其中所追求的亲密型的人际关
系，对于现代管理组织来说，却依然是不可缺少的“润滑剂”。就此而言，
儒家的组织形态理论在现代依然有一定的生命力。现代管理学界，自从梅奥
和巴纳德以来，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企业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效率
逻辑与情感逻辑之间的平衡。在这方面，儒家的组织理论也许可以提供某种
有益的启示。
领导方法
领导方法
在儒家的“行为理论”中，对于领导行为方式的探讨独具一格，这就是
著名的”无为而治”原则。提起“无为而治”，人们一般都认为这只是道家
的主张，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无为而治”是儒、道、法家的共同理想。孔
子曾经正面赞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老子则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并一再强调“无为无不为”。
韩非在“解老”的过程中，继承了“无为无不为”的思想，并与某君主专制
理论相结合，提出”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融合儒道法三家思想
的《管子》一书则明确提出：“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此外，“无
为而治”也可以说是墨家和名家的理想目标，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名家
倡导“循名责实”，都是达到“无为”目标的“有为”手段。
所谓“无为而治”，其实就是管理行为的“最小——最大”原则，即如
何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在这一点上，不仅是中国古代思
想各家各派，即使是现代管理各家各派，恐怕都无异议。这里的关键在于什
么是“最小”，各家各派的理解就不一样了。道家所理解的“最小”是“道
法自然”，因而主张以清静无事来达到无为而治，法家所理解的“最小”是
“君主集权”，因而主张以专制手段来达到无为而治；而儒家所理解的“最
小”是“为政以德”，因而主张以道德导向来达到无为而治。
所以，我们不仅要认请“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思想各家的共同理想，
而且更要把握各家达到“无为而治”的具体手段。
儒家所谓的“无为而治”，说的是“为政以德”、“任官得人”、“行
其所无事”，这同现代管理理论所说的“象征性管理”、“分级管理”和“自
动化管理”等领导方式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为政以德”：象征性管理技法
“为政以德”：象征性管理技法
“为政以德”的思想源自《尚书》。据《尚书·皋陶谟》记载，传说皋
陶和禹在帝舜面前，讨论治理国家的事情，皋陶指出：“相信并按照先王的
道德处理政务，这样就能够使谋略实现，大臣之间也就能团结一致，同心同
德了。”
接着，皋陶具体指明了管理者所需要遵循的德行有九种，包括：
（1）态度豁达，毫不拘束，又能恭敬谨慎；
（2）性情温和而又有主见；
（3）行为谦逊而又严肃认真；
（4）虽有才干，但办事仍不马虎疏忽；
（5）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又不为纷杂的意见所迷惑，而能刚毅果断；
（6）行为正直而态度温和；
（7）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小处着手；
（8）刚正而不鲁莽；
（9）勇敢而又善良。
皋陶认为，作为一个管理者，如果每天都能恭敬而努力地按上述九种德
行中的三种办事，那就可以做卿大夫了；如果每天都能够庄重而恭敬地按其
中的六种德行来约束自己，那就可以当诸候了；如果天子能够兼备上述九种
德行，并以之布施政教，选官用贤，随机应变，那就可以建立治理国家的大
功业了。
因此，儒家十分重视领导者的道德修养。针对当时社会管理阶层中的道
德败坏现象，孔子指出：“道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合乎义理的
事情不能全力以赴地去做，自己有缺点，不能迅速改正，这些正是我感到忧
虑的地方。”据此，孔子正面提出“崇尚道德”的原则。他认为，衡量一个
领导者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志，就在于他的品德如何。孔子举例道：譬如有这
么一个领导者，他的领导才能之美妙比得上周公，但只要他骄傲而且吝啬，
那就不值一谈了。
那么，为什么领导者只要“崇尚道德”就能够取得“无为而治”的管理
效果呢？这其实就是儒家所反复论证的“修身治国”、“正己安人”的关系。
孔子指出：“统治者本身的行为正当，不发布命令，事情也行得通：统治者
本身的行为不正当，即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信从。”在儒家看来，统治
者的德行好像风，而老百姓的德行就如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
以，统治者的道德导向是相当重要的。
儒家认为，国家最高领导者是各级官吏和广大老百姓的表率，他的一举
一动、一言一行都具有示范的意义。最高领导者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就能
