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下)-第3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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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四年，粤匪扰河南，庆云赴潼关，与提督丰绅、将军扎拉芬筹防御。又自潼关赴商南，遍历各隘。上命丰绅率兵驻襄阳。粤匪陷武昌，庆云请以湖北会城暂移襄阳，山西、四川协筹军饷，保全大局。寻调山西巡抚。古
五年五年，奏言：“潞盐行销山西、陕西、河南三省，陕患盐多，晋苦值贵。拟将陕引匀销晋省三百七十石。晋引则就地远近，公平定价。惟河南官运已觉暢行，拟兼行民运，以广招徠。禁止吉兰泰、花马池盐侵销。”又言：“陕省课归地丁，输纳不前，请仿河南招贩民运，於河东、河西择地设局稽查。”又奏言：“军兴以来，各军营用银出纳，易钱买粮，岁丰银裕，何便如之！今用兵之地，赋税不全，仰给邻省，完善之区，正供不足，佐以捐输。当此穀贵钱荒，以银易钱，以钱易粮，耗折大半。往时兵饥，得银可饱，恐此后以银亦不可饱，况银且不可常继。拟令州县碾动仓穀，解饷兼用制钱，舟楫可通，宜无不便。”均如所请。古
又奏又奏：“山西前明逼近三边郡县，率民筑堡自卫。一县十馀堡至百数十堡，星罗釭布。今惟云中、代、朔，堡寨相连，省南各属，则多残缺，当令缮完。定社规，立义学，化导少壮惰游，合祭赛以联其情，相守望以齐其力。有事则聚守，无事则散居，於无形中寓坚壁清野之法。”又以河南南阳诸地旱蝗，请饬发仓筹赈，俾灾民不为土匪勾胁，以救灾即以弭患。捻匪扰南阳，庆云密陈省南分三路，遣兵巡防。主
擢四擢四川总督，贵州思南教匪为乱，庆云遣兵防酉阳秀山，请饬总兵蒋玉龙自镇远规复思南。寻奏四川旧有啯匪，盗案多於他省，饬各属行保甲，立限捕盗。又奏於酉阳设屯田，分设屯兵驻防城乡要隘。又奏：“川省差役捕盗，传证起赃，辄纠多人，持械搜掠，名曰‘扫通’者，此与强盗无异。请照强盗律，不分首从皆斩，兵丁有犯同之。”均下部议行。知
寻以寻以黔匪焚掠，渐近綦南，遣兵出境攻层峦山、飞梯岩诸隘，又破胡家坪贼巢。九年，兼署成都将军，调两广总督。行次汉阳，以病乞罢，许之。旋召诣京师，病未即行。十一年，穆宗即位，授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同治元年三月，庆云将力疾赴召，前一日剧病，卒，谥文勤。孙仁堪，循吏有传。知
谭廷谭廷襄，字竹厓，浙江山阴人。道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直隶永平知府，调保定，迁顺天府尹，擢刑部侍郎。咸丰六年，出为陕西巡抚。直省采米运京仓，廷襄疏言：“陕西产米少，转输不便。请改折解款，由部召籴，费节而事集。”七年，署直隶总督。知
是时是时英、法、俄、美四国合军陷广东省城，廷襄疏请封货闭关，恩威并用，上以海运在途，激之生变，虚声无实益，不允。八年四月，英兵北犯，占大沽砲台，窥内河。大沽口外积沙，海舟不能直入，敌舟至，数以小汽船采测。时方议款，不为备，不虞其骤发。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劾廷襄，夺官戍军台。九年，以三品顶戴署陕西巡抚。上命直省禁习天主教，廷襄疏言：“天主教流行中国二百馀年，到处穷搜，转滋骇愕。惟有密饬官吏稽查保甲，列册密记，乘机启导。”时款议未定，或请西巡，偕总督乐斌疏陈三便三难，议乃寝。主
十一十一年，授山东巡抚。频岁军兴，山东诸郡县群盗蜂起，皖捻入境，勾结土匪，滋扰几遍。僧格林沁大军驻山东督剿，廷襄率兵出省协助，并督各郡县团练防剿兼施，具详僧格林沁传。同治元年，兼署河东河道总督。三年，入为刑部侍郎，调工部，又调户部。主
五年五年，湖北巡抚曾国荃疏劾总督官文贪庸骄蹇，并以公使钱餽四川考官胡家玉、张晋裕等，上命尚书绵森及廷襄往按，并诘家玉。家玉言自四川还京，道湖北，官文等餽赆，以道梗改水程，无州县支应，乃受以充费。廷襄等至湖北，疏言：“丁、漕、盐、釐、关税、捐输，实用实支，并无浮滥。惟汉阳竹木捐零星不请奖叙者，凡因公动用，例不报销之项，由此动支，官文餽家玉等是实。”上为罢官文。即令廷襄署总督，家玉等并下吏议。古