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这样，各级官吏和广
大老百姓就能自觉地按照封建社会的道德准则去行动，处理好各自的事情。
从而，最高领导者就不必绞尽脑汁地去考虑和处理国家管理的具体事务，更
不必费尽心机地去指挥人们做这做那，而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道德
规范，就足可以把国家治理好了。这就是道德导向的“无为而治”。
规范，就足可以把国家治理好了。这就是道德导向的“无为而治”。
因此，孔子特别称赞古代传说中的“圣王”大禹，他说：“禹，我对他
实在挑不出毛病了！他自己吃得很坏，却把祭品办得极其丰盛；穿得很坏，
却把祭服做得极其华美；住得很坏，却把力量完全用于沟渠水利。禹，我对
他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了！”在孔子看来，对于像禹这样品德高尚，吃苦在
前而享受在后的领导者，的确是无可指摘的了。
儒家这种强调“为政以德”，重视精神价值导向的领导方式，同现代“企
业文化”理论家所提倡的“象征性管理”相比，简直可以说是维妙维肖。
所谓“象征性管理”，美国管理学家笛尔（T。L。Deal）和肯尼迪
（A。A。Kennedy）在其合著的《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s）一书中
解释道：“在文化强有力的公司，是由管理人员来引导员工支持和塑造企业
文化的。我们把这些管理人员称为“象征性管理者’，因为他们花费很多时
间来思考文化的价值观，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由于日常工作的起伏而引
起的价值观冲突之上。”
笛尔和肯尼迪在该书中指出：任何一位管理人员，都会遇到三类事情：
一类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一类是值得注意的“一般事”，再一类是事关
全局的“大事”。象征性管理者的技能之一，就是能够分辨这三类事情的轻
重缓急。他们不会拘泥于“小事”，而会成为料理“大事”的“演出专家”
——在其中扮演着有名气的“演员”和“导演”的角色。他们从来不会放过
可以加强和改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观念，并使之戏剧化的机会。总之，“我
们把他们称之为‘象征性管理者’，是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对周围发生的文
化事件给予象征性的影响。”
儒家心目中“为政以德”的理想“圣王”，也正是这样一类“象征性管
理者”，他们所一贯强调、始终坚持的道德教养和精神价值，必然对于管理
组织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任官得人”：分级管理技法
“任官得人”：分级管理技法
关于舜的“任官得人”，孔子指出：“舜有五位贤臣，天下便因此太平。”
按照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注解，这里的“五位贤臣”，指的是：禹、稷、契、
皋陶、伯益。——这五位都是当时舜手下最著名的大臣。
其实，按《尚书·尧典》记载，当时舜所任用的大臣远远不止这五个人。
具体来说，舜任命禹担任“司空”，治理水土，并主持政务，统率百官；任
命弃担任“后稷”，教导人民种植庄稼；任命契担任“司徒”，教育人民遵
守伦常道德；任命皋陶担任法官，掌握刑律法制；任命槻殳、斨、伯与等人
担任“百工”，组织手工业生产：任命益和朱、虎、熊、罴等人担任“虞官”，
掌管山林川泽和草木鸟兽；任命伯夷担任“秩宗”，负责祭祀鬼神；任命夔
担任乐官，负责管理文化娱乐；任命龙担任“纳言”，负责沟通上下联系。。
如此，加上四方诸侯的首领（“四岳”），舜所任命和领导的官员，至少有
20多名，他们各负其责，分别处理有关的管理事务。
按照历史传说，舜的领导国家的职位是尧禅让的。后来，舜又根据“让
贤”的同一原则，把这一职位禅让给了禹。而尧、舜、禹三位“圣王”在位
时，都能任用贤人作为自己的辅佐。关于上述情况，荀子用歌谣的形式予以
宣扬，诸如：“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舜授禹，以天下，
尚得推贤不失序”；“劳心力，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举舜畎亩，任之
天下身休息”；“禹传士，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
直成为辅”；等等。
荀子本人则特别论证“任官得人”与“无为而治”之间的因果关系。他
指出：治国有正确的方法，君王有专门的职责。像那种具体的行政事务，是
应该由各级官员去做的。至于君主的职责，则是选择一个好的宰相，以便率
领百吏官人，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则可以统一天下，
名配尧舜。在荀子看来，“这样的君主，他所主管的事务极其简单却又十分
周详，所从事的工作极其安逸却又非常有成效。他可以衣冠整齐地端坐在竹
席之上，而天下的老百姓都无不愿意拥戴他为帝王。”
由此，荀子得出结论：“所谓‘君主’，就是具有领导别人的能力的人：
所谓‘匹夫’，则是仅仅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君主可以指使别人办事，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