御史御史佛尔国春劾国荃，言国荃亦以竹木税治公廨，严责廷襄蒙蔽。廷襄等复疏陈国荃上官未久，无以竹木税治公廨事，因言：“湖北三次陷贼，百端草创，不循例案，诸废具举，随事设施。今以动用官款，加以处分，亦足示警。若更罪及所受之人，路远给赀，亲丧承赙，皆罣吏议。王道本人情，琐屑烦苛，似非政体。”於是诸受餽者皆置不问。六年，上用前事夺官文总督，是冬，国荃亦以病乞罢。主
廷襄廷襄还京，署吏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再迁刑部尚书，兼署吏部。九年，卒，赠太子少保，谥端恪。古
马新马新贻，字穀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安徽即用知县，除建平，署合肥，以勤明称。咸丰三年，粤匪扰安徽，淮南北群盗并起，新贻常在兵间。五年，从攻庐州巢湖，新贻击败援贼，迭破贼盛家桥、三河镇、柘皋诸贼屯，寻克庐州。积功累擢知府，赐花翎，补庐州。七年，捻匪、粤匪合陷桃镇，分扰上下派河，新贻破贼舒城，记名以道员用。八年，署按察使。贼犯庐州，新贻率练勇出城迎击，贼间道入城，新贻军溃失印，下吏议，革职留任。九年，丁母忧，巡抚翁同书奏请留署。十年，钦差大臣袁甲三为奏请复官。十一年，同书复奏荐，命以道员候补。丁父忧，甲三复奏请留军。同治元年，从克庐州，败贼寿州吴山庙，加按察使衔，署布政使。苗沛霖叛，从署巡抚唐训方守蒙城，屡破贼。二年，授按察使，寻迁布政使。主
三年三年，擢浙江巡抚。浙江新定，民困未苏，新贻至，奏蠲逋赋。四年，复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又请罢漕运诸无名之费，上从之，命勒石永禁。筑海宁石塘、绍兴东塘，濬三江口。岐海为盗贼窟穴，遣兵捕治，擒其魁。厚於待士，会城诸书院皆兴复，士群至肄业，新贻皆视若子弟，优以资用奖励之。严州、绍兴被水，蠲赈覈实，灾不为害。台州民悍，辄群聚械斗，新贻奏：“地方官惮吏议，瞻顾消弭。请嗣后有讳匿不报者参处；仅止失察，皆宽贷，仍责令捕治。”下部议行。象山、宁海有禁界地曰南田，方数百里，环海土寇邱财青等处窟其中，遣兵捕得财青置之法，南田乃安。黄岩总兵刚安泰出海捕盗，为所戕，檄副将张其光等击杀盗五十馀。上以新贻未能豫防，下吏议。嘉兴、湖州北与苏州界，皆水乡，方乱时，民自卫置枪於船，谓之“枪船”，久之聚博行劫为民害。新贻会江苏巡抚郭柏廕督兵擒斩其渠，及悍党数十，枪船害始除。擢闽浙总督。主
七年七年，调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奏言：“标兵虚弱，无以壮根本。请选各营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宁，亲加训练。”编为五营，令总兵刘启发督率缉捕，盗为衰止。宿迁设水、旱两关，淮关於蒋坝设分关，并为商民扰累。新贻奏：“蒋坝为安徽凤阳关辖境，淮关远隔洪泽湖，不应设为子口。当令淮关监督申明旧例，严禁需索。宿迁旱关非旧例，徵数微，请裁撤，专收水关。”从之。幅匪高归等在山东、江苏交界占民圩，行劫，新贻捕诛其渠。古
九年九年七月，新贻赴署西偏箭道阅射，事毕步还署。甫及门，有张汶祥者突出，伪若陈状，抽刀击新贻，伤胁，次日卒。将军魁玉以闻，上震悼，赐恤，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端愍。命魁玉署总督，严鞫汶祥，词反覆屡变。给事中王书瑞奏请根究主使，命漕运总督张之万会讯。之万等以狱辞上，略言：“汶祥尝从粤匪，复通海盗。新贻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盗，其党多被戮，妻为人所略。新贻阅兵至宁波，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请以大逆定罪。”复命刑部尚书郑敦谨驰往，会总督曾国籓覆讯，仍如原谳，汶祥极刑，并戮其子，上从之。古
新贻新贻官安徽、浙江皆得民心，治两江继曾国籓后，长於综覈，镇定不扰。江宁、安庆、杭州、海塘并建专祠。主
李宗李宗羲，字雨亭，四川开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安徽即用知县，历英山、婺源、太平。咸丰三年，粤匪陷安庆，宗羲奉檄诣庐州军督粮械，积功累擢知府。八年，曾国籓进规安徽，调充营务处。九年，署安庆知府，以疾去官。同治元年，河南巡抚严树森疏荐，命送部引见，树森旋抚湖北，又疏调从军。三年，曾国籓督两江，调赴两江埂贬嵔鹱芫郑枚ㄑ亟嵕杩圃颉＝烁矗缘涝惫榱浇褂谩Ｋ哪辏鹆交囱卧耸埂Ｗ跃耍茨涎嗡腋牡捞┬耍隰遂豆现薅馂F新河，避长江风涛之险，商民便之。迁安徽按察使，再迁江宁布政使。五年，清水潭决，被灾者七州县，宗羲工赈并行，活民甚众。定招垦荒田酌缓升科限制章程，及江宁七属民卫丁漕折徵等次，民皆称便。知
八年八年，擢山西巡抚，劾布政使胡大任废弛因循，罢之。令按察使李庆★等率兵分地驻防，陕回乘河冰来犯，三战皆捷；屡自延川、韩城东窜，并击走之。丁母忧去官。主
十二十二年，服阕，擢两江总督。日本方构衅，宗羲治江防，增筑沿江乌龙山、江阴都天庙、象山、焦山、下关砲台。又於吴淞口及江阴北岸浏闻沙、乌龙山北岸沙洲圩次第添筑，使江、海相犄角。时诏修圆明园，宗羲疏言：“外侮内患，天时人事，皆有可虑。请省营缮，减服御。”十三年，又疏言：“星变屡见，外患方炽。上年御史沈淮奏请停止园工，臣亦冒贡愚忱。兹复有不能已於言者，时局艰难，度支短绌，特一端耳。今外人入处肘腋，圆明园距京城数十里，既无坚城管钥之固，复少大枝护卫之兵。频年以来，每遇民、教争斗，外人动挟兵船要求。天津朝警，则海淀夕惊。皇上奉皇太后於此，此臣所万分不安者也。如蒙皇上乾纲立断，速谕停工，天下臣民，知皇上有卧薪尝胆之思，必共振敌忾同仇之气。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苟无敬畏之念，则骄肆之心生；苟无忠谔之臣，则谗谄之人至。近日大学士文祥引疾，侍郎桂清外调，道路颇有惜词。臣窃谓老成忧国者，宜留之左右，以辅成圣德；忠直敢谏者，宜诱之使言，以恢张圣听。”疏入，上嘉纳之。知
总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筹议海防六事，下各督抚详议，宗羲上疏曰：“万事根本，以用人为要，而就海防言，尤以求将才为要。宋臣杨万里有言：‘相不厌旧，将不厌新。’盖言用兵忌暮气，宜年壮气锐，素有远志，未建大功之人。至宿将勋臣，帝心简在，固无俟臣下之论列也。古有海防无海战，今练兵仍以水陆兼练为主。水师战舰不及轮船，轮船又不及铁甲，而船之得力与否，仍视乎驾驭之人。今战舰即不能一时尽易，应就弁兵中挑赴轮船学习，仍归水师提督节制。更招集沿海熟习沙线，能耐劳苦之人，参用西法，加以训练。然沿海地广，势不能遍设轮船，若敌乘无备，舍舟登陆，则我船砲皆无所用，故不可不急练陆兵。同治十年，曾国籓议沿海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练陆兵九万，沿江安徽、江西、湖北三省练陆兵三万，合成十二万。以陆兵为御敌之资，以轮船为调兵之用，海道虽极辽远，血脉皆可贯通。今诚踵其议而力行之，各省分定数目，各专责成，贵精不贵多，宜聚不宜散。从前缺额之兵，不必再补，现在已募之勇，更加精练，是在平时之实力讲求矣。西洋火器，日新月异，叠出不穷。今日所谓巧，即后日所谓拙。论中国自强之策，决非专恃火器所能制胜。然风会所趋，有不能不相随转移者。各国新出之砲，现在上海机器局已能如式制造。惟火器不难於用而难於不用。有事试演，尚可经久，无事搁置，立形锈坏。以后购造枪砲，应於操演之后，时时磨洗，不许锈坏，违者罪之，是珍惜巨帑之要义。臣闻自古觇国势者，在人材之盛衰，不在财用之赢绌；在政事之得失，不在兵力之强弱：未闻以器械为重轻也。且西人之所以强者，其心志和而齐，其法制简而严，其取人必课实用，其任事者无欺诳侵渔之习，其选兵甚精，故临阵勇敢而不畏死。不察其所以强，而徒效其器械，岂足恃哉？自福建创设机器局，上海继之，江宁、天津又继之，皆由枪砲而推及轮船。臣愚以为大沽、吴淞、直、东、闽、广等口，如能各得铁甲一二，蚊子船三四，佐以兵轮，安配重大击远之砲，与砲台相辅，亦足屹成重镇，稍戢戎心。惟泰西各国轮船以百数十
